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晓江

    编者罗老师注：本文摘自《金井漫话》。作者余晓江是金井地方革命家余考三先生的儿子，住在新疆。

余考三，别名应培，公元一八九七年农历十二月二十日出生于长沙县东乡金井罗戴塅何家洞李家土畲。

    他七岁丧父，家中一贫如洗，可算是贫无立锥之地，家无隔宿之粮。不久便从李家土畲迁到金井塘墈上居住，家中生活全靠他母亲、两个嫂子、两个侄女以接洗金井街上老板先生们的衣服和纺纱、绩麻或在金井码头上选茶来维持。他在十四岁时即去郑家塅学裁缝。    ．

  一九二三年在长沙参加缝纫工会，不久又参加雪耻会，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洋货的斗争。

    一九二五年，在长沙学宫街由查夷平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兴，雪耻会改为湖南人民拥军运动委员会，选举谢觉哉、查夷平、王荃永等为委员。余考三和姜一舟等人分配在慰劳队、救援队工作，北伐军到达汨罗后继续北上，长沙方面任务完成，姜、余等奉命撤回。旋即分配去湘西辰奚谷搞农运工作。

    一九二七年五月廿一日“马日事变”，湖南党的组织严重破坏，共产党员被抓的抓，被杀的杀，组织决定分散活动，转入地下斗争，因此，曾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仍秘密坚持革命活动。

    一九三O年，经钟秀存同志考察批准又恢复了他的党籍。历任尊阳区苏维埃第一任主席；平江县七、九两区中心区委书记；湘、鄂、赣边区筹备处主任；长、平、浏边区苏维埃主席；湘、鄂、赣第六军区政治部总务处长；工农红军第十六军政治部肃反委员会主席等职。

    余考三同志是长沙县、尊阳区早期参加革命活动人员之一，在大革命时期，他出生入死，为革命作过有益贡献。在蒋介石派遣大军对苏区进行一、二、三、四次“围剿时期，他都在苏区，在那敌强我弱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从未动摇。

到一九三四年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敌人大军压境，由于指挥上的失误，红军遭到重大损失。上级决定，红军机关化整为零，缩小目标，减少损失，将一部分机关干部和老弱病残人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余考三同志当时被派往江西宜丰一带秘密发动群众储运粮食，支援红军给养的工作，一九三四年七月在石壁村被当地挨户团抓获，押解到驻江西的国民党十八师。经当时为十八师师长朱耀华当警卫员的表弟罗鸿斌央其族兄罗寿颐（纵队参谋长、朱耀华的妻兄）营救脱险，释放回家，未能参加长征。回家后曾几次寻找组织未果，这是他终生的遗憾。

    一九四四年冬，余考三和其他一些热血青年，因不同意当时长沙县河东行署指挥所主任林重鼎把被日寇收编的国民党残部张天泉、毕汉卿、刘天培等人率领的“新亚和平军”，（即驼子兵）引来金井地区驻扎的主张，与林重鼎、金鼎等人闹翻，负气出走长、平边境，宣传抗日主张，揭露驼子兵和林、金等人向日寇妥协求安的行径，得到张菊荣、凌兴汉等十余人的响应，志愿组成抗日小分队，并曾去脱甲桥、福临铺、蒲塘、瓮江一带打过游击。林、金等人知悉此一情况，曾派陈贵夫率武装五十余人半夜包围金井培园余考三的住宅，欲图加害，幸有朋友及早送信逃脱。随之又派四名便衣企图暗杀他，但都未得逞。

在日寇、驼子兵，河东行署三方压力下，正值第九战区挺进第二纵队派来扩充队伍的特派员田象南等人甜言蜜语以突击第二支队名义随同其开赴浏阳永和市，但去了以后又以人枪太少为由将随去的人分散安排，有的遣散回家，余考三被给一个特派员空头衔赋闲在家，每月给点生活费维持一家生活，日冠投降后才由浏阳返回家乡，壮志未酬，深感后悔上当。

    解放战争末期，余考三同志虽已过天命之年，但仍不遗余力地参加革命活动。为了积极响应地下党组织——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发起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和“反征粮、反征兵、反征税”的运动，一九四九年三月他曾多次去省城找省工委联系，接通关系。并在司禁湾与省工委书记周里同志见了面，周里同志给了他以鼓励、交代了应注意事项。同时委派余考三同志为湘北地下工作组组长，并指定工委张立武同志负责指导湘北的工作，以后就可直接与张立武同志联系。还发给一些解放区的书籍、文件供宣传、学习之用，让其回乡开展工作。考虑到当时反动派在各战场连吃败仗，敌人在其统治区更加疯狂镇压、迫害进步组织的情况，他从省城回来后即召集了刘文彬、吴子剑、戴朝章、余泽远、袁锡刚、毛合年等人传达了工委的指示和任务，秘密地开展工作，尽量缩小目标，不使暴露。当时的任务是：

    (1)油印《新民主主义论》、《土地改革法》、《中国共产党章程》、朱总司令的布告等。向老区人民散发；

    (2)迎接解放，组织基本群众保护交通设施不遭敌人破坏。各乡公所枪支不落入国民党军队手中。

    (3)随时接受工委交办的临时任务。

    为了便于城、乡之间的联络，工委又指派刘高林同志（解放后任湖南潇湘电影制片厂长）为联络员，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刘高林同志穿蒋军军服，佩戴中尉军衔，公开以周副官的身份来往于长沙至金井一带。5月初，刘高林再次下乡，向余考三同志传达工委要其派精干人员去株洲将起义的以王鉴岱为首的株洲第十一兵工厂护厂大队一百三十余人秘密带到湘北安全地区的任务。余考三同志当即派戴朝章等二人潜往株洲，利用他人地两熟的条件，于5月30日将起义队伍带到浏阳九鸡洞、王家桥，并千方百计筹借粮食给养，供起义队伍食用。不料起义部队的行踪和筹粮一事，被地主王景钧获悉，密报驻金井的敌58军星夜派一营兵力进行清剿，敌人到达团山后因黑夜搞错目标鸣枪，此时起义部队正向金盆坦行进，远道闻听枪声，知情况有异，即隐蔽转移，未受损失。金井解放后，这支队伍按工委指示移交给我四野四十六军段德彰副政委接收，补充了人民军队。

    随着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相继解放，按照工委加紧工作、迎接解放、支援前线的精神，余考三和刘文彬等人商量，应该扩大现有组织，并物色了一批进步人士、开明士绅、学校老师参加进来，并在金井上街黄家巷子余考三同志的住宅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余考三、刘文彬、孙格非、柳五亭（柳直荀烈士的父亲）、侯志成、刘敬直、余芝亭、余泽远等人，经研究成立“金井迎解、支前委员会”，推举刘文彬为主任、刘敬直为副主任、孙格非为秘书，柳五亭、朱子重、侯志成等人为委员，戴朝章、余泽远二人仍负责起义部队的工作，余考三全盘负责。会议并确定：

    (1)孙格非等人编印《告金井人民书》、《解放军约法八章》等文件，广为张贴、散发；

    (2)各委员分头负责督促各乡、保将粮食、草料准备好，届时供南下大军人、马食用；

    (3)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发动群众在金井一带公路线上设茶水站，箪食壶浆，迎接亲人解放军。

    这一阶段的工作，由于工作人员增多，力量加强，又有广大人民的配合，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8月5日，程潜、陈明仁等爱国将领通电起义，长沙和平解放，湘北地下工作组的任务遂告结束，余考三等同志向省委汇报工作后，不久分配他任金井汽车站站长。

    一九五O年，经中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通知，调汉口中国矿产公司中南办事处任总务科长。

    一九五一年五月，因历史等问题受长沙县公安局非法逮捕回长沙，加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五年，一九五六年期满释放。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政策指引下，长沙县人民法院于一九八三年以(83)长法刑复字第76号文予以平反，撤销原判，恢复名誉。旋即由汉口五金矿产机械进出口公司报请湖北省对外经济贸易厅党组以鄂经贸(1984)41号文件批复：“同意恢复余考三同志公职，定为行政十八级，按县（团）级待遇离休，从一九八四年五月份开始执行。在错处理期间，计算工龄，不补发工资，可给适当的困难补助。”至此，三十多年的冤情才得以洗雪。

    余考三同志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曲折的一生。在大革命时期他挨过抓、负过伤、坐过牢，反动派在双江乡三口巷的墙上用白石灰写着“活捉余考三、赏光洋壹千元。”的大标语悬赏缉拿过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因反对有人向日伪妥协，也险遭暗杀；在解放战争后期做地下工作时，又几次遭敌人搜捕，都被他机敏地避开了，仍照常勤勤恳恳地工作，毫不灰心。

    一九八六年十月七日，余考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长沙市第一医院去世，享年九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