分类目录归档:博客

荷兰修改法律,默认每个人都要捐献遗体器官

也就是说,如果你死后不想捐献身体器官给其他人,需要去登记,而不是说,愿意捐献遗体器官才要去登记。

中国很多家庭由于无法承担医疗费,和移植器官的巨额费用,往往只好放弃治疗。如果我们也实行这样的法律,将可以给无数家庭带来福音。

如果您想捐献器官的话,可以联系当地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上去搜索一般可以找到。登记的时候事先争得父母家人同意最好,如果担心家人不同意也没有关系,在红十字会网站上填写一张表就可以了,工作人员会打电话过来核实,不需要去什么地方。

请家长给孩子买一个中英电子词典,养成自学英语的习惯

不管是学什么科目,自学能力永远是重要的。学英语一定要有一本可以发声的词典,不能依靠课堂老师的教。

淘宝上有电子词典,一般三百块左右的就可以了,越结实越好,可以用到大学。

也有几十块一个的,家长可以试一试,但是不知道质量如何。

…………………………

了解我们的太阳系:木星比地球🌍大多少

金井镇官家桥的来历: 明朝吏部尚书所建

今天和李学坤老先生在金井镇官家桥做田野调查,从一个家住民主的王姓朋友那里获得一张照片,如下:

这是一个他们正在修的王氏祖坟,上面写着墓主人是“前明(朝一位)吏部尚书”,祖籍官家。谢任后在老家修了这座桥,当地人于是把桥叫做官家桥。

这块碑是清朝后期的王氏后人修祖坟的时候刻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金井地方官把这个不符合新时代特征的地名改为了谐音字观佳桥,估计是“观看大跃进佳绩”的意思。

现在的官家桥旁有一块路牌,坚持使用官家这个古老的名称,向您致敬。

这个祖坟在长平公路旁的新茶园附近。

田野采风 | 王仲连 印山咀 20190612

采访对象:王仲连(91岁),采访人:李学坤,记录:罗军,地点:王仲连老人家里

土改的时候,我家被划为贫雇农,作的是现在大坡岭下金井老河边枣树潭一个地主家的田,一年四十石租。枣树潭旁边就是王家祠堂,也就是我们家的祠堂,这个祠堂也有十几石租,是金井王氏的公田,但是基本上都是交给毛家租种,因为为了避嫌,本家不适合作祠堂里的公田的。

我家作的40石租田里,有现在牌楼咀的25石租,以及现在石坝冲外叫咀弯里的一组田。我和哥哥王仲阳都是在印山咀出生长大的,父亲兄弟姐妹多,作为佃户,我们家就租种了地主家的田,也住了他们家的房子,后来稍微有了点积蓄,才又重新搬回印山咀,在(我们说话这个地方)这里建了房。

后来我们家租种了另外一个小地主家的一些地,是他的四川老婆主动和我提起的。这个人本来跟着浏阳人王首道搞农民运动,后来被国民政府抓住,跪在河滩上枪毙。行刑者朝着他和一队农民的后背开枪,全部刑犯往前扑倒,血染沙滩,后面的一队人扛枪就走了。过了一些时间,其中一个悄悄爬了起来,跑了。后来辗转躲到了金井,成了一个小地主。

这个人的家属花20块光洋,买了自己一条命,他后背那一枪是空枪。

杨立三当时是金井这边的农民运动头子,被到处通缉的,他跑出金井是高桥大赋堂冲的一个青帮头目保护逃跑的,逢山过山逢水过水,因为不敢走大路。他穿过大山往浏阳方向逃,浏阳的农会领袖们也穿过大山往长沙这边跑。

我们这里走了四次日本人,有一次我和哥哥王仲阳偷偷从山里回到家里,给地里lai禾,听到河对面耶稣教堂那里有一个人在喊,是老街上一个姓张的木匠,说是有人抓了个日本人,要我们这些偷偷跑回家的人过来帮忙。我和哥哥听明白了,马上淌水过河,三个人一起来到老街上一块地里,帮忙押着这个日本人过河,经过王家祠堂,界口里,镜子石,往四家方向走。

这个赤手空拳活捉日本人的是王干波,好獒的一个人,当过一十八回买兵。他捉住的这个人是个日本军官,也有点力气,王干波是有功夫的,也费了好大力气才把日本人捆住,用那个人的皮带。

到了镜子石那里,我们三个帮忙的有些怕日本人回头来找人,就让王干波一个人送到了山里,领了赏钱,我们自己还是躲到了山里,也不敢去田里干活了。

王干波从那个人手腕上弄下来一个金表,怕被人搜了去,就藏在尿桶里。一个月以后捞出来,那手表还在走。

解放后,不记得什么时候,那个当了国军战俘的日本军官又来到了金井,想找王干波,但是老百姓不敢说真话,推说不知道。其实王干波那时候还没死,[在赶脚猪]。

田野采风 | 脱甲东山村 |《金井漫话》第九期 2019.06.10

采访人:李学坤,记录:罗军,协助:田壁君,地点:现在的湘丰村新沙

座谈会参与人士:林海涛(81岁)、王国芝(86岁)、周佑明(81岁),这三位都是李学坤老家的童年伙伴。座谈会具体地点是王仁生老人家里(82岁),也就是李学坤老家对面。由于健康原因,王仁生老人只能坐在旁边打瞌睡,无法参与座谈。感谢老人的媳妇给我们做中饭。

下面这些内容只是初步的素材整理,不是最终稿件,更不是《金井漫话》的文章,我没时间去完善修改。希望这些松散的资料能够调动金井本地朋友的积极性,一起来保护那些正在消失的人文财富。

土改期间分胜利果实

五十年代初期,就脱甲乡而言,当时是按照每个人两石一斗租的统一标准来分田地的。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按照每个人多少分多少亩,那时候分地考虑了面积和产量两个因素。每个乡的标准不一样。

分土地的时候,不仅仅在外面工作的人纷纷回到家里参与分地,个别国民党的逃兵不敢回家乡,也在这里落了户,分了地,当地人也没有排斥,说不许把胜利果实分给外地人。当然这个家伙人很灵泛,每到一个地方,先看当地大姓是哪家,那么他也说自己就是那个姓,本家,换一个地方住,又换了,最后土改分地的时候才说出真实的姓氏,原来这个四川逃兵姓罗。

土改基本上是把地主的土地财产分给贫农。少部分是中农和富农,他们这些家庭的财产不动。贫农是没有余粮的,不够吃或者勉强够吃的人家。

根据李学坤老人八十多年的观察,土改那几年是脱甲地区幸福感最饱和的几年,因为很多家庭想尽了办法希望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这一下真的实现了。

金井地区农村土改是和抗美援朝同时发生的。

二战后,朝鲜半岛划分为北朝鲜南朝鲜,北边的老大哥是苏联,南边的老大哥是美国,1950年6月底,北朝鲜有了苏联的默许,突然进攻南朝鲜,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出兵支援南朝鲜,北朝鲜节节败退,苏联老大哥没有出来帮忙,中国于是派出志愿军,花了天价支援这场战争。这场战争打到1953年结束,历时三年。

脱甲乡的志愿军数量是整个长沙县的第一名,很积极。由于解放前连年战争,绝大多数当兵的都是有去无回,挡枪炮子的,所以没人愿意去朝鲜打仗,于是土改分地主资本家胜利果实的时候,就给这些志愿军战士家属多一些财产。地主家的床铺书桌大柜先让他们家挑选一套好的,其他贫农再分剩下的。

分田亩也是这样,军属可以分得一个半人田。这些志愿军战士为了家里多半个人的水田,赌上了自己的命。

土改是一个贫农团为首牵头操作的,都是当地人,基本上还是延续民国时期的农村自治的习惯,政府并没有多少精力来参与细节。脱甲东山的土改骨干包括董润生,黄太生,王广奇等人,负责宣传政策。

原则上是地主家剥削来的剩余价值要还给农民,个人物资不动他们的,大家一视同仁。但社员们往往是把好东西全部挑走,只剩下一些破破烂烂给他们。

参加座谈会的五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当年全部被划为贫农,但是贫农也分很多等级,一等贫农是穷得不能再穷的,比如周海涛家,六等是有些财产的,比如李学坤家里。

分财产的时候,社员们来到地主家搬东西,床铺书桌大柜是家家需要的大件好东西,数量有限,只有一等二等贫农才有,到了五等六等贫农,可以分的可能是一些没那么实用的物件,比如皮箱、绸布衣服,摆花的茶几等。决定要分,不留给地主的东西都用粉笔画一个圈,其他人就搬到大门外,然后统一集中到村子里一个地方,以联组为单位分配。

分财产一次很难分妥帖,李学坤家里第二次分到的东西是一件更不适用的 — 一件长衣,和尚穿的。

一等二等三等贫农是家里没有田的,林海涛家里是一等贫农, 上无片瓦,更别说有地了 ,所以先分一些有价值的,包括耕牛农具等。包括他们家在内的六户人家分到了一头牛,大黄牯牛。他父亲是做长工的,在进食堂的时候死了,这个长工躲过了被说成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

最底层贫农的屋子

解放前,金井郑氏是贵族,有48间大花屋,有专门用来养猪的屋子。但是那些最底层的老百姓住的地方连那些大户人家的猪楼都不如,一家几口人偎在一间房两间破房里,一下大雨就害怕房子垮,压死人。就两间房,有时候还要隔出一小块地方养猪,增加一些收入。

就这样的破房子也还是要租,自己盖不起,有些人家一年还要搬两次家。

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责任制后

五十年代初期的土改让大部分老百姓很开心,很多在外面打流的,赌钱打牌的,都回来了,因为分了地给他们。但是土改的益处被一场又一场运动抵消了,而且科技并没有进步。解放后的老百姓们还是累得要死,产量不高,总是饿。

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的是邓,而不是毛。

参加座谈会的几位八十多岁老人中,李学坤老先生是个知识分子,党的干部,不是农民,他认为如今农民不再需要担心没饭吃,主要是土地制度的改革,而其他几个老人是一辈子的农民,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种植技术的大幅度提高。

土改前,没有土地的金井农民如何解决吃饭问题

和现在的农民赚钱的基本途径差不多:做工、做小生意。做工有长工、零工、月工三种。

好的经验丰富的长工一年可以收入32石租谷。看牛伢子这样的长工头一年4石,三年后可能是十几石一年的工钱。没有手艺的零工大多数是八升谷一天,一石谷四天。篾匠和裁缝这样的工匠一天一般是一斗谷,因为不需要晒太阳,不太流汗,工钱比砖匠木匠低一些,后者是一斗二升谷一天。月工主要是收获季节请。

有些人家需要请人来整地,自己家又没有牛的话,那这个零工可以带犁耙副当,赶着牛来。一直牛一天的工钱要算两个劳动力的,这个人带牛来整地一天要算三天的工钱。

做小生意的指的是那些不需要铺面的生意,比如猪牛贩子,卖豆腐,或者从豆腐店批发一些油豆腐,挑着走街串巷卖掉,在50年代,这些油豆腐担子一趟也可以赚几块钱。

那时候的人都吃些什么

即使是解放后,家家户户都有地了,因为耕种技术不够,产品一直很低。所以水稻是肯定不够吃的,要有红薯、小麦等辅粮。还是不够的话一天就只吃两餐,晚饭就不吃了。

东山村有个八阿公,把家产大部分分给儿女,自己一个人住,为了省钱省粮,晚上不吃饭,就在火堆里烧一个芋头当晚饭。这个老头土改时被划为了地主,所有的老乡都说他一世人“不抵”。

如果家里没有红薯地种红薯,就等村里其他人家挖掉红薯过后,去挖第二轮,把人家红薯地里那些胖胖的肉根洗干净,拿回家当饭吃。反正不管是不是大饥荒的三年期间,有很多年份金井地区的农民都在高山大岭里四到处找吃食。

在那个饥饿的年代,粮食是主要交换品,现在粮食不成问题了,钱成为了主要交换品。形容那时候的富豪人家一般是说他们家有几百石租,形容现在的富豪人家一般是说家里有人当官没有,当多大的官。

石灰和农药

家肥不多,石灰是那个时代最主要的肥料,同时石灰也有杀虫的功能。农民经常需要推着土车子来去四五天到浏阳或者汨罗去买石灰。

讨米讨饭

离脱甲东山不太远的,现在观佳乡的白石洞和仰山塅以前穷人扎堆,人多地少,经常有很多人出去讨米。所谓白石洞的48只苦菜篮,48根讨米棍就是那个饥荒年代的心酸写照。

有些不愿意背井离乡去讨米的就留在家里,周边人家一看到有人办红白喜事,就赶过去讨吃。这些人里面有大叫化,大部分小叫花子都听他的安排,主人家需要讨好这个人。传说这些大叫花子中有些会法术,能够让宴席的米饭怎么蒸煮就是不熟,但很少有人能够证实。乡下七袋长老是有的,九袋没听说过。【点击这里阅读一篇关于思公桥的汪叫化的故事】金井这边的大叫花在涧山村,离老街不远,他叫做连驼子。这些人吃饭不上席,四碗一壶地下一KU(蹲),围成一圈吃。壶是指酒,不能少了酒,但也只要四碗菜。

脱甲以前有个乡长死了娘,葬礼是大场合,光叫花子就有八桌。给他们吃了一米箩饭还不够,干脆就挑出一担米,分给了这些饿鬼。由于人实在太多,为了保证没有人要了再来要,就把所有叫花子都关在一间房里,然后一个个出去领,领了吃的就走到另一边去,不能再进这间房。要是碰到有乞丐把饭吃掉以后偷偷地重新回来讨吃,那个分饭的师傅会用瓢把他的碗都敲破。那个乡长家里的葬礼上负责给丐帮分饭的是王氏兄弟,解放前杀过人的。

东西红黑

解放前老百姓害怕的主要是东西红黑,红是指抢劫,黑是指盗贼,西是指叫花子,东是指?。

一直到九十年代,金井乡下还有偷稻谷的贼,七十年代以前,几十年的饥饿使得形形色色的偷吃食的盗贼出现:偷菜、偷米、偷饭、偷红茴。。。以前没有冰箱,剩饭就放在饭篮里,有些贼肚子饿了,就进来偷米饭,甚至连同饭篮都拿走。

有一个有文化会写字的偷饭贼觉得很不好意思,还给主家留下一张纸条,说明自己“受实冇饭呷”,甚至还留下了一点点钱。

米与迷信

至今金井人的迷信活动中,很多还需要用到米。以前医学不发达,迷信自然多。这些迷信的细节不需要细说,但米作为主粮的神圣地位在古时候可见一斑。

周三和

周三和早早地没了爹娘,不是病死就是饿死,留下兄妹两个孤儿,冇田冇屋。周三和十三岁就把老妹嫁了,自己去当学徒,当缝纫,后来也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是仍然家徒四壁。有时候帮一些穷人家做衣服,49年做的,到50年主人才挑一些米上门当工钱。这些人家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整天提心吊胆,帮人家做衣,只好和主人家说要早点散工,去找东西给一家人吃。

借到了谷,往往是肚子里已经饿得不行,用推子推一下,去掉壳,用嘴巴吹一下,连煮熟的时间都等不了了,直接就嚼糙米。

作物

除了主粮稻谷之外,红薯是排在第二位的副粮,以前种麦子的历史也比较久,和荞麦一起都是春收作物,提高土地的利用率。高粱、大豌、小豌也是种了多年的粮食。

粮仓

一般人家都没有粮仓,大户人家和米店、祠堂等公家单位才有。普通老百姓用靛桶等来装数量不多的粮食。祠堂一般都是有租的,这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包括我们王家祠堂。有些祠堂有很多租,有好几个粮仓,碰到战乱年代需要征粮的时候,这些大堆粮食往往会首先被军阀或者其他人盯上。

金井地区插过蓝靛,这是一种经济作物,用来制作蓝色染料的。靛桶就是加工蓝靛所需要的工具。

柴山

1958大跃进之前,人们虽说经常饿肚子,但是并不缺少柴。直到大跃进,把乡下的柴山都破坏了,烧柴的问题到了八十年代分田到户多年以后,人们开始烧煤,才解决。

推子和碾子

推子是竹子做的,一般人家都有,负责把谷壳去掉。去掉壳的米外面还有一层薄薄的半透明米皮,那是糙米,不太好吃,以前的人不知道那样有营养,坚持要把糙米外的皮也去掉,那就要用到两种工具中的一种:对球和碾子。

中等人家都有对球,一次可以冲一皮箩米。有钱人家用碾子,有些用牛拉碾子,有些用劳动力。少数穷人家连对球也置办不起,只好去借别人家的用。甚至还可以借大户人家的牛和碾子用一个时辰,不用给钱。

为了让米变得好吃一点,要踩600下对球,费时费力。

灌溉

乡下把灌溉系统叫做水路,没有水路保证的田是不值钱的。家族之间为了水路打官司和争斗的情况很常见。金井地区的水库基本上都是58年大跃进之后修建的,即使如此,直到80年代,双抢期间由于水路发生争斗的情况仍然很常见。

双抢就是指每年夏天,那些种两季水稻的农户需要快速收割,然后翻地施肥,快速插秧。抢就是指赶季节。因为早稻快收割之前要尽可能让稻田干燥,而收割完以后清走稻草,就要开始放水了,翻地和插秧都需要水田,那个季节农村需要大量的水,所以会发生争水的事情。有时候为了防止别人偷水,一家老小晚上还守在外面小溪不同的口子旁。

买卖水田的时候,地契上要将这些水路也交代清楚,写地契要买笔杆子,写好之后再让本家读书人检查一遍,免得吃亏。有一户人家卖地的时候在地契上写着“卖地,但市子树不卖。”,后来和新地主打起了官司,因为新地主说:“这块地上有柿子树,没有市子树,这棵树是我买的。”

旱灾蝗灾

当出现天灾导致地里大幅度减产的时候,佃户首先是约东家出来看,商谈减租免租的事情,然后再去想办法,去其他地方挣点口粮,比如说逃荒。如果是大面积遭灾,政府就要出面赈灾。大多数时候,是湖北河南的人逃荒到金井这边来,这里的人极少碰到大面积天灾集体出去逃荒的。

土改时期闹过一次蝗虫,政府发动人们用纱布做成网袋,用水将蝗虫冲到地下的水里,然后用这些网袋去舀,装进袋子里。政府要求每个乡把抓到的蝗虫向上汇报,那次脱甲乡捉了上千斤蝗虫。

农药

农药是在土改后搞互助组、农业社的时候才出现的,在那之前都是石灰,偶尔也有用黄藤水的,作用有限。首先是用666粉,用机子打,因为毒性大,味道重,后来这种农药被淘汰了。农药的使用让粮食产量提高的同时,也使得解放前后出生的这一批农民普遍身体素质不好,寿命比他们的父母短。

种植密度

几个老农民普遍认为现在的种植技术的改善是解决农民吃饭问题的最大功臣,他们有些可能不知道谁是袁隆平,对于种植密度的问题是有非常深刻的印象的。解放前,一般都是一尺栽一兜禾,到了五十年代,种植技术开始走样,急功近利,大概是58年大跃进的时候,甚至还有11寸的种植密度,意思是两兜禾苗之间只有一寸的距离,就是三公分,一只小脚都挤不进去。后来又有46寸,66寸等,最后好像都是88寸的间距。

有一个座谈会的老人说,他当年有一个打轮子的推架(插秧时划线的),听政府的指导,老是要改来改去。

间作与连作

五十年代以前都是单季水稻,冬天种小麦等春收作物。为了提高产量,五十年代从湖区开始,尝试间作。就是在早稻还没有收割的时候就把晚稻种下去。等到收割早稻的时候,晚稻已经长到一尺高了,虽然收割时会把这些晚稻踩倒压倒,但是它们任性很足,收割完后用工具勾扶一下,它们又会站起来。这种间作技术不需要集中在双抢季节干活,晚稻不需要翻地施肥,有一定优势,但是产量应该是不高,所以后来被连作代替了。而且这种方式不知道如何种晚稻的,应该会有早稻碍事,种植工作效率不高。

所谓连作就是早稻收割完,连着种晚稻。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种连作技术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现在的金井镇是一部分连作,双季稻,一部分是单季稻。

妇女开始下地干活

农村妇女放脚几十年后,到了五八年大跃进,才开始下地干活。当地人很少说大跃进,总是说进食堂。这个举动一方面让农村多了很多劳动力,另一方面,也标志着妇女地位开始大翻身。

以前送亲,新娘这边的父母和其他亲戚不能先吃饭的,要等男方的宾客宴席过后,才给女席准备。到了现在,新娘这边的父母兄弟姐妹叔叔伯伯都是上亲,绝对是最尊贵的客人。以前母党最大(新郎的舅舅),现在排在第二。

在有些场合,以前要先放鞭炮,女方才允许说话。

红色土改和蒋氏土改

红色土改是强行把地主资本家的土地和财产收走,这个过程充满暴力和血腥,虽然让很多贫民开心,但是伤了那些地主资本家的心。从土改开始,整个中国几十年都充满了野蛮和暴力。李学坤老人作为一辈子在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他认为这个过程是合理的,不得已的。而我们编辑组70多岁的田壁君老人则认为台湾的土地改革更合理,也就是政府出钱向那些地主购买土地,分给贫民,整个过程中没有对立,没有暴力。

今天,台湾人均年收入是世界第33位。

收税征粮

民国时期,每次有部队经过,都要找当地百姓征粮,要物资。如果有抗拒不交或者没东西交的,国民政府就派人肩一把枪来要,最终老百姓只好打发一点草鞋钱、茶钱,把他们送走。

抗战时期,保长经常一天到晚在村里催粮。有一个大祠堂,公田很多,祠堂里有几仓谷,全部被拿走支援前线。

粮食统购统销

由于土改过程中,中农和富农的土地财产没人动他们的,这些家庭土地比较多,有余粮,贫农里面有些勤劳的,也有一些粮食想卖钱。这时候出了一个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就是用低价把这些富农中农的粮食收走,卖到城市。从此,农村一直处在给城市打工的地位,城乡差别就是从五十年代大幅度拉开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那时候,农村还有一些做生意出身的人头脑比较灵活,想办法做生意,把城市的产品卖到城市去,虽然粮油棉这些主要农产品可能不敢经手,其他东西还是偷偷摸摸地碰一下,其实是正常的生意,但是被说成了投机倒把。而本来不公平的统购统销政策,被描成了红色。

红茶生产

从晚清开始的金井地区红茶生产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而不是我们之前认为的解放后就不生产红茶了。而且,脱甲地区生产的红茶并不是我们常见的红碎茶,茶包,而是和绿茶类似的茶叶。这样的红茶和绿茶不一样,不需要炒,主要是晒,然后揉、熏。有些农户还会故意让茶叶上一点霉,增加风味。不过解放前的红茶大量出口到底是这种红茶叶,还是红碎茶,有待考察。解放后,金井地区的红碎茶包也曾经获得过奖。

50年代,脱甲地区供销社丢了300块钱公款,这是供销系统准备用来收购金井红茶的款,三块钱一张的钞票,总共有1000多块钱。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所以县公安局来人办案,最后发现偷钱的是一个当地的能人,会写会算。从这件事来看,50年代脱甲地区红茶的产量和品质都仍然是名声在外的。

陇bai子(跛子)

脱甲地区解放前有个bai子,家里揭不开锅,只好把崽卖了,救活了一家人,包括一个女儿。抗美援朝结束后,这个儿子回来了,他已经成年,而且是个志愿军战士,没有死在战场上。这个儿子认他的姐姐,但是不认父。

被卖掉的这个儿子应该是在买他的那户人家过得很不好,要不然也不至于回到老家和这个他仇恨的父亲住在一起,养父母家里过得幸福的话,他也不至于去当志愿军,挡炮子。

农业学大寨

农业学大寨的主要目的是扩大面积,提高产量,学习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以至于在金井地区出现了一个词汇,叫做斗笠丘,就是说只有一平米这么大的地方也被开垦出来种粮食。

一百年前,我们王家祠堂有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师 – 李赍ji宾

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中期,我们山水之间营地所在地王家祠堂里有一所初级小学 – 经济小学,也是金井地区当时兴办的众多小学校之一。李老师就是这所简陋的小学老师,当时只有二十多岁,出身贫寒,但是非常敬业。

在那个年代,初级小学相当于现在的小学,高级小学相当于现在的初中,中学则相当于现在的高中。小学老师基本上是本地人,学历不高,工资低;中学老师很多是城里来的,工资高一些;达德中学是金井地区最高学府,教师资历和他们的工资都要高很多。李老师就是金井本地人,家在现在的惠农四家塅。

先生1903年出生,1962年57岁就去世了。他当了30多年的老师,给金井地区培养了不少人才。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正义之士。

当年,我们王家祠堂旁边的九溪寺旁有一个国民政府在镇上设立的自治局。现在听来这也没什么特别,但是在民国时期,以及民国之前,政府的机构只到县一级,所谓古时候的九品芝麻官,就是指县长,乡镇一级都是老百姓自治的。如今在金井镇设立一个自治局,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一般来说是为了抓钱,那是个战乱频仍的年代,虽然国民政府不需要给公务员发如今这么多的工资,但是军费开支不小。金井镇是个相对富裕的大镇,所以他们将手伸到了这里。

九溪寺旁这个国民政府压迫百姓,侵害良民,令金井人深恶痛绝,但是又敢怒不敢言。经济小学的年轻李老师半夜写了一副对联,独自贴在了这个局的大门两侧:

缙绅诸公、猪公狗公、似叫鸡公,公不为公,公心何在。公道何存,今日假公图乐利。自治总局、酒局、肉局、是淫秽局,局为骗局,局内者甜,局外者苦,何时结局得太平。

这副对联后来被广而传之,惊动了自治局的上级,派人下来巡视,金井群众纷纷告状,上级最后把这些坏家伙撤换了。

1926年,金井镇的农协风起云涌,赤卫队也如火如荼地开展革命斗争,国民党成立铲共义勇队,在金井镇进行疯狂镇压,抓捕屠杀了大批农民协会会员和赤卫队员。李老师作为一个教书先生,挺身而出,保释了多位农友脱险。

李老师是那一个旧时代里的金井脊梁,同时文采书法俱佳,一辈子助人于危难,待儿女慈爱尽心,又是一位让人尊敬的父亲。让我们为100年前我们王家祠堂的李老师致敬。

[新曲] 悼亡词

作者:廖学忠

说明:廖学忠先生是《金井漫话》的发起人之一,第三第四期的责任编辑。老人家已经去世多年,他发表在第六期上的这篇给妻子的悼词,给人印象非常深刻,感人至深。推荐阅读。

廖老师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国学功底深厚,他毕业后参军报效国家,但是在新中国却受到批斗迫害,让一家子担惊受怕多年。文中最后的“红门”一词就是这种害怕政府批斗心理的反映,意思是:“老伴啊,来世你就嫁个根正苗红的人家吧,安安稳稳过日子,不要再找我这样的了。”

廖老师退休前,是双江的一个语文老师。

原文如下:

老伴张杰于1997年古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去世,终年76岁,于兹五年矣。忧患余生,白头失侣,凄然为悼,老泪如珠。

五年生死两茫茫。当年此日,大雪纷飞,天亦有情,为我披素装。梦里相逢,应有千言万语,却为何,无语意彷徨?阿叔、前婿、妹夫、老太,可曾泉下诉衷肠?

人言西国是天堂,料想是,官吏清廉,无人索贿贪赃,各安本分,无盗亦无娼;和平相处,不以阶级为纲。

汝性本纯良,凡事要随和顺应细思量。

每观遗容,福态安详。眉宇间,掩不住几分遗憾,几许沧桑。

莫牵挂,莫哀伤。爱女已再婚,雍睦和谐,新婿教书郎。组建家庭,侍老教幼,有法有章。供销体改,迁回故里双江,仍操旧业,独自经商。栖息于斯,安居市井有楼房。

爱孙卒业大专,再争上进,攻读本科兼上岗。

我犹顽健,八十初度,阿妹自台归来举寿觞。休闲寻趣诗书,村头信步看斜阳。

弟嫂诸侄,与时俱进,个个都比昔日强。幸遇明时,春风惠我,家享小康。

深愧疚,银婚岁月,我入另册,恶浪频惊,汝心终日惶惶。人前强作欢颜,万绪千愁,暗自泪成行。那堪枉受株连,蒙冤受屈,哭诉无门问上苍。皆因我,心身劳瘁,未老满头霜。

环顾几多“恩爱”,雷雨来时各一方。知我爱我,任凭风浪,同舟共患度时光。捡柴归来,粗茶淡饭也芳香。寒夜灯前,缝缝补补破衣裳。

我常深夜作文,几番耳边软语:“夜深怕着凉。”劳累伤腰难愈,为我求医问卜,抓药熬汤。家计艰难,身居逆境,无悔无怨,苦楚内心藏。凡诸琐琐,当时谁料,今日追思尽断肠。最无奈,漫漫长夜,剪不断,如烟往事总难忘。伴我者,唯有一钩凉月,寂寞照帘窗。

检点衣柜遗物,伤心几件旧时妆。新婚影照今犹在,犹似生前,相偎朝夕话家常。开怀处,春回雾散,平冤复职,使汝破涕为笑,喜泪盈眶。

君先去矣,白头偕老未成双。人言心电感应,相期家运日兴,更期国运隆昌。但冀后人超我辈,敦品力学,创业兴邦。我复何求,乐天知命,惜时惜福阅沧桑。但恋承平盛世,不自叹冯唐。

嘱卿来世,不遇“红门”夫婿,莫结鸾凰。尔安尔居,天老地荒。

汝在九原,要与邻为善,护佑村坊。清风明月夜,魂梦好还乡。

家山安寝徜徉。茶林送爽,风舞修篁。遥伴群山叠翠,溪水流长。

卡拉奇二十日

从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起飞后,飞机带着我和一位深圳李哥,没有回国,往南飞到了孟加拉国,短暂停留之后,穿过印度,来到了卡拉奇 — 巴基斯坦最大的城市。

这一年是2003年,国内与非典病毒的战斗如火如荼,我则远离战场,把长沙的小生意留给父母打理,自己在南亚大陆上闯荡。 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几年,这个城市和我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希望这篇文章不会冒犯一些巴基斯坦的朋友。

卡拉奇

我和李深圳两个是在加德满都拿到巴基斯坦签证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拿到巴基斯坦签证比起美国等西方游客去申请签证要容易很多,几十年的中巴友好邻邦嘛。但是在这个城市呆了二十天之后,我不得不离开这个友好邻邦,那个时候的巴基斯坦不是我心目中的友邦,我也不希望自己的祖国成为巴基斯坦这样极端的,缺乏包容和爱的国家。

拿我们当时刚刚离开的另外一个南亚国家尼泊尔来做对比,他们的人均收入比巴基斯坦低很多,居民的平均英语水平也差了一截,同样是一个动乱的宗教王国,但我在那里呆了五个月,没有觉得不自在。

这两个国家,加上同在南亚的印度和孟加拉都曾经是英国殖民地,英语都是他们的官方语言之一,但只有巴基斯坦的语言充满敌对与辱骂,卡拉奇的英语里充满仇恨和暴力。

我们两个在卡拉奇街头闲逛,看到所有的金饰店门前都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保安,那可是真正的步枪,可以想象这个城市的公共安全是个什么样子。

事实上整个卡拉奇当时都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开车没执照被警察拦住,堂而皇之塞二十块钱就可以走人。但这不是我不喜欢那个城市的原因,无政府主义状态大大降低了生活成本,也不是没好处,中国古代也就是那个样子。

再往前走,进入使领馆区,注意到曾经的美国领事馆门前被巴基斯坦极端分子用汽车炸弹炸出一个巨大的坑。

有一天我们坐出租车去海边,开车的是一个当地老头,一路上都是在讲他对美国的仇恨,对中国人的好感。我不由得猜想,那个开汽车炸弹的人只怕是他儿子。

尼泊尔是一个印度教为主佛教为辅的君主世袭国家,巴基斯坦则是绝对的伊斯兰教政体,作为无神论者的李深圳和罗长沙,发现对卡拉奇版本的伊斯兰教社会实在无法适应。在我们两个到达这个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之后十天,李深圳就离开了这个连啤酒都不能喝的穆斯林社会,回到了开放而富裕的中国特区。我则继续努力尝试,希望找到教书出版书的机会,赚点钱继续前往之前的计划,去花花世界迪拜闯天涯,再去黑非洲闻一闻战争硝烟的血腥味。。。

有时候我自己也好奇,一个农村走出来的中国人,怎么会对冒险生涯这么执着。

我们王家祠堂旅馆在2018年来过两个巴基斯坦在长沙的留学生,其中一个是博士,英语很好,口音不重,他告诉我,在巴基斯坦,穆斯林其实也有两种类型,他和大部分国人都属于比较世俗化的穆斯林,另外一个他的同伴来自于阿富汗接壤的克什米尔山区,是所谓极端分子生活的地方,也是本拉登最终躲藏之地,这些男人一般都留着大胡子,让人有些望而生畏。

卡拉奇这个港口位于这个南亚国家的南方,离克什米尔和阿富汗塔利班相距很远,看来应该不是一个极端穆斯林聚集的社区,但仍然让我们两个中国人感觉周身难受。这里每隔两个小时左右就有高音喇叭在整个城市上空唱古兰经,或者告诉信徒们祷告时间到了。他们一天到晚在祷告,每天四次还是五次,一到祷告时间就把手上的事情都放下,趴在地上半天不起来。

卡拉奇

作为中国人,此情此景很容易想起毛时代的各种思想大清洗和暴力运动。

除了不能喝啤酒,或者任何其他酒,这里不许看电影,自然也没有什么洗脚按摩店,当地餐馆连海鲜和鱼都没有,蔬菜也很少,只有几家中餐馆可以吃到海鲜,但是很贵,我们于是在菜市场买了一大堆,买了个电饭锅自己在旅馆房间里做,结果整个楼层都弥漫着一种盐水的腥味,被老板发现,大发雷霆,只好倒掉。

这个老板是个虔诚的穆斯林,经常趴在柜台地上祷告。

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不让吃鱼和海鲜。

在卡拉奇的大街上基本上看不到一个女人,卖花布衣服的,买花布衣服的,卖裙子的,买裙子的,卖首饰的都是大胡子男人,女人不许出门。偶尔会看到一个女的开着豪车从街上驶过,停车的时候,会有一群女孩子背着她们的弟弟妹妹围上去尝试讨钱。除了机场海关和学校,这基本上就是我在卡拉奇看得到的女人面孔了。

我可以忍受没有啤酒电影的城市,也可以忍受他们对美国的极端仇视,但是无法忍受一个把本国弱势群体如此践踏的社会。所以20天后我也永远离开了卡拉奇,不想再回去。

这个世界上,越是发达的国家越是开放,巴基斯坦看来是个没多少前途的地方,除非他们改变对妇女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态度。极端伊斯兰国家里,沙特勉强算是个例外,不过这个国家只能说富有,不能说强大。

话说回来,从那两个来到金井的巴基斯坦留学生的谈吐来看,他们并不介意和我谈论一些关于他们的宗教教义、恐怖主义等方面的话题。其实,到如今,倒是我们中国人说话需要谨慎择言,左顾右盼。

中国的唐朝和宋朝是中华民族发展到巅峰的时期,那也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社会。在李氏唐朝大力推广佛教之前,中国是儒释道三教并存,相对而言都是比较宽容开放的宗教,因此一直走在当时世界的前面。从宋朝开始,理学开始统治中华民族的思想系统,条条框框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厉,这个民族也开始走下坡路。

卡拉奇

除了西藏这些地区外,中国现在只有一个神,就是毛,对很多毛信徒来说,侮辱他的父母祖宗可以忍受,但绝对不能说毛的坏话。但好在这些毛教信徒只占中国社会的少数。。。

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一个团体,都需要保持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才能和谐发展。大多数发生学生暴力事件的家庭,往往都可以找到一个缺乏包容心的父母。在我们山水之间夏令营,不仅仅辅导员会强调对学生们包容和理解,学生之间也同样如此。

夏令营里的友情👭

翻译

不是只有情人之间才有爱,真正的好朋友之间也是爱的连接,这种爱,往往比情爱更为深刻。

真正的好朋友是可遇不可求的,一旦找到就很难分手,而且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