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郑兆炳

郑平生口述  简觉明整理

    我父亲郑兆炳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农历戊戌年(1898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生于长沙县脱甲桥管山坳一个中等农民家庭。少年时的父亲,勤劳朴实,酷爱读书。胆大正直,碰上不平之事,总是要上前分清是非,助弱抑强,且具有一定组织才能。因此,深得父老乡亲们的尊敬。

   父亲在湖南省第一师范读书时,受毛泽东同志和徐特立老师进步思想的影响,关心国家大事,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并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大志。1924年由李维汉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湘区委工作时,负责毛主席的通讯联络工作。1925年父亲受党的派遣,回到家乡组织开展农村武装革命斗争。在西山塅,父亲和母亲陈光重,开设一小南杂店作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宣传革命真理,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并和杨立三、罗福生、林海波等同志一道,创建长沙东乡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尊阳都支部,父亲任书记。1926年8月,父亲和他的战友一起,在西山塅高举革命红旗,成立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父亲深刻地领会到毛主席指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信心百倍地从事农民武装革命斗争,父亲任赤卫队大队长,在尊阳党支部的组织领导下,脱甲西山、福临铺、金井一带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农民协会颁布了禁烟、禁赌、禁迷信等布告,实行减租减息、打土豪劣绅、镇压恶霸地主。这次农民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冲击了封建势力,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三万多人。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阶级一时惊慌失措,慌忙成立了以金鼎、梁振球为首的铲共义勇队,对农民协会和赤卫队实行疯狂镇压。反革命的血腥大屠杀,并没有吓退赤胆忠心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保存革命力量避开一时的凶焰,父亲带领赤卫队暂时撤离西山塅,转移到平江继续进行武装革命斗争。1927年5月父亲所领导的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父亲担任平江县委书记。在平江县梅仙街上租房开店,秘密开展革命工作。我于庚午年在平江梅仙出生,父亲为我取名平生。父亲曾先后化名为郑坦白、郑孟和、李胜桥,乔装成行商、挑货郎担在平江四乡进行革命活动。1931年7月在南乡工作时,被国民党军警当共产党嫌疑抓捕。父亲一口咬定是生意人,在长沙一师读过书,一师的老师可以证明。敌人将父亲押往长沙市候审,在地下党和徐特立老师的营救下,保释出狱。后又受党的派遣到湖北省委工作,担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邹百耕同志将父亲安排在武昌东湖农场任场长,以利革命工作的开展。戊寅年(1938年)我妹妹在湖北武昌诞生,父亲为她取名为鄂生。1939年4月,父亲在武昌散发抗日救国和揭露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及我党团结抗日主张的传单时,再次被国民党军警抓捕入狱。当时敌人从父亲身上搜出四块光洋。审问时,父亲机灵地说,是一个穿长衫的中年给我钱,要我散发这些传单。在狱中父亲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没有泄露党的半点秘密。父亲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党的组织和革命战友。由于父亲多次被提审,多次受酷刑,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于1939年7月惨死于狱中。直至父亲牺牲时,敌人还没有查明他的真实身份。

    父亲牺牲后,湖北省委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和葬礼,省委书记邹百耕同志亲自立石碑撰文纪念。父亲安葬在武汉大学内湖南籍公墓群中。享年四十岁。

    父亲牺牲后不久,我母亲向党组织再三要求返乡,湖北省委派人将我们母女送至长平交界处,并给了几块光洋作安家费。我们回到管山坳时,家中房屋用具早被敌人洗劫一空。当时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我们母女无法安生,来到现在新沙村戴家园,被族中八叔公郑希桥收留,安排住处。靠母亲纺纱绩麻,做女工维持生活。母女相依为命,度日艰难。1949年

湖南和平解放,同年8月我父生前战友,职任湖南省农协主席的孔福生、唐崭石即寄来慰问信和80斤大米,以示关怀照顾。由于种种原因,我母女和党组织失去联系。母亲年老后得政府“五保”照顾,1976年病逝。今天家乡人民在党的富民政策领导下已走上小康之路。我已年老休闲在家,生活幸福。在清明到来之际:我特将此文献给敬爱的父亲和与他共同浴血奋战的战友,以告慰他们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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