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有两群孩子会时不时地浮上记忆的湖面。其中一群是儿时的伙伴，和我，另外一群是一些住在尼泊尔大山里的穷孩子。他们都在十岁以下，小的可能只有四五岁，大一点的只在公立学校学了几个简单的英语单词，用来和我交流。我们之间的短暂交流主要是通过他们的眼睛，那些充满无限渴望，和失望的小脸上的黑眼睛。
那是2003年，非典的那年，我们四个中国游客在尼泊尔漂流，长漂，从喜马拉雅山下的一个小镇下河，穿过崇山峻岭往南漂两天，途中要在大山里的河岸上搭帐篷住两晚。第一晚野营所在的河岸附近有一个很小的村子，大概三户人家，另外还有一个小房子被愤怒的尼泊尔游击队炸得歪歪扭扭，原来住在里面的人有一个儿子参了政府军，所以游击队就来报复。印象中整个村子只看到一两个老妇人，但有些奇怪的是另外三个家伙竟然有能力用他们更加贫穷的英语和这两个老妇人交流，买来了两只土鸡，准备四个人当晚饭吃。还告诉我那些老太太其实不愿意卖掉她们的下蛋鸡，即使他们的出价已经挺高了 — 至少在我们看来，拿加德满都的物价相比是这样。真不知道他们这买卖双方是如何沟通出这么多细节的。
我在干什么呢？我看中了河岸周围小溪边以及他们菜地里的硕大的野生蜗牛！打算做一锅蜗牛晚餐。那些蜗牛比一个成年人的拳头小不了多少，在那个人烟稀少的雨季繁殖得风味十足，勾魂摄魄。。。起码在我眼里 – 另外三个来自中国的家伙目测远比我好吃，但没我胆大，或者说对当地人的戒心比我重，他们选择了更安全的土鸡。当然晚餐是四个人一起吃，毕竟我们那两天是一条船上的有缘人，不过尼泊尔之前我并不认识他们。
我很快抓了半桶蜗牛，在小溪里除壳。过程比我想象的麻烦，那些蜗牛身上的粘液实在是稠，敲碎的蜗牛壳很难清理干净。每次洗一遍，蜗牛肉又分泌出一桶子粘稠的透明液体，想抓住切片都难。在我一个人卖力清洗蜗牛的时候身边来了两个小孩，好奇地看着我清理这些恶心的黏糊糊的虫，后来通过简单的英语和手势告诉他们我准备吃了那些虫子时，他们将那个恶心得要命的信息马上传达给了整个村子里的男孩女孩。这些热情好客的小朋友开始主动帮我捡蜗牛，为了表示感谢，我将身上的一些卢布硬币分给他们。这下不得了，十几个住在附近山里的孩子都行动起来帮我捡，有些还飞奔回家拿桶子。很快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我们四个家伙实在吃不了那么多蜗牛，何况他们还在给两只鸡拔毛。但是这些小家伙心中想改变命运的革命火种一旦被我点燃，凭借穷地方公立学校教给他们的糟糕英语我是无法熄灭的。即使我已经散尽家财口袋空空展示给他们看，这些小村民还是不死心，一个个气喘吁吁地跑到我的小溪屠宰场，争先恐后地将手中的蜗牛桶子蜗牛袋子递给我，然后说着我听不懂的尼泊尔方言向我兜售。我开始在口袋里找是不是有比较小额的纸币，找出一两张不知道该给谁。比较大的孩子捡的比较多，自然挤在前面，目光自信而坚定。我留意到一个大概四五岁的小男孩孤零零地站在后面，他也给我捡了几个，自知搞不赢其他比他高很多的孩子，只能站在人群后面等。我思索了一下，首先决定缩小范围，这两张比硬币大额得多的纸币不给那些本来比较高大强势的男孩子，所以只在那些六岁以下的孩子和女孩子中选我能够尽可能照顾的对象。这个站在身后的小男孩得到了一张卢布纸币，让那个最高的男孩子意外得很，有些气愤，嘴里开始冒出尼泊尔版本的怨言或者咒骂。我怕他去抢小男孩的钱，赶紧推着他的后背让他先回家。另外一张纸币我给了一个蜗牛捡得最多的女孩子。国际贸易不能搞性别歧视，尤其是在这个本来性别歧视严重的印度教国家。
我虽然不介意将口袋里剩余的钱都给了他们 – 虽然也不多，但那只会让更多的孩子失望，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提着一桶子清理干净的蜗牛肉，和沉重的一大袋子活蜗牛回到河岸上的宿营地，身后跟着一群眼巴巴望着我后背的瘦骨头小孩。
旅游公司其实给每个游客都配备了面包和三明治之类的简单晚餐，但是中国人所到之处自然由不得他们在吃的方面做主。我们四个人的晚餐实在是丰富得不像话，每个人要吃半只土鸡显得很不合时宜，于是分了一些鸡肉给我们这条橡皮艇掌舵的英语还不错的尼泊尔年轻渔夫，以及船旁一直在一个独划艇上保护我们四个游客的生死线上划桨的年轻人。后者基本上英语不会。他们很感激我们的善举。其他游客没有我们这样的兴致弄吃的，自然没东西分享给别人。
负责我们这条艇的两个年轻人的收入可以想象有多可怜。我们整个漂流每个人只花了220块钱人民币左右，好像是两晚三天，也许四天，包括皮划艇，公共汽车票，两个渔夫三天的工钱，还有帐篷、食品。当然那是夏天雨季，也是整个尼泊尔旅游的淡季。
很遗憾我做的蜗牛没什么味道，部分原因是尼泊尔旅游公司没给我们准备任何配料，做三明治的锅子也小得可怜。他们三个做的鸡也没给我留下多少印象。天已经黑了，一些小孩子还是不死心，又回到了宿营地看着我们吃鸡吃虫。后来好像一个比较小的还没有发育出多少羞耻心的饥饿孩子怯生生地从草地里捡起一根鸡骨头，放进嘴里嚼了起来。我意识到这些孩子可能和我小时候一样，好几个月才能吃得上一点肉，马上将盘子里剩下的鸡肉都分给了他们，补偿自己没有更豪爽地收购蜗牛的罪过。但是很明显这批残羹剩饭也不够份量，他们受到了鼓舞，吃掉嘴里的鸡肉之后不少孩子又去捡草地上我们扔掉的还有点肉的鸡骨头放在嘴里嚼。那情景勾起了我小时候对美好事物的渴望，和失望，心里一阵难过，就鼓励他们吃我做的蜗牛。但这些黝黑的小家伙死活也不吃，一个个躲得远远的。
我们整个船队有大概七八条橡皮艇，除了我们这条艇，其他游客基本上都是欧美人、以色列人。晚上有一个篝火晚会，主角是附近村子里的妇女孩子在想方设法活跃气氛，可惜缺乏组织。男人们大概都不在家，估计有不少当游击队去了，或者去加德满都打工。虽然从第一天到尼泊尔我们就知道尼泊尔的游击队叫做毛党，视毛泽东为精神领袖，对中国人友好，但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毕竟这些游击队手里有枪，而且穷山恶水出刁民的模式到哪个国家都适应。
还好一个晚上都很平静，没人打枪，无人放炮。只有河岸上的草扎了我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出发的时候我的孩子们又回来了，仍然很固执地提着桶子袋子充满期待地看着我，幻想着将那些蜗牛换成零用钱 – 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拥有过零用钱。但我不可能再收购了，另外三个人中的两个责备了我好长时间，说我的行为就如同给乞丐施舍。这样愚蠢的行为只会让这些孩子们更加失望，还不如一直什么都没有。类似的批评我这一辈子听到过很多次，说我书生气、迂腐、不能适应环境等等等等。我都接受，但对于这些孩子我一点都不后悔我所做的。谁说毫无希望比失望更好？我们是应该选择生活在一个毫无希望的世界，还是充满失望的世界？起码我选择后者，我也希望这些孩子不要生活在一个没人有任何东西的公平世界。那样的世界我这个年纪的人很熟悉。
其实另外三个人和我年纪相近，一个出生在湖南后来住在上海，另外两个广东人，他们应该多多少少都和我经历过七十年代的赤贫如洗的童年，为什么他们会认为尝试帮助一些外国苦孩子是愚蠢的呢？如果那些孩子是中国大山里的孩子呢？或者他们是说要帮助就帮助到位，如果不能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就不如什么都不做？有这样的逻辑吗？
第二天橡皮艇入水后良久我回头看去，六七个高高矮矮的男童女童仍然站成一排，无声地目送我们远去，有些提着袋子，有一个提着个桶子。我可能是很长时间他们碰到的最与众不同的一个，让我欢喜让我忧，无为有处有还无。
整个河谷都是他们的失望…和对外面世界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