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泽远、余石明
湘北地下工作组是在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的一个进步组织，它从1949年3月领受任务起至8月长沙解放止，历时半载。工作组的任务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3月至5月），主要是向长、平、浏边境老区的基本群众宣传我党、我军有关政策；揭露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罪行；掩护株洲十一兵工厂护厂大队起义。
第二阶段（1949年6月至8月），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动员群众，认请大好形势，积极行动起来，支援前线，迎接解放。
1946年由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对反动派进行坚决还击。经过几年较量，特别是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但其反动气焰仍十分嚣张，更加紧了对蒋区人民的剥削和劫掠，人民处于永深火热之中，都盼早日得到解放。全国各地掀起了“消灭反动派、打倒蒋介石”的高潮，湖南也不例外。1948年下半年，湖南人民在地下党——省工委的领导下，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和“反征粮、反征兵、反征税”的运动，得到了城乡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响应。同时，有消息透露，地下党正通过各种渠道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先生的工作，敦促他走和平解放的道路。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并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并派代表与中共和谈，但蒋仍在幕后操纵。此时，湖南各界人士也纷纷呼吁和平。抓住这些有利时机，余考三于1949年3月冒着生命危险，几次去省城与省工委联系，并与省工委书记周里同志见了面，（周里当时化名唐先生）。工委知道平、浏、长是革命老区，也了解到余考三在大革命时在这一带活动过，对情况比较熟悉，因此委派他为湘北地下工作组组长，交代了任务和注意事项，并指定工委的张立武同志直接指导湘北的工作。
余考三从省城回来后即与刘彬（即刘毅）研究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并根据当时反动军队云集，需要加强保密，组织机构宜小不宜大的原则，只组织了吴子剑、刘文彬、戴朝章、戴顾全、余泽远、毛合年、袁锡刚、余考三等少数人参加，这些人中目标不大，吴子剑、戴朝章、戴顾全三人家住长平边境，对当地人性、地形熟悉，余考三、余泽远和袁锡刚都住黄家巷子，出出进进一般不受怀疑，毛合年住金井上街，又是我的外甥，进出黄家巷子也不会引人注意，而刘文彬有保长身份做掩护，不易被敌人怀疑，他又常来黄家巷子打麻将牌，所以，以黄家巷子为联络点是比较方便和安全的。
省城距金井六十多公里，当时上街余少陶店子里虽是长途电话点，但通话容易泄密，为此，张立武同志又选派刘高林同志（解放后任潇湘电影制片厂厂长）为联络员，来往于城乡之间，对工委的指示作口头转达。刘年青有为，办事老成干练，虽比我大几岁，但我们相处甚好，因有任务在身，常在上午下乡，下午赶开往长沙的汽车就匆忙回长沙复命去了，有时中午饭也不吃，我只好带他到黄家卷子门口周桂和包子铺买几个包子让他在车上吃，以免挨饿。
5月份的一天，刘高林再次下乡，传达工委让我们派人去株洲将同意起义的十一兵工厂以王镒岱为队长的护厂大队秘密带到湘北平浏边境的安全地区的任务，余考三即派戴朝章等二人将队伍于5月30日带到浏阳九鸡洞、王家桥、顺利完成了这一任务。余考三又带病赶到王家桥与王镒岱和省方派来的胡原、袁震和周令谟等人见了面。（解放后我和胡原都分配在解放军215师工作）当时将起义部队番号改名为“湘北人民游击队”，王镒岱为司令员、胡原为政委，余泽远为文书，过了几天又将队伍在夜间开赴斗箕岭、团山樟树湾驻扎。
有一天，派一小分队到石板桥一带活动，在何家洞舵上屋我的几个舅舅家吃了饭后，天断黑了，闻报有从平江方面下来的一股国民党军队在石湾附近博家湾架起行军锅准备做饭，有在那里宿营的迹象。小分队负责人杨副官命大家立即出发，我和我的表哥对这一带比较熟悉，(抗日战争时期我在何家洞躲兵住过5年)，带领队伍从庞家屋场坳背直插博家湾偷袭敌人。
瞬间，轻机枪、步枪同时开火，敌人突然遭到密集火力向他们袭击，慌忙夺路向金井方向逃窜。
我小分队因初到此地，地形道路不熟，夜间又指挥联络不便，未敢穷追即返回驻地。这是湘北人民游击队第一次出击，虽战果不大，但起到了扰乱敌人，威吓敌人的作用，使尔后溃退的敌人知道有地下武装在这一带活动，不敢大摇大摆为非作歹了。
欣喜之余，我在回驻地的路上口占小诗一首：“月白风清夜正闲，天兵奇袭博家湾，溃逃敌似惊弓鸟，初试牛刀奏凯还。”事后从敌人丢弃军服的符号上看出来，才知道这股敌人是桂系李本一第七军的残部。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反动派拒绝接受和平谈判的条款，使和谈破裂。4月21日毛主席便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4日攻克国民党首都南京，伪总统府迁往广州。
5月中旬、武汉解放，白崇禧把他的总部从武汉搬到长沙，其属下部队也撤到衡阳、邵阳、平江、长沙一带，企图作垂死挣扎，阻止我军继续；南下完成解放全国的光荣使命。
金井街上驻的是国民党十一兵团司令兼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的军部，他们来了以后，大肆抓兵、要粮、奸淫掳掠，搜捕和平人士、清剿地下武装，倒行逆施、无恶不作。他们的所作所为，越来越引起湘北人民的强烈反抗。
当此之时，全国各个战场，我军捷报频传，蒋军节节败退，解放全国为时不远，形势对我们开展工作极为有利，需要加快步伐，加紧工作。而原有的工作人员更显得忙不过来，有把小组扩大的必要。随即物色了一批有志革命、拥护和平的进步人士、开明贤达、学校老师参加进来，其中有刘敬直、孙格非、柳五亭（柳直荀烈士的父亲）、侯志诚等十余人，加上原来的工作人员共二十余人，并在金井街黄家巷子余考三的住宅召开了会议，决定打出“金井地区迎解支前委员会”的牌子，推举刘文彬为主任、刘敬直为副主任，孙格非为秘书，其余为委员和具体办事人员。对工作作了明确的分工：
(1)编拟《告金井人民书》和翻印《解放军约法八章》等文件广为散发，此事以孙格非为主，其它几个人为辅。
(2)主任、副主任和各位委员分头动员各乡，保筹集粮食草料，以备支前
(3)动员群众在金井、高桥一带设茶水站，写欢迎标语，准备迎接南下大军。
(4)派人去平江和解放军先头部队联络，报告我湘北人民游击队的番号，指挥员姓名、人枪数目、活动范围、联络讯号等，便于联系。
这一阶段的工作，时间紧、任务急、但大家怀着迎接解放的喜悦心情，忘我工作，顺利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农历六月二十四日金井解放，解放军先头部队以强行军速度沿长平公路向长沙方向急进，到达长沙市东郊捞刀河北岸即停止待命。
在此期间，余考三、胡原去到高桥向四野四十六军段德彰副政委研究省工委意见将湘北人民游击队移交给该军的事宜，不久就在金井塘坳上土地庙前的禾塘坪里举行了简单的交接仪式，四十六军民运部刘部长在讲话中对这支队伍加入人民军队行列表示热烈欢迎，并按花名册进行了交接。
回忆我们工作组在历时半年的时间内，由于城、乡反动军警密布，有时是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不会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因此出现过多次险情，现举两例如下：
第一次是我们印发的宣传品，有的落入敌人手中，他们及时侦悉到是地下工作组所为，即诱惑几个甲长给他们带路搜捕我们，有一次我和毛合年在罗代上面的石板桥何家祠堂的楼上油印宣传材料，忽有朋友匆匆跑来告知有便衣侦探征杨柳园打听我们的行踪，要我们赶快躲避，事关紧急，我一边要毛合年把油印机和宣传材料收拾好放在箩筐里，一边匆忙下楼到后山竹林内把跟随我们的吴桂卿（我的舅舅）叫回，挑起油印担子顺万岁岭靠山的田坳边急忙向何家洞谢家屋场我四姨妈家（即余俊明的岳母家）转移，以后又几次转移到舵上屋到我舅舅家、方泥洞陈阿公家、井墈上瓦厂山我岳父家……。
由于我们隔几天又换一个地方，又是在黑夜转移，更主要的是有人民群众，亲戚朋友为我们报信和保密，所以能化险为夷，有惊无险。只是我的妻子杨明瑾（倩芳）因连续奔走过于劳累，引起小产，卧床数月。
敌人是懂得打蛇先打头的道理的，因此，我的父亲余考三就成了敌人抓捕的重点对象，所幸早已把家室送到安全地方暂避，我的两个弟弟余公岳、余公岱（即承西，用九）当时年仅十二、三岁，是金井街有名的调皮货，唯恐他们年幼无知泄露秘密，也只好悄悄地把他们送到龙头尖大山沟里的朋友家躲避（直到金井解放了才把他们接回来。）我父亲既无家室之累，就可以与敌人捉迷藏应付裕余了。
第二次险情是1949年6月份，起义部队由株州拉到金盆坦、团山后，一百多人的给养、吃住需要向殷实户筹措，事为地主王景钧和他的女婿汤××窥悉，星夜去金井密报五十八军军部。“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鲁道源当即派一营兵力赶到团山清剿起义部队，敌军部署后，因自己搞错目标鸣枪开火，此时正逢起义部队开赴游击区巡逻途中，远道听到枪声，知情况有异，即停止前进返回原地隐蔽。天明后敌人未发现起义部队踪迹，严责王景钧谎报军情。敌人一无所获，临撤走前在团山抢掠一顿后返回金井。
鲁道源闻知他的部队扑空，连想起在他的防区内曾发现过地下组织印刷的宣传品，气得火冒三丈，七窍生烟。气急败坏的拍着桌子大骂道，共产党外围组织竟敢在我的眼皮底下搞活动，真是太岁头上动土，胆大妄为，非把他们抓来枪毙不可。当即责令谍报队四处搜捕。由于我们是熟人熟地，金井地区又是革命老区，人民群众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而且对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早已恨之入骨。所以敌人到处探听我们的行踪时，他们始终以“不知道”三个字答复敌人，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以上事例，曾参加搜捕地下工作组人员的谍报人员吴伯英解放后被捕入狱作了坦白交代。 1971年河南信阳专区法院曾派人到长沙找余考三核对过这些事实，也证实了当时群众多次给我们报信是有根据的。1949年8月5日，程潜，陈明仁将军等和一些爱国将领通电起义，湖南和平解放。湘北地下工作组的工作也就此结束。
余考三、胡原同志去省城向张立武同志汇报了整个工作经过，并介绍到省委、省委经过详细考虑，按各人的具体情况作了安排，余考三分配到金井车站当站长，刘毅为长沙县六区副区长，余泽远，袁锡刚等人由省委宣传部介绍湖南革命大学学习，结业后分配工作。
长沙和平解放，群情振奋、欢声雷动，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不绝于耳。我以喜悦的心情又写了一首《欢庆长沙解放》的诗，以志庆贺。现录于此作为本文的结尾。
三大战役定坤乾，又写长沙解放篇。
兵不血刃符民意，马未扬蹄奏凯旋。
起义兵丁识明暗，倒戈将领辨媸妍。
运筹帷幄毛主席，万岁声声震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