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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馬查多到劉曉波

【按：挪威将2025年和平奖颁给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女异议者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但是她一直未能抵达奥斯陆，今天（周三）挪威诺贝尔研究所所长表示，在奥斯陆举行的颁奖典礼上，马查多将不会亲自到场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媒体称她从委内瑞拉出发的旅程受到马杜罗政权威胁的困扰，面临重重障碍，而美国川普政府亦派遣重兵围剿这个委内瑞拉独裁者，他据说受到中俄等集权政体的支持而肆无忌惮，外媒的后续报道也是扑朔迷离，此次諾貝爾和平獎困擾，唯有二〇一〇年那次北京杯葛劉曉波獲獎可以比擬，當下卻無人將中委兩個集權、胡錦濤習近平與馬杜羅這類敵視諾貝爾桂冠的東（南）方強寇，作一比較政治學分析，頗可惋惜。我倒是蠻想回顧一下劉曉波，因為他的生死、獲獎、中共乃至民間的杯葛，在在凝聚了理論、理念、左右、西東的糾纏和歧異，中國能找到這樣的一個價值聚叢，還不容易呢。】

十五年前那个场合仿佛就在昨天。那天我们都哭得一塌糊涂，大家的伤心皆與典禮頗不相稱；曉波獲得這頂桂冠，就跟中國殘暴、偏激、銅臭的現實，更不相稱；幾幾後的中國青年，已不知他為何人；“非暴力”、“和平”等理念，就離中國更加遙遠……。

一、諾貝爾和平獎典禮

典禮場所，是奧斯陸市政廳，猶如艨艟兩翼風帆高聳的一棟簡樸磚石建築。奧斯陸是一座沒有森森殿宇巍巍鐘塔的歐洲都市，與巴黎、羅馬判若兩界。這大概是維京人簡樸文化傳統的外部特徵。據說歐洲古典建築風格，有一種從西往東越來越靡費奢侈的傾向，當然主要是指教堂、宮殿。倫敦比巴黎簡樸，羅馬又讓巴黎遜色，東正教的彼得堡最靡費。維京人偏處西北一隅，也許因此簡樸？

奧斯陸市政廳據說建於五〇年代。會堂並不寬敞。走進去但見主席台上，右側七把椅子，正中講壇，左側一架鋼琴。席座好像都是臨時擺的椅子，分三列，呈凹字型，中央一列只有一個空心島，那裡擺著兩把座椅，我想當然以為那便是所謂「空椅子」。

按照入場券上明列的座位，我是20號，在右側席座第四排最靠左，緊挨那個空心島。李曉蓉坐在我右邊，她再往右是一位女士——歐盟人權主席；我前排坐的是香港民主黨主席何俊仁。

音樂起時，走來挪威國王王后，落座空心島的那兩把椅子。跟隨他們身後的，是諾委會五成員（四女一男），魚貫前行登上主席台。再後面，是丹澤爾．華盛頓為首的一批明星，從右首偏門入場進入座席。

「一年年地等待：

我始終深信，

你一定能回來，

……。」

舒緩、淒婉的女高音，引領典禮的開場。這首似曾相識的歌曲（節目單的歌名Solveig’s song，中文譯為〈蘇爾維琪之歌〉），一下子將我帶到傷心處，好似一瓶打翻二十年未及耙梳的無言心情，淚水抑不住流淌，竟至抽噎出聲。曉蓉從旁遞過來一塊白手絹，示意我拭淚，我這才看見她也是淚水滿面。我哭得緊攥著那手絹不放，她又一把從我手裡拽走；原來手絹是那位女士——歐盟人權主席的——據說那一刻很多人都在流淚，吾爾開希更是到了崩潰地步。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時。」我雖男兒，這二十年裡常常涕淚，但也並非「輕彈」，只是傷心不已。此處傷心究為哪般？當時滋味莫辨，行文至此再回想，我其實是在哭自己、哭旅館裡的傅莉。跟平時不同的是，我們二十年的苟且孤寂，到了這崇高場合，在這盛典、也在那盛典所掂量出來的價值——國內志士們在野蠻嚴酷的壓制下剛強不屈，輪番入獄，仍堅守和平抗爭——映照之下，顯得那麼不值得，統統化為委屈與悔恨。

方勵之說得對，慶典的重頭戲，是諾委會主席亞格蘭的演說。他講畢將一冊證書置於他的座位右側那把椅子上，方知那才是「空椅子」，而曉波的巨幅頭像，便在那椅子後上方微笑著。

亞格蘭的「精彩論斷」大致有兩個，一是歷數「和平獎」遭遇獨裁政權的歷史，特別提到1935年授獎德國和平主義者卡爾．馮．奧希茨基，「引起軒然大波」；希特勒暴跳如雷，禁止任何一個德國人前往接受任何一項諾貝爾獎。「挪威的哈康國王沒有出席頒獎儀式。」這次中共又創紀錄——中國自近代為世界文明貢獻寥寥，卻常常輕易增添恥辱紀錄，她還總是覺得自己「國仇家恨」——不僅獲獎者身陷牢獄，甚至沒有他的任何一位親屬、代表被允許前來奧斯陸，一百年多來還是頭一次。

二是亞格蘭精湛簡述「和平」思想與人權、文明之接榫，與劉曉波「非暴力」信念之吻合，也進而評說「非友即敵」（非此即彼）思潮在當下的氾濫。不少人說，劉曉波的「和平桂冠」，有一半是胡錦濤相送，因為後者犯了一個低級錯誤（重判劉十一年徒刑）。這只說對了一半；更重要的是，諾委會對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異常傾心。對於兩極化日趨嚴重的這個世界來說，曉波的法庭陳述，又藉由諾貝爾桂冠的提攜，而被賦予普世、先鋒的廣泛涵義。

挪威女星麗芙．烏嫚在典禮中朗讀〈我沒有敵人〉，宛如一曲歌詠，彷彿曉波當初就是寫給此刻；而它的全部內涵，要等到這個特定場合，才能釋放出來。也只有此刻此地，純用中文書寫的一種理念和情愫，才那麼貼切地可以用另一種語言完整表達出來；那是我們在其他時空中不可能讀得出來的。尤其他寫給妻子劉霞的那個段落，「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撫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如泣如訴、如醉如狂，中英文在意義上的融合毫無縫隙，直抵美麗的境界。

我卻在這殿堂裡靜思一個問題：劉曉波「非暴力」信念的價值來源在哪裡？這對於思想史來說，或許還是一個靠得太近而難以釐清的課題。在這位「和平桂冠者」的祖國，暴虐歷史、激進思潮循環不已，何曾有過「和平」之瞬間寸土？連他都曾是一個「反傳統主義者」，抑或因為他「執著」的西化？我們還在歷史中，一時沒有答案。

也唯有此刻，提供了一個超時空的場景，讓你回味自己跟那個人的片段歷史。劉曉波傳奇，始於八〇年代「文化激進」年代，雖只趕了一個尾巴，卻稱得上是一記短促的壓軸戲。我甚至是先聽說「黑馬」之稱，再聽說他的大名。「黑馬」之謂，乃指他挑戰「四大青年導師」之一李澤厚，那大約是1988年夏秋之交。當時我正跟李澤厚的一個博士生，合作構思《五四》電視片大綱，此君為「師道尊嚴」而下戰書給劉曉波，約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禮堂辯論。我未去觀戰，事後聽說雙方打了個平手，但坊間的談資卻是兩人皆稍微口吃，論戰因此而精彩。劉曉波「文化激進」的頂峰，大概要算在香港說出「中國需要三百年殖民地」的驚世駭言，至今無人超越，因為中共始自毛澤東便以民族主義馭國，而西方學界則被左派「反殖民」論述駕馭，兩廂均無此說的空間。從文化的角度來說，我和劉曉波皆屬「激進之徒」，在國內卻未曾謀面。

對政治運動的態度，我跟曉波是兩種人。八九風雲驟起，曾是各種革命妖魔狂舞的天安門廣場，飄盪著醉人的死魂靈。學生們使性子要跟共產黨死磕，「長鬍子」的知識界卻整體恐懼「革命」，在旁邊又哄又勸。組織「勸架」最積極的人是戴晴，5月14日夜裡她動員了十二名「著名知識份子」到紀念碑底下去，其中也有李澤厚和我。這事也怪我，戴晴到我家來動員的時候，我順便說出了住在附近的李澤厚。面對沸騰的人海，李澤厚緊挨著我，身上微微顫抖，戴晴請大家對學生演講，李澤厚和劉再復都拼命搖頭——來到海外後，他們兩人對談了一本《告別革命》，我猜天安門現場所體驗的刻骨銘心是原因之一——我倒是斗膽對著火燒火燎的廣場侃了幾句，語無倫次，卻都被藏在人群中的便衣錄了音。「勸架」完了我們十二人被沖散，幾年後李澤厚到海外才告訴我，那晚他竟找不到交通工具回家，最後是掏了五塊錢，央求一個騎摩托車的青年載他回家。——這就是美學家遭遇革命的故事。

劉曉波那年還在哥倫比亞大學任訪問學者，飛蛾撲火似的從紐約趕回北京參加「革命」。十幾天後，在野戰軍濫施坦克機槍，沿西長安街一路殺到廣場包圍後，是他出面說服幾千學生接受他跟「殺戮機器」的談判，隨他撤出廣場。這是八九學運期間無數次談判中唯一成功的一次。劉曉波不僅火中取栗地救出已然迷狂的學生，也替鄧小平、楊尚昆避免了在他們那座「英雄紀念碑」底下施行一次大屠殺。這一善舉，照中國話說，是厚積陰德；大概也值半個「諾貝爾和平獎」吧。

我與曉波失之交臂。他在國內堅持抗爭，幾進幾出監獄。我逃到海外偏遭車禍，伴妻療傷當「家庭主夫」之餘，還兼職當《民主中國》編輯。這份網刊，成為我倆結緣的媒介。多年來，劉曉波是我最主要的撰稿人。2002年5月16日他有一個郵件給我：

『曉康：這篇文章寫了很長時間，斷斷續續將近一年，寫得心裡很痛，有時還會流淚。常常因為寫作過程中的心痛而擱筆。此前給你的那篇關於「灰色生存」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調節自己的心態而寫的。

十幾天前，我決心完成這篇文章的動力，一是為亡靈，再有就是想起了與你通過的電話。你在電話中的自省之言，開始時讓我有點感動，後來聽到你說：「世界上哪有像我們這樣輝煌的流亡，這輝煌讓人陷於錯覺……。」這話讓我感到精神深處的震撼和共鳴。八十年代，我也曾陶醉於輝煌的錯覺之中。誠實地面對自己，是保持謙卑和敬畏的前提。

我現在更想看你的那本自省之書。你可以寄一次試試，我有時能收到境外的政論雜誌。曉波』

就在那篇斷斷續續寫了一年的文章裡，他提到「諾貝爾和平獎」。他極沉痛地拿「緬甸的曙光」，對照「六四」十三年後中國的黑暗：「1991年，翁山蘇姬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而一個剝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人身自由的政府，是無法承受由此而來沉重的道義壓力的……，軍政府迫於國內局勢和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不得不無條件地釋放翁山蘇姬。」——誰能料到，八年後「和平桂冠」落到良心犯劉曉波的頭上，而奧斯陸慶典竟出現了「空椅子」。「和平獎」的道義壓力，遭遇了比緬甸軍政府更顢頇的中共政權。

曉波那篇文章的題目是《中國民間反對派的貧困——「六四」13周年祭》，他寫得很痛，長達一萬四千字。完稿後兩天發給了我，隨即刊於2002年六月號《民主中國》。那是我所看到的他心情最低沉的一次，其中有些文字彷彿在滴血：「誰也沒有想到，八九運動的影響在十三年的時間內幾近於消磨殆盡，用鮮血積累起來的道義資源也被揮霍得所剩無幾…。在當下中國，發動八九運動的道義激情和社會共識已經不復存在……。」

就在那很痛苦的時候，他提到我的那本《離魂歷劫自序》，並稱之為「自省之書」，要我寄給他。時至今日，我沒有寄出這本書。我不敢寄給他。我的痛苦是另外一種。他是悲憤，我是悔恨。但是這種區別，我很久都描述不了。後來，還是《離魂》的出版主編季季詮釋出這種不同：

『曉康以前在大陸出的書，都背負著為天下蒼生請命的大骨架，沉重而冰冷。寫《離魂》之書，大骨架已被大時代拆解；在異國守著癱瘓的傅莉，筆下只有血肉和血淚，一字一句柔軟而滾燙。』

這「拆解」二字，真的入木三分。我在《離魂》中寫過這樣的話：『我們曾是那樣自信於『修復』國家、民族、社會、文明之病入膏肓的一類『人物』，臨到獨自面對一個人和一個家庭的災難境地，除了天塌地陷之感，一無所憑。』

如果曉波讀到我的這些話將作何感想？他已經很痛苦了，我不想再給他添堵。

他指我說的「輝煌的流亡」，是我倆在Skype上聊天聊出來的。我倆互相朝對方傾訴，他怒斥國內知識界的犬儒，我則感慨海外流亡圈子的「舒服」——我的原話是：『大概從二次大戰猶太人流亡以來，沒有誰像「六四」中國流亡者那樣在西方如此受寵。』這個意思，很讓他吃驚。他一向是鄙視「六四」逃亡者的，從方勵之到學生領袖們，當然也包括我。這也是我不敢寄書給他的一個隱因。在他那依然沉重的憂國憂民的「大骨架」之下，我找不到我所延挨的「一人一家」之痛的定位。我們的失之交臂，是多層次的。

直到在典禮上看到最後的童聲合唱節目，我才破涕為笑。這是挪威國家歌劇和芭蕾舞團童聲合唱團，首排最中間是個小男孩，也最矮小，被兩側高大的金髮少女擠得好像無處安身，似乎不舒服地時而閉嘴時而唱兩句，憨態可掬——諾委會也邀請了中國童聲合唱團，卻被拒絕。

童聲合唱是曉波對奧斯陸慶典提出的唯一要求。此刻，我忽然覺得自己跟巨幅頭像上的曉波，交換了會心的一笑。我覺得，曉波「西化」的極致，即在此人性之微，而非政治、文化之大端。曉波也曾跟我談到一次他的兒子，父子早已天涯淪落，他決不奢談什麼「望子成龍」，卻要在這個時刻，讓童聲來告慰一點什麼，於願足矣。

劉曉波的「非暴力抗爭」理念，無疑既是自由主義的，也是溫和保守的，雖然中共待他「如臨大敵」、決不姑息，未料深仇大恨的民間卻恨他還要「美化中共」，這樣的尷尬，卻是超過了胡適他們當年的。總之，將個人當作一種不可化約價值的那種環境，在中國尚為遙遠，所以我想，劉曉波的寂寞將不會短暫。據說這次在奧斯陸有一本紀念冊等著劉霞的邀請者留言，但我沒遇到它，否則我會這麼寫：曉波，你是沒有敵人，但是大眾的麻木、幼稚和仇恨不會放過你。

到了2006年，我編輯《民主中國》這個網刊已十年有餘，覺得累了，想停刊；又轉念一想，何不乾脆交給曉波去辦？辦網刊於我，不過是療傷之餘的副業，但我對中國已然生疏，對新一代網路作者的風格和思路，更如霧裡看花；網路中文對我而言，純屬一種新的文字，我已跟不上，對稿件的篩選和編輯，皆頗覺費力。這意味著，我已是網路時代中國民間抗爭的局外人。

總之，曉波先是接辦《民主中國》，後又獲選「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在虛實交錯四通八達的網路世界開拓出一片民間中國的新天地，搞得熱火朝天，著實讓那個兇暴而糜爛的現實中國頭疼至極。網路提供了一個超越「現代極權」的空間，曉波如獲至寶，似乎不再那麼痛苦。他從那裡一路走到兩年後的「零八憲章」。他走向了頂峰，但也消失在我的狹窄侷促的視野裡；直到我在奧斯陸市政廳跟那把「空椅子」相遇。

二、晓波，中國的麻木、幼稚和仇恨不會放過你

2023年秋，我新寫的一本書《梨花春帶雨》殺青，卻至今未能付梓，不料竟遇上劉曉波罹難七週年，令我甚感憂傷，因為此書六章，結尾於「三個迷思」：曉波迷思、辛亥迷思、「六四」迷思，總之是中國變革與前景的迷茫，她經歷了殘暴的毛時代之後，接續的鄧時代曾有中興之望，不料落幕於血泊之中；再來的三十年起飛、暴富，又將她推進貪腐、污染、貧富撕裂的泥潭，末了竟在一個色厲內荏的「太子黨」手中蛻變成邪惡帝國。總之，中國志士仁人的努力和犧牲統統落空，其中也包括曉波。值此，我也只有拿「曉波迷思」這段文字，來告慰海裡的他⋯⋯。

劉曉波的「非暴力抗爭」理念，無疑既是自由主義的，也是溫和保守的，雖然中共待他「如臨大敵」、決不姑息，未料深仇大恨的民間卻恨他還要「美化中共」，這樣的尷尬，卻是超過了胡適他們當年的。總之，將個人當作一種不可化約價值的那種環境，在中國尚為遙遠，所以我想，劉曉波的寂寞將不會短暫。據說這次在奧斯陸有一本紀念冊等著劉霞的邀請者留言，但我沒遇到它，否則我會這麼寫：

『曉波，你是沒有敵人，但是大眾的麻木、幼稚和仇恨不會放過你。』

「幾幾後」的中國青年，已不知他為何人；

『非暴力」、「和平」等理念，就離中國更加遙遠……。

從諾貝爾和平獎的單純視角去看，中共二十年的高增長、高腐敗、高壓制，不期然地打壓出一位「長期非暴力抗爭」（諾獎公告）的和平獎得主；與此同時，民間抗暴運動伴以強烈的造反意識，已呈星火燎原之勢，而漸進、溫和、對話的非暴力理念，也快速地被人們棄之敝屣。

據公安部的數據，一九九三年全國抗議事件是八千七百起，到二○○八年已增至十二萬起。此暴漲的情勢，一方面使中共「維穩」的財政支出與國防開支不相上下，另一方面則使民間從期盼「陳勝吳廣」，轉而直接呼喚「辛亥革命」，而凡是主張「和平轉型」的人，一概被斥為「非暴力合作派」、「保共改良派」，在此社會氛圍下出籠的「零八憲章」倍受攻擊，被扣上「投降主義思想路線」的帽子。劉曉波榮膺大獎之際，也面臨了更艱難的使命。（《把激進煎熬成溫和》）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劉曉波撒手人間，中國和平轉型的路徑從此關閉。

他是清晨離世的，美國這裡大概九點多鐘才獲得證實，當時我正在美國之音的「時事大家談」採訪中，主持人鄭裕文打斷我，插播進來噩耗，我拼命地控制自己的情緒，最後終於沒能控制得住，對著鏡頭抽噎一聲：

『我們不要難過，我們要繼承他……』

然而世間的冷漠、苟歡、偷情、微醉，都在暗暗鋪墊著可怕的崩潰。

據悉，諾獎頒發後，中共就有決策：絕不讓劉曉波活出監獄，抗拒整個國際社會不放他出國治療；

後事處理強令火化，骨灰海葬，叫做「死無葬身之地」，對他之決絕，皆因諾獎而起，而國際社會是看不懂的，但是對中國而言，「和平轉型」由此終結，中國的革命因劉曉波的殉難而獲得合法性；

中國只剩下一途：血流成河，溫和被阻斷，代之而起的暴力便尤其凶險。

其中尚有的晦暗含義，是諾獎授予劉，演化成中共與國際力量的博弈，拿他做了犧牲；

而在更大的視野底下，從八九以來，歐美對中共是綏靖主義當道，這裡面的交易是，鄧小平以「開放」政策，拿中國廉價勞力和市場，交換西方的貿易、技術和姑息，西方則因衰退而放棄圍堵。這種國際環境，令中國異議者猶如戰斗在地獄中——國內一派冷漠，民眾皆為看客，國際社會流於抗議式聲援，人權成「交換籌碼」，劉曉波完全是砧板上的魚肉任人宰割！所以我在華盛頓民眾公祭中說：

『劉曉波的骨灰裝在一個壇子裡沉入海底，中國的善良和光明，也隨同他一道沉入海底。』

然而，真正挑战「温和」理念的，是中共暴力。鄧小平改革遇阻學生上街，他從一開始就準備了野戰軍進城這一手，反正屠殺了，往後還有什麼手段不敢使？

很久中國異議階層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依然採取正常的抗爭模式，當然也包括「和平非暴力」模式，去跟一個殺人政權爭取權力，所以像高智晟這樣的民間維權律師，就是一個孤胆英雄，身后没有一呼百应的民众，他们也都是以一己的肉身，去承受整部国家机器的凶残惩罚，王荔蕻、屠夫、滕彪等等，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比死还要恐怖一万倍」，高智晟生死不明，人間蒸發，這樣的人權義士，中國還有多少？而中共不管身後洪水滔天的酷政，也給中國民間出了難題：革命還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非暴力主義雖是印度甘地的首創，其支援意識未知來自佛教還是西方理性主義？

但是所謂「不抵抗主義」，顯然與其有相同的脈絡，據說當年胡適在美國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 年爆發），德國侵佔比利時和盧森堡，比利時抵抗而遭屠戮，盧森堡投降而保全，胡適從中悟出「不抵抗主義」（non-resistance），其中有老莊的以柔克剛哲理，並引申為「不抵抗的道德」和「有效的抵抗」。

「和平非暴力」模式，那卻是來自西藏。

我在溫暖乾燥的冬季曼谷，碰到一個「西藏流亡社區的異議分子」盧卡，跟我講西藏罕見的另一側面，緣起我問他藏人自焚情形，他說藏人對生命的態度特殊，獻生意識很尋常，但是特定時期受社會政治環境影響，有其特殊含義，這一次的特點是，互相模仿色彩濃烈，各地攀比，「你們那裡才燒幾個人？有什麼資格說話」，達賴喇嘛不願說話制止，怕說了不管用，而降低權威的因素很大。

支持「溫和」理念的，是另一種理念「非暴力」，可能來自佛教？但是在藏傳佛教的西藏，已經出現所謂「激進化」，面對強悍霸道的中共體制，達賴喇嘛的智慧反而變成天真、無力感——這是荒誕，還是嚴酷真相？「中間道路」遭遇中共拒絕而無效，引發一個視死如歸的信仰民族，以一百四十多人自焚抗議的慘劇，國際社會並不比關注中東自殺炸彈更關注藏人自焚，這個世道以強凌弱到此地步，以致人的惻隱之心都看不下去達賴喇嘛「心如鐵堅」似的要跟中共媾合；他那種出世的佛教智慧，對決中共精進的馬基雅維利式冷酷伎倆，已超出凡人的理解。』

一個更深刻的疑問是：歷史逼視。

事緣國內朋友出來跟我商議，在美國為劉曉波建「先賢寺」，以及研究以劉為「道統」的中國新價值體系，這就一下子過早提出中國民間產生的諾貝爾桂冠者（Nobel Laureate）的身後建構，而帶來一大堆爭議，廣而言之，這裡有更寬泛的文化歧義：

1、以諾貝爾的普世價值「和平」、「沒有敵人」（無仇），定義一個中國政治異議者，在中國傳統價值體系中反而不易落實；

2、以美國或西歐之「國父」、「先賢」等概念，建構中國「民主建國」話語，也很難從現代中國語境中找到基點，中國仍然只有救星、領袖、民族英雄之類的概念；

3、先賢寺與紀念堂、皇陵的衝突在哪裡？海外流亡境地「築陵」，未來難道還要「移陵」不成？

三、中國異議階層自生自滅

中共的崛起在非常大的意義上，是西方的失誤造成的。中國的崛起和中國民間社會的萎縮和失敗，給世界提供相反的例證，發現經濟成長不一定會導致社會的民主化，全球化不會帶來普世價值。川普的國務卿龐培奧（Mike Pompeo）看清楚這個政權，唯一的辦法只有推翻中共政權，美國和西方自由、民主的社會才安全，然後跟中國才能正常打交道。

我的《河殤》是在講中國應該從黃河走向海洋，即中國應該對外開放，發出這樣的一個呼籲。到了習近平的時代，他們大國崛起走向太平洋，變成擴張的文明，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語境和歷史背景。現在中國國內搞封鎖，搞文化禁錮，封鎖互聯網，不准人們接受外面的資訊，包括現在任何人出國、回國都要受審查 ，這是閉關鎖國呀。一次新的閉關鎖國，精神上的封閉，那才是最可怕的。

除了西方的醒悟，我也在思考相對於中國的「獨裁者學習曲線」，中國內部「反抗者的學習曲線」在哪裡？因為一個極權社會的削弱、退化 ，必定導因於異見陣營的成長。

但我觀察中國的異議階層、反抗者，完全是自生自滅的。中國的反抗者有幾波：從「八九」以後出來的那一代的反抗者，接下來出過組黨的一代，比如1998年組建「中國民主黨」的那批人，組黨一代就被共產黨抓起來，又判非常重的刑，今天的視野裡就沒有組黨這一代了。再接下來就是維權這一代（也有人稱「茉莉花一代」），這一代都還存活下來，現在大部分人都在海外了。我們文革這一代，跟八九這一代，組黨一代，維權一代完全不一樣啊，不一定互相服氣，也未能好好溝通，非常可惜。

我非常看重維權這一代，新出來這一代他們在策略上相當成熟。他們確實比八九一代要成熟得多，雖然他們也被鎮壓了，但他們也留下了很多他們抗爭的技術什麼的。現在下面的反抗者是誰？我不知道。

但我們講的反抗其實是講公民社會的發生、出現、壯大。這其實是劉曉波生前非常想往這個方面努力的一個事情。他為什麼堅持跟官方，跟共產黨，做所謂「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對話？就是認為在這樣一個嚴酷的壓制體制底下，民間必須用這個和平理性來爭取一個「灰色地帶」，來爭取存活和慢慢擴大，不能走激進革命的路。當然很多人反對他這個看法。這當然是一個可以爭論的問題。

反抗者要爭取擴大公民社會。公民社會在共產黨體制底下是大量存在的。舉個例子，基督教、法輪功、女權組織，所有這些體制外的民間組織，統統是公民社會，他們愈壯大，體制就愈減弱。要擴大這些民間組織之間的聯繫，必須是能容許較低的共識，大家形成一定的連結。這樣反抗者最終才可能靠公民社會，強大到可以跟體制對話談條件，來構建一個憲政的根基。

運動要有反抗者，但是領袖也非常重要，劉曉波是我看到的唯一一個成熟的意見領袖，結果被他們弄死了。弄死他還不算，他把他骨灰沉到海底，沉到那兒……。

四、把激進煎熬成溫和

　　從「中國要當三百年殖民地」，到「我沒有敵人」，此間距離多少、又如何丈量？這既是從文化到政治的距離，從尼采到甘地的距離，也是從叛逆、狂妄、目空一切，到自省、謙卑、甘下地獄的距離。

　　劉曉波因「文化激進」而備受批評，又因「政治溫和」而同樣備受指責，受「兩面夾擊」如是者，在中國又曾有誰？

　　從六四清晨在大軍環伺的槍口下帶出廣場抗議學生，到身繫牢獄贏得諾貝爾和平獎，劉曉波二十年換了一個人，雖依舊桀驁不馴，但他已然有了一副溫和心腸。

1、「文化熱」尾聲的黑馬

　　大約八八年夏秋之交，我與劉東合作構思《五四》電視片大綱，他是李澤厚的博士生，為「師道尊嚴」而下戰書給劉曉波，約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禮堂辯論。我未前去觀戰，事後聽說雙方打了個平手，但坊間說法是兩人皆稍微口吃，論戰因此而精彩。這可算是八十年代「文化熱」的尾聲花絮，而以「黑馬」之稱鵲起，劉曉波幾乎就是一個「憤青」的始作俑者。

　　歷盡變窮、地蠻天荒之後的八十年代，「文化」忽然風靡起來，各路神仙皆不免「語不驚人死不休」，據稱《河殤》對此「集大成」，鞭笞傳統，謳歌西化，驚動海內外。未料劉曉波竟嗤之以鼻，他說：

　　『《河殤》在解說詞和畫面的背後，蘊含了中國人幾千年的虛榮心，它不是徹底承認中國落伍。比如一開始的舞龍場面，拍得激昂，很有力量，如果我拍的話，我會拍出中國人如何的萎縮，軟弱和『操蛋』，而不加一句解說。但《河殤》潛在的意思還是在說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中國人百分之九十九的萎靡狀態和那些畫面表現的精神狀態差得太遠了。我在《新時期文學的危機》一文中，曾指出中國人從肉體到精神統統陽痿！』

　　港台及歐美的中國學者曾一致指出《河殤》文化上的激進傾向，但劉曉波更激進：

　　『我承認我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最後走投無路，如果你把問題歸結為政治腐敗，再及文化腐敗，就會問：為什麼孔子的思想能統治中國這麼多年，至今陰魂不散？我沒法回答。我說過可能與人種有關。我絕不認為中國的落伍是幾個昏君造成的，而是每個人造成的，因為制度是人創造的，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中國人自編自導自演和自我欣賞的，不要埋怨別人……』

　　以上兩段文字，皆引自一九八八年十一月香港《解放月報》（開放雜誌前身）主編金鐘對他的專訪，那堪稱驚世駭俗的一席談，其狂妄姿態，令雄嘆悲放的《河殤》相形見絀，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他的名句「中國需要殖民地三百年」──假如中國八十年代只許選幾句經典之語，絕對不能少了這一句。

　　劉曉波的「黑馬」身影，帶有尼采、福柯、薩特這一路的叛逆底色，雖然他是後來坐牢才開始讀尼采，「第一次讀福柯是一九九四年，他的《癲狂與文明》和《規訓與懲罰》動人心魄，就連很少看理論書的妻子，也在我的朗讀中進入了凝神狀態」，而他的閱讀毋寧也在清理自己的偏激。照余英時梳理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化脈絡，其間最為激昂的身影是譚嗣同，他一隻腳還站在坍塌的傳統廢墟裏。在他身後，反傳統的後代們，是連傳統的邊都沾不上了，支援意識唯有來自西方，劉曉波之醉心福柯（批判權力），於此可見一斑。

　　「文化」熱到八八年底已經熱不去了，或者說「熱」出了政治瘧疾，否則劉曉波定會有更驚世的文化豪舉。不過「文化」的退場，恰好將已經熱身而躍躍欲試的文學博士劉曉波，送進另一個沙場，他在那裡竟一發不可收拾，幾度生死……。

2、飛蛾撲火，火中取栗

　　米涅的《法國革命史》認為，一個專制恰好是在它最願意改革的時候，引發了革命。這頗可以拿來映照一九八九年的中國。不過中國當時還有另一個特點：大眾最不恐懼的時候，恰好是知識分子最謹慎萎靡之際，那大概是厭倦革命、畏懼政治、希冀和平演變的一種綜合症。風雲驟起於首都最龐大的一個政治空間，那裡曾是各種革命妖魔狂舞之地，飄蕩著醉人的死魂靈。學生們使性子要跟共產黨死磕，「長鬍子」的知識界卻整體是個「政治唐氏綜合症」（先天愚型兒），在旁邊又哄又勸，就是不肯跟娃兒們「躺在一條戰壕裏」。這當口兒，劉曉波飛蛾撲火似的從紐約趕回北京，二話不說就「躺」進學生堆裡去了，雖然他遭到「起哄」「作秀」的痛罵──這麼一個簡單的動作，當時整個「精英」階層做不出來，可見被毛澤東「運動群眾」整怕了的文人，也幹不來「民主」。

　　劉曉波沒有「精英」身段還在其次，他懂得向學生運動謀求一個平等的「資格」，這個資格使得他十幾天後，得以在野戰軍濫施坦克機槍，沿西長安街一路殺來圍住廣場後，在那肅殺的黎明中，說服幾千學生接受他跟「殺戮機器」的談判，隨他撤出廣場。

　　這是八九學運期間無數次談判中唯一成功的一次。劉曉波不僅火中取栗地救出已然迷狂的學生，也替鄧小平楊尚昆避免了在他們那座「英雄紀念碑」底下施行一次大屠殺。這一善舉，照中國話說，是大積陰德，大概也值半個「諾貝爾和平獎」吧。

　　當時沒人給劉曉波記這個功德，中共反而逮捕他──此人化解廣場殺戮於千鈞一髮之間，一定要借他的嘴巴來告訴全世界，北京沒有殺人。我不知道劉曉波是否可以寧死不從，但他真的沒有看見廣場殺人，「血流成河」在西長安街上，他該怎麼說？他借了他的嘴巴給屠殺者，由此受難者不饒恕他，由此他懺悔不已。然而，歷史暫時做不出裁判的這樁公案，徹底翻轉了劉曉波。他的狂妄從此一路折損下去，謙和於是乘虛而入。

　　他那張嘴巴也習慣了左右開弓，出了監獄就「獨白」，痛罵他救過的學生──「一九七六年之後，共產主義信仰所強加於中國人的道德秩序的坍塌所導致的全面道德崩潰，也表現在八九抗議運動時期的沸騰的天安門廣場，令人難以忍受的髒亂就是最好的示範。革命了，造反了，絕食了，就可以不要最起碼的道德規範了……廣場上的每一平方米的空間都有垃圾，……廣場上的另一大特點就是驚人的浪費……有的學生真的認為自己參加了絕食，全世界的人都欠他點什麼……我恨這些學生，也恨我自己……活該！誰讓我想沽名釣譽呢。寫到此，我感到手中的筆在發抖。」（《末日幸存者的獨白》）

3、與受難者相守

　　劉曉波的「道德憤怒」，遭來了世人對他更大的「道德指控」。他總是憑直覺罵人，動作也總是太離譜。在中國人的判斷裡，直到今天對他還是只用一把「道德尺度」。因此，中國不僅知識界是「政治弱智」，社會大眾也是「道德幼稚」。

　　劉曉波只會一種謙卑：面對亡靈。那亡靈只有十七歲。十七歲是一個象徵。象徵著死去的無辜、活著的懦弱、權力的暴虐。

　 「我沒有資格和勇氣

　　 奉著一束鮮花和一首詩

　　 走到十七歲的微笑前

　　 儘管我知道

　　 十七歲沒有任何抱怨

　　 ……

　　 超越了年齡

　　 超越了死亡

　　 十七歲

　　 已經永恆。」 （《給十七歲》長詩節錄）

　　《給十七歲》叫人第一次看到一個謙卑的劉曉波。九一年他出獄後去看望丁子霖夫婦，「既作為學生，又作為身背負罪感的晚輩」，他一見蔣連捷的骨灰盒，「就扭身告退出外，半個小時後，他手捧一束鮮花來到連兒靈前，一下子就哭倒在地……」。

一九九九年除夕，他第二次出獄後又去拜訪丁蔣二人，得到一份一百五十五名死難者的《尋訪實錄》，劉「一進家門，連口水都沒顧得上喝，就迫不急待地翻開《見證屠殺尋找正義》讀起來，從讀第一頁開始，我的眼睛就濕了。我是在淚水中念給劉霞聽的，幾乎每讀一小段都要因哽咽而中斷，我已記不清中斷了多少次，每一次中斷時的沉默都有死一樣的寂靜，都能聽到亡靈們在地下發出的冤哭，那麼微弱、那麼無助、那麼撕心裂肺。」（《來自墳墓的震撼》）

　　中國言論箝制、資訊封閉，即便產生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其業績和成長背景的資料，也必定付之闕如。描繪劉曉波的文字很少，其中丁子霖蔣培坤的《我們與劉曉波的相識、相知與相交》，是極難得的一文，寫出了有血有肉的一個劉曉波。

　　我發現，在他們筆下，反傳統激烈得幾無二人的這位「黑馬」，其實為人蠻傳統，他對丁蔣口口聲聲「二老」，他也很在乎那些亡靈們大多數都還是孩子，他懺悔「我這十年來，時時被負罪感所困擾。在秦城監獄我出賣了亡靈們的血，寫了悔罪書。」這種人道心靈，在中國便是「老人所老，幼人所幼」，而人命比天大，更是很西方的。

　　他一次次的坐牢，死也不肯出國流亡，與其說是要陪伴那些受難的母親們，不如說是要陪伴亡靈；而他為此付出的代價，實不足為外人道也。零八憲章發表前，劉曉波常在Skype上和我聊天，有一次他講了一件剛發生的事情：他所居住地段的派出所，經常無端騷擾、搜查甚至拘禁他，但他還是儘量跟那個所長交朋友，雖然此人很無賴，最近故意來尋釁，帶了幾個大漢，劈頭蓋臉就毆打他，又押回派出所關押了十幾個小時，劉曉波回家後氣憤難忍要上告，這個所長又跑到家裡來給他下跪求饒。這個細節講的是折磨（皮肉和心理），我也聽出來一種地獄裡的凌辱氣氛。監獄並不能折磨劉曉波，他會在那裡面跟福柯、薩特遨遊，出了監獄他反而要受煎熬，因為他面對了亡靈。難怪他一聽到獲獎消息，會脫口而出：「這個獎首先是給六四亡靈的。」

4、桂冠還是十字架？

　　諾貝爾和平獎據說是「天王級」。中國的八零後們獲悉很興奮，但他們不知道劉曉波是誰，「他一定是個好黨員、好幹部、為人民做實事的好領導」（《時代》周刊）；海內外也有不小的反對聲音——以劉曉波的巨大爭議性，對他沒有疑義反而不正常了。

　　我不敢預期劉曉波獲獎對中國現實政治能有多少觸動。中國人的驚喜帶有很大的艷羨成分，甚至還會參雜「民族自豪感」，卻很少有人真懂奧斯陸的意思。這個情勢，反而叫得主背負了沉重的榮譽債。

　　劉曉波還在牢裡，已經承荷了國際社會與中國民間的巨大期望，他能做什麼呢？國際層面比較複雜，此處無法深論，反正西方還得跟中國做生意，投資也暫時沒有更好的去處。中國自身則困境已深，政治惡臭，人心塌散，積極的有組織力量在哪裡？

　　從諾貝爾和平獎的單純視角去看，中共二十年的高增長、高腐敗、高壓制，不期然地打壓出一位「長期非暴力抗爭」（諾獎公告）的和平獎得主；與此同時，民間抗暴運動伴以強烈的造反意識，已呈星火燎原之勢，而漸進、溫和、對話的非暴力理念，也快速地被人們棄之敝屣。據公安部的數據，一九九三年全國抗議事件是八千七百起，到二○○八年已增至十二萬起。此暴漲的情勢，一方面使中共「維穩」的財政支出與國防開支不相上下，另一方面則使民間從期盼「陳勝吳廣」，轉而直接呼喚「辛亥革命」，而凡是主張「和平轉型」的人，一概被斥為「非暴力合作派」、「保共改良派」，在此社會氛圍下出籠的「零八憲章」倍受攻擊，被扣上「投降主義思想路線」的帽子。劉曉波榮膺大獎之際，也面臨了更艱難的使命。

　　丁子霖曾勸劉曉波搞研究著書立說，少寫「惹人生厭」的時評，他答之曰「我回不到過去了」，又戲稱要為劉霞攢下一筆稿費，萬一再坐牢的話。其實他想靠網絡時評，在中國播撒一點理性、中道、非暴力的思想種子。經歷了天安門屠殺後的悲涼歲月，目睹了母親們喪子的刻骨哀痛，劉曉波不僅滌淨了自己的傲慢心態和激進情緒，也從學理上釐清了漸進、和平轉型對中國社會整體利益的合理性。他沒有白讀博士，哲學的底子幫他很乾淨通俗地講他的理念，雖然一時尚曲高和寡。

　　在一定意義上，二○一○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早在一九八九年春北京的沸騰廣場、血沃長街就應驗了。天安門學子滿腔報國之心，被機槍坦克碾碎之際，啟動了共產主義陣營大坍塌的骨牌效應，「八九」一代卻抱憾飲恨至今，終於劉曉波代表著他們的理想和叛逆，登上諾貝爾的殿堂；再深一層說，推選劉曉波的，也不是現世的人們，而是倒在長安街上的亡靈們，他們要讓這位前「黑馬」代表他們，來告訴這個世界，殺人不是政治，只是獸行；反殺回去，又在重複獸行。

5、中國要爭取講道理的那一天。

以下文字是六年後增添上去的，劉曉波此刻已經奄奄一息，全世界都在呼救他，但是中南海鐵了心要他死在監禁中。這個政權對於製造一項新的暴政記錄，居然還有某種殘酷的快感，它已經無所顧忌，因為既然已將中國掏空、將神州毀掉、將這個民族征服，中共當然就不怕在一間病房里，向全世界直播它如何“處死”劉曉波。

他沒有敵人，他溫和到嚥氣，這卻正是暴政恐懼他的緣故。四九以後，中华民族吓破了胆、知识分子打断了脊梁骨，刘晓波只身防堵「道德资源」流失的后六四精神困境，重建「知识者人格」。他做了三件事：主动背上负罪感，忏悔自己；坚守国内，拒绝流亡，一次又一次地去坐牢；谦卑地搀扶受难者。在此，他实践了一个「基督徒」的受难精神，由此他也超越了「五四」精神，因为五四那一代巨人，比如胡适，都是蔑视和反对西方基督教的；中国的大知识分子，四九以后又都是向毛泽东投降的，后来几代人都是努力争取回到「五四」，但是只有超越「五四」，中国知识人才能重生。今天我只看到一个人走到了这一步，他就是刘晓波。

在这个世纪之交，对中国文明和进步所做出贡献者，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跟刘晓波比拟。在余英时称之为「天地闭，贤人隐」的黑暗时代，劉曉波罕见地坚持对暴政的和平抗争，谦卑地搀扶襄助受难者，孜孜不倦地探寻中国摆脱暴力循环的政治转型途径。这三十年里他做的事情，无人可以替代。我们今天面临的，是全世界曾未有过的「升级版极权」，中华民族也面临灭顶之灾。刘晓波探索了一个可能的政治路径，是中国民间的一笔巨大财富。

正值余杰囑我作序之際，網絡上有人貼出我的這篇舊文《把激進煎熬成溫和》，是2011年底寫的，我無法寫得更好，而劉曉波也是寫不盡的，他對中國和世界的意義，在時空中愈往後將愈加清晰、飽滿、深刻。

五、刘晓波是一个民族英雄

现在人们用很多言辞定位刘晓波，比如“公民社会”的代言人、宪政中国的殉难者、民主中国的头号公民等等，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在当下中国的语境里，用老百姓熟悉的言辞来定位他，所以，我说刘晓波是一个“民族英雄”。

1、时势造英雄。

在这个世纪之交，对中国文明和进步所做出贡献者，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跟刘晓波比拟。1989年“六四”屠杀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黑暗时代，它会延续多久，至今没人知道，因为西方也出现了衰退，整个国际社会笼罩着绥靖主义；人类文明自二次大战以后，除了技术发明上仍稍有斩获（如数码时代的出现），其他可以说毫无进步，人类的自私甚至超过历史上任何时代。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的沉沦——人性贪婪、环境破败、制度倒退，更为突出，所以余英时称之为“天地闭，贤人隐”的时代。然而正是在这个黑暗中，“六四”的血与火淬炼了一个人，而且还是最懦弱、可怜的群体中的一个人，他就是刘晓波。他在这三十年里做的事情，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他罕见地坚持对暴政的和平抗争，

他谦卑地搀扶襄助受难者，

他孜孜不倦地探寻中国摆脱暴力循环的政治转型途径。

中国文明自近代以来，是一个衰落、失败的文明，所以满清崩溃后社会解体，中国是按照现代极权模式重新再整合起来的，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不过六七十年就死掉了四五千万人，而且至今看不到出路在哪里。“六四”一劫，让这个极权几乎崩溃却又存活下来，就给了它打造更可怕模式的机会，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的，是全世界曾未有过的“升级版极权”，中华民族也面临灭顶之灾。刘晓波探索了一个可能的政治路径，是中国民间的一笔巨大财富。

2、刘晓波实践并重塑了知识阶层的新人格。

中华民族吓破了胆，知识分子打断了脊梁骨，这个民族还有什么救？西方那条路，什么公民社会、民主选举、代议制、法制、基督教等等，在中国的文化里，都离不开一种角色的核心凝聚作用，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四民社会，必须由“士”来领导，现代化底下，就是这个“士”变坏了，中国才一塌糊涂。

刘晓波只身防堵“道德资源”流失的后六四精神困境，他才成为一个新的民间领袖，为此他必须重建“知识者人格”。年轻时代的刘晓波，是一个极狂妄的叛逆者，然而正是叛逆者才能在塌天境地中存活，并走出一条新路。他在中国八十年代那场著名的“文化热”中，是一匹桀骜不驯的“黑马”，他挑战权威，叛逆而激进，动不动发表震动一时的惊世骇言，令舆论大哗、街谈巷议。抗拒权威的叛逆经历，使得他具有一种知识分子缺乏的勇敢和尖锐，也给了他在黑暗中的孤胆和坚韧。

他做了三点：主动背上负罪感，忏悔自己；坚守国内，拒绝流亡，一次又一次地去坐牢；谦卑地搀扶受难者。刘晓波在此实践了一个“基督徒”的受难精神，比无数的中国基督徒都做得出色，虽然他并未接受洗礼；而他这种超越性，更是超越了“五四”精神，因为我们都知道，五四那一代巨人，比如胡适，都是蔑视和反对西方基督教的。中国的大知识分子，四九以后又都是向毛泽东投降的，后来几代人都是努力争取回到“五四”，但是只有超越“五四”，中国知识人才能重生，今天我只看到一个人走到了这一步，他就是刘晓波。

3、刘晓波活出了一个灿烂而富于传奇的人生。

他虽然死于绝症，享年仅61岁，但是他却活得比所有人都潇洒。他的传奇，不是标准的中国传统可以杜衡的，相反，他一生充满争议，恰好跟中国的错乱、颠覆、失序、衰落相映成辉。

我曾这样描述过他：從「中國要當三百年殖民地」，到「我沒有敵人」，此間距離多少、又如何丈量？這既是從文化到政治的距離，從尼采到甘地的距離，也是從叛逆、狂妄、目空一切，到自省、謙卑、甘下地獄的距離。

中国近三十年无非三件大事：改革与文化热、大屠杀与经济起飞、专制霸权与民族主义；这三件事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刘晓波的身影。站在大时代的风口浪尖做弄潮儿，这三十年里，没有人可以跟他比肩。

劉曉波因「文化激進」而備受批評，又因「政治溫和」而同樣備受指責，受「兩面夾擊」如是者，在中國又曾有誰？從六四清晨在大軍環伺的槍口下帶出廣場抗議學生，到身繫牢獄贏得諾貝爾和平獎，劉曉波三十年換了一個人，雖依舊桀驁不馴，但他已然有了一副溫和心腸。

即便是他的私人生活，也几度波澜，毁誉参半。但是最近二十年里，他说“二十年来，支持我、给我力量的是刘霞的爱。”他们几乎演义了一场现代版的“革命加爱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为了报答刘霞因他而受折磨以至得了严重忧郁症，他又来了一次大叛逆，一改死不出国、坐穿牢底的初衷，用最后一口气，要把刘霞送到西方去，他才不管舆论怎么评价他。刘晓波我行我素到最终。世间没有第二个刘晓波。

六、懸崖上

劉曉波是不是基督徒？這將成為中國當代政治史上的一個課題，抑或是中國基督教史的、還是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史的？很久我都有一個疑惑：曉波生前為什麼沒有受洗？今天偶然讀到《王怡的麥克風》中的【摘抄：鐵窗後的福音】，第一次知道曉波在獄中的終極思考，竟然達至如此之深的程度，他當然早已超越肉身、生死：

『时间停滞，我正在被无尽的空间所驱赶，似乎自己将随时堕入绝境。虚无在脚下，万有在头顶，交替挤压——歌唱着挤压——我必须承受平庸的纠缠。……我很想祈祷，在这个星光黯淡的夜晚，但我没有信仰，没有上帝，只有一点点可怜的烛火。我相信自己是一座大毁灭后仅存的残破城垣，立于天地之间和阴阳交错的急转弯处。空无是一间房子里的一座钟，帮我在屡屡错过的时刻找回准确的分分秒秒。我能够让肉体抛弃灵魂，在精神只用来维持肉体虚荣的瞬间，远距离观察思想的碎片。』

其實，信仰是一個精神過程，而非思辨或者哲學過程，對於哲學博士劉曉波來說，他讀福音，一定會寫許多思辨文字，但是他的思考，卻必定是關於人生和生命的，他不選擇在獄中、或在中國受洗嗎？他不要在受刑期間受洗以免太過「表演性」？或者他真的還沒有徹底想明白，他的政治抱負會不會受到教會的局限？這些我們也許永遠不知道了。

他究竟在掙扎什麼？我多麼想知道……因為那是一個臨界點，每一個人在那裡，都是不一樣。

有个清晨，傅莉仍昏迷在急救室里，我一个人恍惚出去，站到静寂的高速公路旁，只有一个了结的念头在翻腾。当时闪过的念头，后来我从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一段文字里又读出来：「⋯⋯希望永远失去了，而生命却单单地留下，而且，在前面尚有漫长的生命之路要走。你不能死，即使你不喜欢生。」

我在日记里写道：「这是近十个月来我所读到的最贴近我心境的文字，从未有过的绝望而又不能被安慰也无法被替代被宣泄的感受，以及人生曾获得的一切，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你抓不到一根救命稻草，这些大概就是我一生没有意识到的个体灵魂中最隐秘的无根基性。」

人在多大程度上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此时对我已成一种滑稽。我的意思是，我们曾是那样自信于「修复」国家、民族、社会、文明之病入膏肓的一类「人物」，临到独自面对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灾难境地，除了天塌地陷之感，一无所凭。我忽然看到了存在的深渊，一个无底的黑洞张开在脚下。

这个悬崖，就是所謂「終極」，它不會讓你想起福音、聖經、耶穌⋯⋯但是，有人可以跳躍過去，有人可能退下來，如我——

在这个悬崖上，此岸的现实世界彷佛只给我留下了求生的本能，和一个要救她的疯狂念头，同这念头相连的，就是对人世之外的奇迹的渴望，它拼命飞向了彼岸，那个对我来说陌生却从不想去触碰的神秘世界。

车祸后来自基督教、佛教和气功对我们的救助，也是源源不断，我要自己绝不拒绝来自彼岸的任何救助，各种祷告、默想、入静我也一一都作了，只为她默默去作，不因我而成为一个障碍。我知道这不是信仰冲动的发生，只是一个世俗人的绝望而已。

我所渴望的只是神迹的降临，这成了一个极功利的判断，它在此岸和彼岸之间筑起一道屏障，叫我逾越不了，终因未见有奇迹降临于我们，使我不能摆脱尘世。

曉波肯定到過那個懸崖，他在那裡想了些什麼？

十五、蘋果落地聲

2023年六月中旬，我在臉書寫「沦陷」：還有人記得「蘋果」嗎？人們都在為她的凋零而哭泣，那彷彿是香港沉淪的「蘋果落地聲」，可是從港人淚送「蘋果」的悲壯中，我可以感到一種無聲抗爭已經發動，香港玉石俱焚也開始了。「蘋果」和香港的意義都是全球性的，中共已經鐵了心，可是歐美和西方呢？現在整個中國淪陷了！可是那已經不重要了，去年香港淪陷，已經註定了全中國遲早要淪陷；而中國淪陷，便意味著這個兇暴制度將從併吞台灣、蠶食東亞開始，咄咄逼人「走向太平洋」，再下一步就是黥吞全世界，我們現在無需擔心中國和亞洲，反倒要擔心美國、歐洲和全球了，難道像中國淪陷之前一樣，裝睡的人是叫不醒的？

1、沦陷

最早是2019年11月12日港警攻進中文大學，我在臉書上貼了『香港沦陷：西方领先逆转的信号』一則文字：

『香港人三十年前以「黄雀行动」救人，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可是今日我毫无作为，也无能为力。世界大势如此，个人虽渺小，却依然想做一只鹦鹉，「入水濡羽」，飞洒那香港大火。

警察进攻中文大学，难道不是一个香港沦陷的信号吗？谈香港总谈经济、金融，但是四九后大陆沦陷，台湾也在蒋家军政之下，中国文明不是只剩下香港一个孤岛吗？这个孤岛才有牟宗三、徐复观、钱穆、余英时……。今日西方不救香港，其实也是救不了。黎安友教授就说「美国无力无心救香港」。所以香港是孤军奋战，香港青年是全世界民主社会的「牺牲」。』

香港淪陷的那一刻，我手中寫著的一本《鬼推磨》正好收筆，此書中我梳理三十年世態跌宕、歷史翻轉，其中奧秘之一便是中共以「韜光養晦」之計，「全球化」之框架，廉價勞力之優勢，利用西方牟利本性榨取它，自己則成功穿越合法性、市場化、互聯網三道關隘，實現了「數位化列寧主義」的崛起，西方大夢如鼾；而西方失去「領先」，又在歐洲受福利主義拖累而過早衰落，美國則技術被偷、貿易被騙、領袖被唬，讓中共當小孩一樣耍了好幾任總統，而我終於看到這「西方領先不再」的標誌，恰是此刻他們無力來救香港了！

再到4月20日，香港警方拘捕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14名泛民人士，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称英方「说三道四」，敦促其「停止干预香港事务」，這用內地的語言形容就很難聽，叫著「蹲在你有頭上拉屎拉尿」。我在臉書又發一貼：

『香港，是一块试金石——习近平要欧美承认其「大国崛起」之霸主地位。美国和川普，始终看不懂。这跟三十年前布什家族和克林顿看不懂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如出一辙。更早，在去年底警察攻进香港大学，香港就沦陷了，西方无动于衷。如果西方拒绝习，他就毁掉香港，并将这个曾经的「反共前哨」，一变而为「进攻西方」的前哨。至此，大多数人还认为，「香港国安法」出笼，只是要恐吓港人。其實香港是习近平的底线。』

2、中國毒藥

a、香港一百年英國殖民遺產

b、中國不搞『共和』搞『帝國』

c、解構『大一統』的效應

黎智英接受《財訊》訪問，對台灣人苦口婆心：你們要是選郭台銘、韓國瑜這樣的人，台灣人不會死嗎？

他當然指的是台灣總統選舉，誰都知道，韓國瑜、郭台銘可以接受一國兩制，經香港一場轟轟烈烈的「返送中」，郭台銘表面上改口了，而韓國瑜反應遲鈍，還說「我不知道啊」，民調大跌。香港效應在台灣發酵，最大受益人是蔡英文，因為她對中國最強硬。

我也有一個自己的私人經驗，就是看著香港宏偉的百萬人群，我有點自戀式的詮釋：香港青年的火種不是來自天安門廣場嗎？馬上有人反駁我。我這才發現，中國已經成了「毒藥」，甭管正反哪一面，在中國之外，尤其是被它欺負的邊陲，都會惹人膩歪。

「毒藥」曾是流行歌曲詞彙，指傷痛需遺忘，未知何時變是網絡語言，霸道負面之涵義。

曾幾何時，北京是多風光的大國上京，2004年國民黨競選輪替失利，敗選的連戰第二年就去大陸拜見胡錦濤，於是「人民幣跨海，金融系統接通，買下台灣」，也逼出了「太陽花學運」；2014年6月的《香港白皮書》，北京可以說出這麼霸道的話：「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這霸道的結果就是變成「毒藥」，又跟後來的「病毒」擴散相符合。

這當中可說之處確也有一些。比如，香港人震驚了全世界，其底蘊難道可以忽略一百年英國殖民遺產？若此，便解構了在中文語境中橫行了不止百年的諸如『殖民』、『外辱』、『侵略』等負面含義，自然也会解構到今日中國最霸道的『民族主義』。我們不會忘記劉曉波的名言『香港最好殖民三百年』，乃真知爍見。

又者，習近平不搞『共和主義』而偏要搞『帝國主義』，不僅違反他的皇祖鄧小平『遺訓』，也是嚴重違逆時代進程，跟中國的大國地位不相稱，也徒然虛擲了三十年經濟起飛的巨大物質力量，等於白白消耗民脂民膏；更可怕者，是中國一旦崩解的毀滅性力量，全世界跟它一道遭殃。

香港這次反中國霸權的意義，遠遠尚未顯示出来。一個顯見的效應，便是『一國兩制』徹底破產，而中共拿不出任何替代方案，除非它改制。這個破局，將引發中共三十年來推行的『大一統』戰略的毀損，其後果也必定逐漸會在新疆、西藏漸漸顯露出來。

毛澤東一生沒有『統一』中國，所以鄧小平高度重視『回收香港』，並視其為一生最大滿足，但他還是飲恨台灣。這漸漸慣出中共的一種『領袖情結』，誰上台都要以完成『統一大業』為最高業績；又則，『統一大業』也是這個政權代價最便宜的合法性補充劑，因為被『民族主義』馴化的老百姓最吃這一套，馬克思已經不靈光了。所以，香港教訓北京獨裁者，令其『大一統』情結消退，沒準對中國的政治改革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推力，那麼我們中國人還真得好好給香港人作個揖。

这次全球瘟疫，正渐渐被澄清是一场「生物战」——大陆盛传，第一时间前往武汉处理病毒所事件的孙立军，将资料透露给西方而被捕，国际社会正在酝酿索赔中国，而习近平已经悄悄地动员中国人准备应付一场「八国联军」入侵了。此所以国务院在这个时间点，突然批准将永兴岛、永暑礁变成一个南海三沙市，南海备战的意味浓烈。

在这种形势下，香港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虽然解放军也早已进入香港，但是那跟军事占领还差得很远，4月18日大逮捕，就是占领的第一步。中国的军机和军舰，不是也频频进犯台湾吗？这是一样的举动，只不过中国还不可能在台湾进行大逮捕。

香港将被浸入血泊中，往后我们将看到无数的暴行和流血。从去年夏天的「反送中」大游行开始，香港人民已经抗争了一年。这样的人民是不屈服于武力的，尤其「勇武派」的那些孩子们。

但是我很担忧，因为香港人是我的救命恩人，三十年前是香港的「黄雀行动」，将我从中国营救出来的。看到一个坦克碾轧、血光之下的香港，我会很难过。』

接下來6月30日「香港国安法」落閘，我再貼「丢掉香港，全球沦陷」：

『中国的「香港国安法」，设计成「全球国安法」，难怪他们人大162个常委15分钟通过，敢情中共要当世界警察，可以全世界随意捕人了。习近平拿到香港居然可以借它搞「全球国安法」了，这个念头看上去很 stupid，但那确是他脑子里的东西，世界上多少人知道他有一個「五步支配世界」 計劃，或者說還有誰記得习的十九大报告？他三個半小時講了五件事：2025计划，使中国在21世纪里统治全球的制造业；「一带一路」；5G网络；金融技术；人民币成為兑换货币，替換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到2030或2035年，他们就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成为世界霸权。』

拿到香港，把它變成「进攻西方」的前哨，它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自由港，進口概不收稅；港口發達，運輸先進，通往各國航線極多，轉運速度快；港商精通轉口業務，與世界各地交往頻繁，通曉各國語言、法律、慣例；香港參加了許多國際條約和協定組織，享受低關稅和配額，等等，大陸沒有一座城市具備這樣的轉口功能，那麼當中國向外擴張、輸出產業、技術、貨幣、勞力等等，不是首先得有一個金融枢纽和自由港，才可能做其他一切嗎？

3、黃雀告別

七月十日香港支聯會做出策略性人手調整以應對嚴峻政治環境，他們的有始有終，感人而悲壯；其實他們早已啟動這一步，我能親身感知的，便是「黃雀行動」的有始有終，其靈魂人物朱耀明牧師親自率隊走訪歐美，一家一家地告別「黃雀遇救者」，我的日記中有他們家訪我的一筆，至今我的感受，是傅莉得以親見朱牧師和師母，向救命恩人當面說出「謝謝你們救了曉康」這句話，乃是朱牧師給了她這個機會。

2017年夏，朱耀明牧師率一支摄影队到我家中采访，他说当年营救行动的经费，是由香港人自愿捐赠的，时间过去三十年了，「黄雀行动」可以告终，然而按照我们香港人做事的原则，支联会必须将被营救者的境况做最后的记录，以存留一份资料向香港人民交代。

2012年初我曾有台湾行十日，是去观选，恰逢朱牧师也来了，他约我到紫藤庐见面，乃是我们二十年来第一次再相逢，以至拥抱唏嘘，朱牧师是個俊美長身的廣東男子，他第一次宣布他要动手整理「黄雀行动」历史，原来此前香港记协主席麦燕庭曾在电邮里透露要在台湾谈一事的背景在此。

事后我自然看不到朱牧师的「史作」，而除了朱牧师和营救我的几位黄雀成员，我对整个行动一派迷蒙，也不相信外界的众多传说，但是最近读到一篇报道，感觉文字间有某种我熟悉的味道，况且其中也提到我，即《众新闻》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发表的《黃雀行動港英角色曝光，暗助地下通道運作救400人》，我不妨采用其中的说法：

『黃雀行動，是香港一段很珍貴的本土歷史，體現了危難時人性的光輝和道德勇氣，包括一批無名英雄。當中，港英政府的角色尤為關鍵。有人肯定地說：「如果沒有港英政府，沒可能有地下通道的出現，不可能救約400人。」

『六四屠城後，中共通緝民運人士，學生和民眾要逃亡，身上有的是民運期間搜集得的香港記者、學生、文化界人士卡片，他們決定要走，便打電話給這班香港人救命。1989年5月27日曾舉辦民主歌聲獻中華、向民運捐款的演藝界人士，在六四後首個星期，開始接到求助。演藝界於是想做點事，將民運人士送到香港中轉站，再將他們轉往西方國家定居，於是集合力量兵分兩路：由江湖人士開通內地赴港的地下通道、由政界及支聯會找港英政府及外國領事。』

六月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他的办公室接见“六四”幸存者。我们四人在那里，其实主要是听李兰菊对国务卿讲了一个“中国故事”。

她说，六四那晚，她二十六岁，以香港学联代表身份正身处天安門广场。一个男孩，初中生，拿着一块石头要去拼命，被她竭力劝住，男孩后来跳上救护车消失了，但是30分钟后另一辆救护车载回他的尸体。

再来的救护车，便喊着“香港学生上车”，她拒绝离开，这时一个女医生拉住她说：“你听我说，你要安全离开这里，回到香港，告诉全世界你在这里看到的一切，今晚我们的政府对人民做了什么。”

李兰菊活下来，把这个故事讲了三十年。

中国如今极其渴望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然而，他们却一直不敢讲这个故事。他们不懂，在没有讲好“六四故事”之前，全世界不会有兴趣听其他任何“中国故事”，不管它是关于金钱的，还是关于富裕，甚至关于崛起的。

五年后的秋天，黃之鋒來华盛顿美国國會作證，2019年9月17日“纽约香港关注组”创办人杨锦霞教授讓我們去Union Station，會黃之鋒他們，我和王丹、李恆青趕去，原來香港民主委员会在這裡成立聚会，其执行主任乃是支联会朱耀明牧师之子Samuel Zhu，即另一个黄之锋、罗冠聪、周庭，真乃长江后浪推前浪，亦为香港情势万分危急，隔壁那个大陆将要喷发……。

4、黃雀「無家」

「六四」忌日之斜陽快要墜落，我還沒想好怎麼紀念這個日子。猛然想起，我有今日，難道不是因為救命恩人嗎？然而昨天還聽到港人程翔痛陳「香港已經沉淪」之苦言，而朱耀明牧師不是浪跡天涯，不知何處落腳嗎？這個日子我最該講的話，應該是「黃雀們」如何，那便是「六四」36年後，香港破滅、黃雀飛散歐美，落草為生⋯⋯。

二〇二一年八月五日，法廣主持人艾米就中美關係的劇烈轉折對我做了一個採訪，訪談中她問起我跟香港的關係，我說了一段刻骨銘心的話：

法廣：您當年六四後被通緝被迫逃到國外時受到香港“黃雀行動“的幫助，而看到香港目前的情況，一定也感觸頗深？

蘇曉康：是的。“占中”一開始我就非常關注，“占中”的一個主要人物朱耀明牧師，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是他把我從國內救了出來，送到了法國。之後很多年，我不能去香港看他，而他去年開始到國外，也到我家來看我。朱牧師和參與“黃雀行動”的人，當時是用香港人募捐的錢來救我們的，因為這個行動中用了很多不同的力量，包括走私和黑社會，那都是要付錢的，我們這些人都是付了很多錢才救出來的。

所以，朱牧師他們還要向捐錢的香港老百姓有個交代，要知道這些當年被救的人生活如何、有沒有困難、將來怎麼辦……他就從歐洲到美國把救出來的人看了一遍，他還說：“我們救了你們出來，希望可以送你們回去。雖然現在做不到，但希望發起一個‘回家運動’”……但我告訴他我不願意回去，美國現在就是我的家。在他的要求下，我給他寫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題目就是『無家可歸』……。

前段時間，港警要抓朱牧師，他和別人還不一樣，他有這個「黃雀行動」的案子在共產黨手裡，所以我非常擔心他如果進去了會被搞死，因此告訴他不要去坐牢，但他不害怕，現在人還在香港，並不逃跑。

另一個最讓人感動的人就是黎智英，他也不走，等著員警來抓。

這些人就是香港人的骨氣。

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七百萬人跟這樣一個野蠻強大的政權抗爭，西方卻不支持也不救香港，香港人等於是在孤軍奮戰，最後就是那些孩子們站出來……有多少孩子被打死，西方都不管，這讓我非常憤怒，但我們也沒有辦法，世界現在就成了這樣……。

朱牧師以「黃雀行動」，從六四屠殺的肅殺大陸，據說救出一百多人，然後星散世界各地，二十幾年後他又領銜組織「回家運動」，要為這些流亡者爭取回國的權利，其間艱困種種，一言難盡，而世移時遷，我猜大多數流亡者已在海外渡卻困境，紮根落腳，不能說沒有思鄉之苦，卻不見得還想回到那個日益腐爛的「祖國」，而當年營救他們的香港人，此刻正在失去他們的家鄉。

江湖傳聞，華叔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命名營救行動系誤傳，實則出自曹植『田野黃雀行』詩句，乃黃雀遭殃而有少年救之。橫豎我們這些被通緝者和流亡者才是黃雀，而後黃雀飛散歐美，落草為生，從此只有《鏗鏘》在後。

《山海經》有雲：「鏗鏘其鳴，聲如鐘磬。」

2021年10月18日我聞《鏗鏘集》四十三年、二千二百夜之後斬刀終於落到頭上，便貼《黃雀之後是鏗鏘》一文在臉書。

那天在我家，朱牧師、朱太太、嚴家祺和我，坐在一起聊天，我們沒聊「回家」，我發現流亡者群體中反而沒人問「流亡者能不能回家」這個問題，大概因為答案不言而喻，但是香港人就是這樣，他們沒有不言而喻的答案。

六四二十週年之際，二〇〇九年「六四」，全球可謂聲勢浩大，尤以香港為最，維園燭光聚會據稱十五萬人，青年居多，港人不服從北京，我寫了一篇〈無家可歸〉，其實就是寫給朱牧師和黃雀成員的，當時上了《蘋果》、《明報》。

十三、「大一统」：西方至今不懂的中共逻辑

（美國之音专访苏晓康谈《海恸》2023.08.10 ）

國際社會是自私的，民主政體是低效的，然而專制卻是精明而高效的。俄烏戰爭就是因為美國和歐盟的猶豫而觸發，普京看準美國在戰爭爆發前都未進行大型動員，也沒有做足夠的經濟制裁；那麼眼下台海呢？美國至今也不懂「大一統」是中共的意識形態，也是獨裁者的野心抱負，甚至是這個集權的「合法性」；當然，他們更不會明白「普習同構」，烏克蘭教訓會不會遏止台海戰爭？大約幾率很低。——自注

最近，流亡在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作家苏晓康推出新作《海恸》，深入分析了中国问题及世界局势。那么书名《海恸》的「恸」字是什么意思？苏晓康又是如何看待四十年来所谓的「大国崛起」以及中共专制扩张问题的根源？以下请听本台记者凯迪对苏晓康的专访。

1、被颠倒的《庄子》寓言

记者：您好，苏晓康先生。我们今天想访问您，谈谈您最近出版的新书《海恸》。我们都知道您是1988年著名纪录片《河殇》的总撰稿人。《海恸》和《河殇》，文字上有种相互对仗的感觉。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它是怎样一本书？

苏：我从一则古老的寓言、庄子的寓言讲起。《庄子》里有一则寓言，是讲海神教训河伯，河伯就是黄河。就是黄河流到大海以后，它很狂妄自大，又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海神批评了他几句。这是《庄子》里非常有名的一则寓言。可是今天，中国把这个寓言颠倒过来了。颠倒过来的意思就是说，黄河流到大海以后，它要教训大海了。这个意思是我写《海恸》这本书的一个立意。

记者：那么对于《庄子》里的这个预言，您是如何具体解读的呢？

苏：《海恸》这本书分了三层意思来解读。第一层意思就是说，这个黄河就是中国。中国在一个坏的制度底下走向太平洋，等于太平洋迎来了一匹「战狼」。

第二层意思，养大这匹战狼的恰好是太平洋那一端的美国。这就是30年中国崛起的内幕和诀窍。我在另外一本书叫做《鬼推磨》里讲了，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三层意思更有意思，诞生在黄土高原上的中华民族、这个汉族，他们曾经不知道什么是海洋。所以《海恸》这本书基本上讲了这么三层意思。

2、「战狼文化」与商韩法家

记者：您曾说《海恸》是“一部流亡者以血泪汇聚的世局观察报告”。我们知道，您从八九六四后流亡海外，30多年来，您主要生活在美国。那么身在海外，您是怎样看待中国这些年来的变化，也就是所谓的“大国崛起”呢？

苏：我刚才讲，中国崛起是在一种坏制度底下崛起的，一个坏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种集權的制度，它跟以前的专制不一样。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从我《河殇》的思路来看，我们要寻找或者摸索这个专制制度、这个“战狼文化”在中国文化脉络里的深处，它究竟是什么东西。这是我《海恸》里写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记者：说到这儿，您能否解释一下，书名《海恸》的“恸”字是什么意思？

苏：“恸”的意思在中文里面很复杂，基本可以解释为“惊讶”。就是大海非常惊讶，它现在面对了大陆上的一匹战狼。一匹战狼来到太平洋，这是今天全世界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严重的安全问题。

记者：那您发现这个“战狼文化”到底来源是什么？

苏晓康：在中国文化里顺藤摸瓜，这个“战狼文化”上接的顶端是什么呢？是兩千年前的秦朝、秦始皇的那一套文化。因为这里头有两个东西是今天习近平继承的，也就是今天中国这个制度继承的。什么两个东西呢？一个叫“大一统”，另外一个很简单，就是残暴。这两个东西是兩千年前秦朝遗传下来的。所以你看，从“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批判传统，他们就批一个东西，就是儒家，但是从来没有批过另外一个东西，叫做“商韩法家”。商韩法家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大一统”和没有人性、残暴。

记者：那您能否再解释一下这个“大一统”？

苏：我想告诉西方人，共产党不只是侵略扩张的问题，它有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在老百姓当中很受支持的。这个东西就叫“大一统”。美国和西方至今不懂中共的逻辑叫“大一统”。也正因为如此，50年代毛泽东占领西藏的时候，完全在西方的视野之外，西方完全不知道。后来英国丢掉香港，到100年了就把香港还给中共了，也是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大一统”这套东西。那时跟邓小平签的合约，什么50年不变。他们不知道共产党拿下了香港就是在它的“大一统”的观念下，它一定要把香港改造成跟中国大陆一样。现在中国的下一步要拿台湾, 也是那个“大一统”的观念。美国直到今天，我认为他们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4、「普習同构」下的扩张

记者：您在书中提出“普习同构”的现象。您能否具体分享一下，您在这方面的观察？

苏：今天正在发生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种族、完全不同的文化，但是他们都经过了共产极权改革、复辟、扩张。今天我叫做它“普京和习近平同构”，就是一样的意识形态、一样道路、一样的个人野心。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在扩张。现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仗今天还在打。然后习近平下一步要统一台湾。

但是，中国共产党与俄国共产党不一样。俄国现在已经不是共产党了，而习近平新建立的这个集权比普京比俄罗斯还要保守和落后。可是，他有比俄罗斯和普京厉害和强大、現代的地方，是什么呢？我把他形象地比喻为「数码列宁主义」与「商鞅秦制」的结合。那么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中国历史上、就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有两个领袖，一个是毛泽东，一个就是今天的习近平。他们都遗传了中国传统中最毒的一个基因，就是刚才讲的千年秦制。

5、强大的专制与弱小的民间

记者：那么面对现在中共专制集权如此强大，您觉得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苏：这就是中国这30年经济起飞以后，没有改变制度的结果，就是国家强大到了民间完全没有办法抗拒的程度。今天习近平就是做得再坏，他也不怕，因为民间非常的弱小。重要的是民间没有组织起来，没有形成力量。我们看不到从中国内部改变这个制度的任何迹象。中国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民间社会慢慢地跟这个体制来较量。

十四、攬炒

“攬炒”這句廣東話，翻譯過來即“毀掉”、“砸碎”，勇武派似以玉石俱焚的姿態，拖垮香港經濟跟北京博弈——香港至今是中國與國際資本、市場的主渠道，2017年仍有66.6%的外資經過這里流向大陸，而大陸有57.6%的直接投資進入香港，所以它還是中國獨一無二的金融樞紐，無以替代。網上有一文，港視編導蔡錦源寫的《反政府抗爭新世代的形成》稱：「一個打電玩的新世代，正為香港爭取時間」：

『這些年輕人無需指揮，做哨兵的做哨兵，要傳話的傳話，分配物資，無需糾察，一人需要，一呼百應。退入太古廣場後，有人叫「哮喘藥」，由天橋末端傳聲傳到商場內圍，不到 10 秒藥瓶一個傳一個傳到需要的人，「有啦」回應又馬上傳開去。他們成長的養份並不來自奶粉，而是 on-line game，素未謀面的人在虛擬的戰場上互相合作，各司崗位，各展所長對付共同敵人。他們已經訓練成有種憑直覺而互相有默契的行動能耐。電競新世代的特質是：不怕輸，輸一局，反而更強，再來，一個 level 一個 level 打上去，這個 level 打不贏，轉個策略再打。他們進退有度，知道幾時攻，幾時守。那些不在現場的不停在聊天谷傳幾點幾點清場叫人呼籲他們撤退，不明白這班年輕人不需要不懂打 game 的人指指點點。是的，他們也許將對抗威權政府的戰場當作 on-line game 來打，你班老鬼用了多年那個爭取的方式，可以繼續做，但他們自己世代的未來，就讓他們用自己方法打吧。』

香港抗爭的背後，是港人的煉獄生活：七百四十萬人中兩成生活貧困，全球工時最長，最低薪一小時四點八美元，房價上漲三倍，二十萬人住在劏房裡，絕望才是人們上街的原因。但是街頭抗爭總會走向激化，衝擊法院，塗抹國徽之舉過激，徒然洩憤而已，人稱“令多次靜默大規模遊行白走”。眾口稱頌的“無領袖無明星無大檯”抗爭，難道終究是群龍無首？全憑“電報”“連登”等社交軟件組織行動，崇尚李小龍“水可靜靜流淌，亦可猛烈衝擊，像水一樣吧，我的朋友”，“若水”式抗爭模式，可謂香港特有傳統、本地文化承傳，又絕妙之至。

1、be water

但是街頭抗爭總會走向激化，衝擊法院，塗抹國徽之舉過激，徒然洩憤而已，人稱“令多次靜默大規模遊行白走”。眾口稱頌的“無領袖無明星無大檯”抗爭，難道終究是群龍無首？全憑“電報”“連登”等社交軟件組織行動，崇尚李小龍“水可靜靜流淌，亦可猛烈衝擊，像水一樣吧，我的朋友”，“若水”式抗爭模式，可謂香港特有傳統、本地文化承傳，又絕妙之至。

但是，在香港之外觀戰的人們，卻吵得不亦樂乎，在我臉書上的跟帖也不少：

「勇武派绑架了香港民众，损害了香港民运的声誉，断送了香港民众和平理性派的成果，断送了香港的前途。我完全支持胡平对香港勇武派的批评⋯⋯」

「一边是勇武派(香港民众的强硬派)，另一边是中共暴政。香港民众方面以己之最弱项，以己之不得人心之项，来挑衅中共之最强项。一旦中共实施暴力镇压，则胜败如何，几乎注定。即中共胜算极大，勇武派(香港民众)胜算极小。中共既胜，便更可能一不作二不休，更加控制，更加压迫。而香港民众则很可能从此一蹶不振，更加被控制，更加受压迫。勇武派之为， 令人不敬之，远之，痛心之。」

「圖以暴力凌驾法律规矩道德的是來歷不明的武装兇徒，熱爱和平自由平等文化智識的是公民社会內的群众。此刻是士可殺，不可辱！」

「一個谈经济、金融的孤島，也是一個每年堅持不忘六四的孤島。每年那一天就這個孤島的幾十萬飄搖的燭光照亮全世界。」

「美國的民眾通過習近平政權製造的種種“意外”，已經甦醒過來，這就是一場西方和獨裁帝國的決戰，如果香港淪陷，難民的人道災難是任何一個西方國家無法承受的。除此之外，還有環境災難。」

劉青山撰文稱，勇武派從一開始攻擊和詆譭和理非，在每次大型遊行中都帶上暴力衝擊尾巴。從騎劫和理非到取代和理非，導致大型遊行不能繼續。其後的堵路、放火、攻擊商場、地鐵等等的強迫別人罷工，只能在強化其核心支持者的同時令原先參加遊行的淡黃退出和失望。

比較專業的，如斯坦福那位“民主運動教授”戴亞門（Larry Diamond）對媒體評估“勇武派”，是“徒然破壞財物的暴力”，是運動紀律崩壞之故，還特別提到八九年天安門學生已經在道德上勝利，卻不聽趙紫陽的勸說撤走，而導致悲劇，他強調“戰略眼光”，看遠一點。

未料我見到王丹，他說出別一番揣度：香港這次be water 抗爭，就是以各種極端手段逼北京出手，派兵鎮壓，由此才能扭轉香港“九七回歸”並關進籠子最終“內地化”的宿命，港人思之極恐，百般設想，以為只能誘使中共犯錯，才可引起國際插手，招回中英談判，為香港另謀一個前途，青年們甚至決意為此獻身，已有一批“死士”，而這樣的“戰略圖謀”，最終必會令大部分港人讚同。他分析中共知道出兵後果不會輕易動手，這個界限給出很大空間令港人可玩。這倒是我完全沒有想到的，若此，南端彈丸之島可以玩出驚喜，而遼闊大陸可玩極限，實不可想象也！

“返送中”像一部港片，在網絡上無數次地播放，終於播到片尾，硝煙、催淚彈、頭盔、塵口罩、倩女靓仔，都漸漸消失，唯有那隻《願榮光歸香港》的歌聲一響起，我就默默淌淚：

何以 這恐懼 抹不走

何以 為信念 從沒退後

何解 血在流 但邁進聲 響透

建自由 光輝 香港

在晚星 墜落 徬徨午夜

迷霧裡 最遠處吹來 號角聲

捍自由 來齊集這裡 來全力抗對

勇氣智慧也永不滅⋯⋯

2、少年革命家

習近平毀滅香港，不僅激出「勇武派」，更塑造了一個“黃之鋒世代”。

“少年革命家”黃之鋒，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那才是他的「革命」血統，因為基督教是近代中國開化、文明的一個原動力；广东人在近现代盛产革命家，二百年西风东渐，广东是「文化北伐」的基地，今又有英國培育一百年的香港，更是一個「北伐基地」。近代引進「亡國滅種」危機意識並誘發革命百年的如椽大筆，也是廣東人梁啟超就寫過一篇《少年中國說》，「香港少年」豈能睥睨？

这次学潮涌现一个十七岁的高中生黄之锋，上了《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标题是“抗争的脸孔”（The Face of Protest），封面上的黄之锋穿著“学生运动无畏无惧”字样的上衣。黄之锋向BBC中文网说：“这次学生运动我不是主角，如果上《时代》的封面不应该是我一个人，觉得夸张了一点！”雜誌刊文以“一个世代的呼声”為題，稱黄之锋和一批香港学生发起争取民主的运动，已经在香港带来震撼。

黃之鋒2011年只有14岁，便創辦“学民思潮”，反对当时香港政府正在中小学推行的国民教育政策，组织了约十万人在香港政府总部外集会，成功迫使政府暂时搁置政策。所以劉曉波肯定“殖民地”是對的，它的教育具有天然的“反洗脑”功能，中共二十五年靠经济起飞维持专制，却在香港这个前殖民地催化了反叛的一代。不过，我对香港新一代的“揽抄”行动完全看不懂，王丹为香港学生“不撤退”辩护，反对“见好就收”，而我想黄之锋他们就是“死磕派”，逼港府出手镇压付出代价，当然也会加剧党内的分歧，甚至影响西方与北京的博弈，此格局已非“六四”天安门当年。

然而中共封殺香港未來，恰是從拒絕整個一代香港青年著手的，這個制度對“殖民地”教育過的年青一代完全沒有信心，2016年大选前一些香港本土派乃至较中间的自决派参选人被取消参选资格，理由是他们的“政见”不符合《基本法》；大选后得到选民授权的一些议员，也被剥夺议席，例如梁颂恒、游蕙祯、罗冠聪等等。2016到2017年北京雷厉风行打击了一整个世代的政治权利，将他们进入体制改革香港的希望掐碎，就因為他们大多数都只认同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或“中国香港人”，这些身份认同的变化，令中国十分不安，因此不许一個进入体制。所以中国对香港进行的一次“世代清洗”，塑造了一個“黃之鋒世代”。

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港版国安法”，黄之锋随即在在臉書宣布辞任香港众志秘书长，同时退出香港众志，该组织同日下午约3时进一步宣布即日起解散及停止一切会务。黄之锋在声明中表示，“个人祸福难料，更要拿起承担的勇气”，退出香港众志后会以个人身份践行信念。他說港区国安法压境、解放军演示狙击“斩首”，在港从事民主反抗，忧心性命安危已不再是无稽之谈，包括以十年起计的政治牢狱丶送到白屋严刑铐问、乃至直接“送中”，谁也没有办法确定明天。但是香港的意志“不会因国安法或任何一条恶法而冰封”，這一年的革命造就无数觉醒的人，相信此刻世界上仍有无数双眼关切香港丶注目在国安法下他个人的情况，“我会继续坚守我家——香港，直到他们把我从这片地上灭声、抹杀”。

我想到的是，广东人的一个近现代特征：盛产革命家。二百年西风东渐，广东得风气之先，民风丕变，晚清造反之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广东人也；戊戌维新领袖，也是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再起来的辛亥革命，也是广东人孙中山；国共两党里的广东人，就数不胜数了。难怪香港会出一个“少年革命家”。今日中国的政治已走进死胡同，“改良与革命”激辩不已，“换人还是换制”挣扎不定，北京迫不及待要灭掉香港，已经彻底失去安全感了。前景无从预测，但是香港不会无声无息！

黎智英、黃志峰和許許多多香港人，無論男女老少，一個在香港大火中自焚的族群，他們為自己的家鄉而戰，像以往世界上無數保家衛土的人們一樣，這個彈丸之地也會出現一個英雄譜系，再連結西藏、新疆、台灣，也包括大陸內地，漸漸形成一個抗暴族群，反過來燃起一片東亞熊熊之火埋葬中共。

“八九”是一個亂世的起點。三十年來香港四次大規模社會運動，起點也在北京屠城：

1989年聲援八九民運的150萬人大遊行；

2019年返送中的200萬人“譴責鎮壓，撤回惡法”大遊行；

2019年8月18日170萬人“煞停警黑亂港；落實五大訴求”的大型“流水式”集會運動；

2014年9月26日深夜120萬人的“雨傘革命”。

然而，「雨傘」又來自「太陽花」。

2014年伊始，傅莉跟我說“今年是個兇年”，我並未在意。未料三月中旬台北爆發“太陽花學運”，學生突襲佔領立法院，抵制馬英九與北京簽署“服貿協議”，兩岸衝突迅速從制度差異，遞進到生存空間、資源分享、經濟分餅等實質領域，我至今記得，當時學生撤離台北立法院後網上一封忠告信，言辭激勵哀傷：

『這是我們的最後一役，一旦我們輸掉了這場戰爭，我們的下一代、世世代代都不會有翻身的餘地，只能重蹈西藏人的命運……聆聽香港人的忠告，借鏡防火長城下新加坡人的那會，感受新疆人遭受血腥鎮壓的悲痛，悼念西藏人自焚又自焚的哀歌……這一切都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我的感受是，六四屠殺二十五週年之際，中國周遭已然蔓延著恐懼，一個擴張型的兇暴制度好像已經無法遏制了，周邊小國也只有奮起自保。此刻香港已成前車之鑒，「回歸祖國」如陷地獄，港人悔之晚矣，他們“焦土抗戰”、“玉石俱焚”的決絕，令人心疼；北京除了再次“屠城”而黔馿技窮；川普則再搖貿易戰大棒別無良策。這個文明世界對一個極權的束手無策，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難看！

香港再度挑起兩個高分貝話語：「開槍」與「革命」，則顯示中國這個新崛起、新集權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尚在前現代的框架中，民眾和統治者都還面臨著艱難的終極選擇，前者是要不要“革命”，後者是敢不敢再開槍？卻拿香港先做了“試驗田”，將這隻“金母雞”置於血火之中，「中國模式」竟止於此，真乃慘不忍睹，而這個體制之中亦無任何理性力量出來糾錯，只憑洪水滔天，這是“六四”以來的一種機制，三十年之久！

文章分析了东亚四股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纵横捭阖：

1、美国——大买主、中间人与缓和者，由于远在新大陸，同東亞没有领土纠纷，再加上历史上美国在亚洲的参与，使得它大概是亚洲各国唯一均可接受的所谓“善意的超级大国”(Benevolent Superpower)；

然而，亚洲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上升。去年，菲律宾宣布停止租用美军基地。1989年，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总裁合著的“日本能说不”在日本畅销是又一个信号。日美经济摩擦和美国人敌视日本的情绪，都在刺激日本的国家主义。相比之下，更大的制约则来自美国国内，这就是美国人越来越强烈的“国内事务取向”(Inward Looking)——美国经济的滞胀、高达四千亿的财政赤字、国会对白宫的限制，都使得美国对亚洲已力不从心，从冷战期的亚洲局势主导者渐渐降为区域性的平衡因素(Balancing Force)。这一点，在台湾问题上尤其明显。去年底正值台湾岛内独立浪潮高涨时，笔者曾与主持制定美国冷战后战略政策草案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保罗•伍夫威茨有过一次谈话，我谈到台湾有些主张独立的人士认为如大陆对台用兵，美国会直接干预，保罗说，美国唯一能做的事，只能是在中国动武之前警告台湾当局不要去做蠢事。

2、日本——盟主地位受到挑战，尤其二次大战留下来的创伤，使日本在亚洲的政治形象同它的经济地位极不相称，但是最要害的是日中关系：

历史上日本是中国的最大挑战者，而未来中国则是日本的最大挑战者。日本对华政策之两难，一如北京对东京的态度。一方面，日本不愿失去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另一方面，对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又感到担忧。然而，当日美关系和中美关系都趋于紧张的情况下，日中关系却明显地接近了。这种微妙的情形，在“六四”以后更加表面化了。日本不愿加入西方对华经济制裁，日资趁机进入华、港，从1989年12月开始，日本成为香港最大的外来投资者，日资占香港银行存款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六。日本为自己的做法向美国辩解说，中国之于日本，并非如美国那样只是一战略筹码，可重可轻；中国是日本的近邻，战略利益息息相关，日本不能轻易得罪中国。

3、朝鲜半岛——冷战后七种新的局部战争暴发点之一，全世界都高度关注北韩的核武器问题，而这又同南北韩的统一问题联系在一起：

南北韩统一的进展比人们预期的要快。但何时能最终完成，谁也不知道。能够预见到的大概有三点:第一，苏联解体后，北韩已成孤势，去年经济增长是负数，军费开支高达GNP 的百分之十到十二，而南韩的GNP 大约是北韩的十倍，所以，统一的条件将更多地由南方决定；第二，最终解决还要取决于美、中、俄、日四个大国的态度，即所谓“两小加四大”的模式；第三，德国统一的模式大约不会在朝鲜半岛出现，南韩目前采取的态度是渐进模式。

与朝鲜半岛问题相联系的所谓“东北亚经济区”，对东亚的发展意义颇大。去年底，在库页岛召开的，由日本倡导，日、俄、中、韩诸国学者参加的关于东北亚经济发展会议上，日本学者提出包括日本、南韩、俄国的远东尤其是库页岛一线、以及中国东北、山东在内的所谓“日本海经济圈”的设想，其意图很明显:库页岛的丰厚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以及中、俄两国的廉价劳动力，对日本极有吸引力。

4、中国——大中华经济圈：

在南中国海域，也有一个经济圈在酝酿，这就是“大中华经济圈”。笔者曾力图对此作一界定，按我的理解，“大中华经济圈” 应包括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以及海外华人的某种程度的经济整合。这些区域间的经济确有很大的互补性，且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作基础。不过，在我看来，“大中华经济圈” 倡导者的一个未言明的目标，同东北亚经济协会倡导者一样，是针对工业东大中华经济圈亚的盟主日本而提出的。这深刻地反映了工亚东亚在冷战后重组的新的趋势。

目前，大陆东南沿海诸省与香港、台湾及海外的经济已呈极高的一体性。香港是大陆最大的外来投资者，它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约七百万)的劳工雇在广东；台湾去年与大陆的转口贸易超过五十八亿美元，直接投资额达十亿美元。哈佛大学著名东亚学者傅高义教授，已把广东与香港加在一起，称为东亚的第五条小龙。应该说，中国南部、香港、台湾这一地区，中国东三省、山东、朝鲜半岛和俄国的远东地区，在本世纪末和下个世纪初，将是再创经济奇迹的地方。尤其是所谓“大香港地区”，很可能成为本世纪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

十、一场台海战争或可结束「中国世纪」

波托马克文化沙龙，曾邀请华盛顿智库军事专家瑞克·费舍尔（Rick Fisher）分析、预测台海战争的前景和结局，并延伸到美中两国的军事战略、科技与装备及其军事实践，包括美中在南中国海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较量，他给的题目好吓人：A China-Taiwan War: Beginning or Ending of the China Century，一场台海战争或可结束“中国世纪”？

我听下来，Fisher 的预测，基本上是阻吓中共不敢开战的战略，即人们常说的“不对称战力”，美国要让中国知道，你打台湾就是要对美国乃至全世界开战，令其估算开打自己便不能存活而不敢轻举妄动。但是，他其实并没有讲美国将如何赢得这场战争。我提问“美军不登陆中国就能战胜它吗？”他回答：在我们登陆之前它就垮掉了。

台湾对中共的防御抵抗战略，就是“不对称战力”，指台湾拥有一系列当共军侵犯台湾时最不愿意看到，也最难预期的战力，它需要达到三种效果：战略上、打消共军的犯台念头；战役上、使战火烧到中国内地而得不偿失；战术上、使共军联合战力难以施展而陷入瘫痪。7月15日台湾汉光36号演习正执行“滨海决胜”阶段，自由亚洲电台的“军事无禁区”栏目主持人亓乐义，乘势解释这种战略，煞有味道：

『如何能使中共打消犯台念头？首先是“美国因素”。中共越是抨击美台关系升温，就越是害怕美国介入台海冲突所带来的冲击。美军一旦介入，即便是间接方式或在战区外围，都将使共军攻台方案的难度系数大增，作战方向更难掌握，甚至可能遭到美国盟邦的联手抵制，而陷入外交被动。因此，蔡英文政府极尽可能，在地缘战略上与美国取得一致性。这种战略利益的交会，不仅带来军事效益，还会使中共面对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使其难以承担动武的后果。

『而中共的对台攻略，早就启用“不对称作战”，运用舆论战、心理战与法律战（又称“三战”），以及发动信息战和网络战，散布假新闻，动摇台湾的民心士气；还以经济胁迫，逐步侵蚀台湾的经济；同时支持代理人，深化对台湾各阶层的统战；并且以机舰扰台等准军事行动，侦测并压缩台湾的防御能力及纵深。种种作为，游走于“灰色地带”，以“切香肠”方式，逐步松懈并瓦解台湾的防卫能力。』

他在报道中提及一件有趣旧事：毛泽东当年曾说，夺取台湾主要靠“内应”和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空军和制空权有关，至今仍具现实意义；“内应”就是代理人或同路人，或在广义上包含所有可以达到瓦解台湾民心士气的岛上资源，而广义上的“内应”，达到一定强度时，往往能够以非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相较于动武，毛泽东更看重内应——什么是“内应”，如今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十一、太平洋等來一匹戰狼

2023年夏，我的新書《海慟》在台北出版，我用了一個「慟」字，那是相對「河殤」而言，大海之慟。我在臉書有帖子介紹，《海慟》這本書的思路和結構，完全出自於我的印刻編輯陳建瑜，她建議我：「以當代環境的全球大格局切入、以大洋視野檢視海陸文化的激盪」，這才得以延續《河殤》的氣魄，然而不止要講比「河」更遼闊的「海」，更要講海陸對峙，一個全新的話語。她又要我做幾分鐘視頻給她，用作宣傳這本書，我這老頭子最怕弄這些IT玩意兒，拿視窗11自帶屏幕錄製，做了八分鐘視頻《太平洋等來了一匹戰狼》，我就直接採用大陸「戰狼電影」吳京的語言（亦如《上甘嶺》等），然而在中國歷史脈絡中順藤摸瓜，戰狼文化可以一直摸到秦始皇那裡，原來有兩個東西：大一統和殘暴，從兩千年前一直順延到今天，「五四」以來反傳統，一直在反儒家，從未觸碰過商鞅酷法，反而是毛澤東早在十九歲時便因驚嘆傳統中有這套黑術而作《商鞅徙木立信论》，而今天大陸已是滿屏「重讀商鞅」。

中国有一则古老寓言，出自《庄子》，講海神以一番哲理教訓河伯的見識短淺、狂妄自大，誰都沒有想到，今天中國把這則寓言倒過來了，這就是大國崛起的含義，但是解讀它並不容易，因為有多重含義在裡面，我的新書《海慟》就是提供一種解讀：第一層是中國在一個壞制度底下走向太平洋，等於太平洋等來了一匹戰狼；第二層，養大這匹戰狼的恰好是太平洋那一邊的美國；第三層，黃土高原上的中華民族曾經不知道海洋是什麼。

我完全沒有想到，在《海慟》即將出版之前，美中兩個首腦居然在太平洋上對嗆起來：拜登说：「看看中国在印度洋发生了什么，习近平问我为什么称自己为太平洋国家。我说：『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在太平洋上的边界比你们更长。我们是太平洋国家』……他接著说，『看看东南亚发生了什么，现在我把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组成了「四方安全对话」。习近平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想包围我」。我说：「不，不是这个原因。我只是想确保道路规则不会改变』。」

但是美國人完全不懂中共的邏輯叫著「大一統」，它要先征服周邊、鄰邦、非漢族之後，才會圖謀太平洋，所以五十年代毛澤東佔領西藏，完全在西方視野之外，而英國丟掉香港，也是這個原因，連中共一定要拿走台灣也是這個「大一統」的理由，它在中國人的觀念上，有強勢的合法性，而它來自中國的近代恥辱，所以我把它叫著「地緣達爾文」，被別人欺負過的人也會欺負別人，因此中國還是一個前現代國家。

這種前現代，是從延安（標準的黃土高原）建構起來的，由斯大林親手扶植的一種制度，所以直到今天，中俄兩國文化、種族迥異，都經過共產極權、改革、復辟、擴張，而且普金習近平同構，不過，中共重建一種新型集權，我稱它是數碼列寧主與商鞅秦制相結合的怪異制度，而習近平與毛澤東並無血緣關係，卻都遺傳了中國傳統中最毒的基因：千年秦制。

十二、中國的威脅仍在北方

這次俄烏危機，在中文話語中激出「烏克蘭—台灣」想像，由於幾個同類項：

1、中俄皆集權制度寡頭政治；

2、烏台皆為擺脫大一統的自由政體；

3、普習皆為心智缺陷之徒。

第3項失控，則演成災難的機率多高？烏克蘭正在成為一場活劇。

還有第4項，即美國和歐盟一開始都選擇「站干岸」；

嗣後因烏克蘭頂住第一波，才出台軍援聲援戲碼，這可稱為第5項，日後或為慣例，專門對付以強欺弱的霸權。

其實還有第6項：核恐嚇，為冷戰後首見。

我覺得，更加重要的恐怕是第7項：共產黨制度所謂「改革」成疑，俄羅斯去掉共產黨，依然是地球一大禍害，中共「六四」屠殺後放棄政治改革，到習近平徹底倒退，離俄羅斯幾步之遙？

第8項，美國不再做世界警察，全球安全機制無人擔當，誘發狂人、戰爭販子的機率大增，這個世界安寧成過去式。

我再添一個第9項，中俄曾是宿敵，有領土、霸權等歷史紛爭，北方威脅隨時還會浮想，因為「大俄羅斯主義」，所以中國人即使改了自己的制度，俄羅斯制度不改或假改，仍無安寧。

歷史如此昭示。

費正清寫《劍橋中國近代史》提到﹕不知為什麼，當海上已經出現了來自西方的堅船利炮以後，整個中國政府的注意力，財政、軍備，重點還在對付西北——那時西北正在發生太平天國後期所引起的捻軍和“回亂”。中國政府的主要力量還在西北，沒有海軍，也沒有真正懂得海戰的人。高陽的小說《紅頂商人》中提到﹕左宗棠率領軍隊征西，平定金積堡的回民叛亂，包括後來平定新疆，清朝政府都沒有錢給他，他是靠胡雪岩去向西方人貸款。胡就是最早的買辦，向西方借銀子解決西部的問題。中國當時是有內陸的麻煩，有內陸的壓力，但是中國一直沒有處理好海上來的問題。

這種態勢，四九乃至文革後，仍然沒有改變。

1992年，鄧小平發動第二次改革，中國的政策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在鄧小平「韜光養晦，絕不當頭」這個方針指導之下，中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尤其是東亞政策，是認為東亞地區是二十一世紀將有高度發展的地區，歐洲已經衰落，北美也要衰落。而中國在這個時候，在東亞崛起。有很多說法﹕“太平洋時代”，“中華經濟圈”，都是認為東亞經濟要噴薄。中國認為，自己在東亞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一定要保持與東亞的良好關系，就能贏得改革開放以後、二十世紀結束之際非常好的機會。中國當時還談論到了“太平洋世紀”中的中、美、蘇、日的關系。

到了1993年，鄧小平忽然又有一句話出來：“國際環境對我們有利。”

後來有人寫文章論證這句話，認為，蘇聯垮掉了，中國沒有北方的威脅了，我們可以走向太平洋了。

蘇聯垮掉之前，雖然與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蘇聯對中國是最大的威脅。那時中國的導彈都對著北方，軍事部署也是對付北方的。毛澤東在1950年派了很少的兵力去攻台灣，結果被台灣方面消滅了，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與幾千年的格局沒有什麼大變化﹕威脅來自北方，目光還是對著北方；對東面的太平洋，沒有、也不想有什麼作為。蘇聯垮台，態勢變了，有人說，現在中國的導彈不再對北方了。

中國出現了很多說法﹕要“走向大洋練兵”，想有遠洋海軍，也想去買蘇聯的航空母艦，但蘇聯沒有賣給他。航空母艦，中國可能有制造的能力，但是管理比制造要麻煩得多。冷戰結束以後，蘇聯不再是一個超級大國，而美國的戰略重點還在歐洲，也不太想管太平洋的事務。於是中國認為，亞太出現真空，中國要填補這個真空。這種想法就與鄧小平在“韜光養晦、絕不當頭”的指導方針下，認為在東亞“天時地利人和”，對我們有利，在二十世紀末贏得發展的大好時機，等等這些想法是完全沖突的——中國要去當東亞的霸主！原因就是北方威脅沒有了。因此出現了“台海危機”、認為美國有一個“圍堵的戰略”，都是從這里來的。

一個問題仍然存在，即俄國的變化中國難以確定。那裡有了大選，共產黨差一點上台，但是他們還有一個“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如果“大俄羅斯主義”上了台，中國大概就沒有辦法走向太平洋了——北方威脅重新出現，就得想辦法再來對付了。

八、余英時：海洋中國的尖端――台灣

（中国的内陆性，與台灣的海洋性，至今纠缠中华民族的两大问题，最早將其引入中文話語的，是史學家余英时教授的文字，他对这个问题讲得极有纵深感。）

《天下雜誌》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版了《發現台灣，一六二〇――一九四五》的特刊，我讀後非常感動。這不僅因為它的取材廣博、觀點新鮮、敍事生動，更重要的是我覺得它是一首史詩，而且是由三百多年來中國人的汗、淚和血交織而成的史詩。《天下》在讀者熱烈的反應之下，決定把它印成單行本。承編者的雅意，要我寫幾句讀後感以代序言，我不敢推辭這一光榮的任務，因為我恰好可以藉此機會對於編者的孤懷深識表示我的最誠摯的敬意。

《發現台灣》是「從歷史出發」的一個新構想，因此我在下面想說的話也將從歷史的觀點出發。

《發現台灣》的專輯是以「追溯台灣三百年政經發展史為經，探討國家現代化的條件為緯」而設計出來的。在這個設計之下，編者把一六二〇到一九四五這三百年的台灣史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大陸漢族開始向台灣移民到鴉片戰爭；第二個階段是從中國的門戶被西方打開以後到甲午戰爭；第三個階段則是台灣淪為日本殖民地的五十年。這三個階段，層次分明，大有助於一般讀者對台灣史的理解。

1、海洋中國的出現

我現在想把台灣崛起的歷史背景推得更廣更遠一些。我曾經說過，從中國史的長程上看，三百多年來台灣一直扮演著海洋中國的尖端的角色。今天不少中外史學家都承認自十六世紀以來，中國已不僅僅是一個內陸農業的文明秩序，另一個海洋中國也開始出現了。海洋中國的出現有政治史的背景，更有經濟史的背景，我們不可能也不必在這裡細說。非常概略地講，政治史的背景是內陸亞細亞的少數民族（中國史上所謂「胡人」）從漢末以來此起彼伏地向中原漢族政權施壓力，把北方的中國人不斷推向東南沿海地區。東晉和南宋的兩次所謂「南渡」便對中國人口從北向南遷徙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例如今天台灣新竹的饒平林氏宗族，其祖先最初是在東晉初年從北方南渡到福建，成為閩林的一世始祖，後來在南宋之末又由福建汀州遷至潮州饒平。林氏後代最後在乾隆年間渡海來台。（見莊英章、周靈芝「唐山到台灣：一個客家宗族移民的研究」，收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中央研究院 三民主義研究所，一九八四年）舉此一例，即可見台灣的發展史並不真的是從十七世紀初年才開始的，其中有些因素甚至必須上溯到一千五、六百年以前。

2、經濟史的背景

經濟史的背景則可分為消極和積極兩個方面。消極方面，中國大陸的土地利用在十二世紀已達到了極限，而人口的壓力則在不斷加重。因此福建和廣東沿海的人開始向海外謀生，有的經商，有的開墾。積極方面，海外貿易的巨大利潤不但吸引了一般人，而且也使許多豪門巨室趨之若鶩。明代法律雖嚴禁人民「下海通番」，但十六世紀以來違禁者越來越多。及至隆慶（一五六七至七二）「除販夷之律」以後，海禁便比較放鬆了。福建沿海的人民正是在這種新的歷史情況下「發現台灣」的。根據《明史》（「外國四」雞籠山條）的記述，好像十六世紀末便有福建漁船到達基隆並「往來通販，以為常」。稍後荷蘭人佔據了台灣，中國貧民已開始前來墾荒。中國官方在崇禎中更曾有計劃地運送大批福建饑民到台灣開闢耕地，由於收成非常好，消息傳回福建之後，「漳、泉之人赴之如歸市。」見徐鼐《小腆紀年附考》卷二十)。

3、公開鼓吹海外貿易

總之，我們必須從十六世紀中國向海外發展的那股巨大的動力中去認識當時中國人「發現台灣」的歷史意義。我們當然不能在這裏進行任何具體的論證，但是我們祇要稍稍翻閱一下張燮的《東西洋考》、張萱的《西園聞見錄》、張瀚的《松窗夢語》、何喬遠的《名山藏》和《閩書》，以及《明經卅六編》中許多有關「開海禁」的奏疏，我們便不難對這股中國史上的新動力有一個概括的印象了。在中國史上，從來沒有這樣多的官吏和士人為海外貿易公開鼓吹的。有人甚至把海外通商所獲得大量金錢說成「公私兼賴，其殆天子之南庫也。」(周起元語，見《東西洋考，卷首》)「天子之南庫」是一個嶄新的觀念，祇有在東南海市大興以後才能出現。

4、海上政權

《發現台灣》以「台灣三百年政經發展史為經」，這是很有眼光的處理方式。我們在上面雖然分別說到政治史和經濟史，但這是為了分析的方便而設。在現實生活上，政治和經濟當然是分不開的。台灣進入中國政治史的長流始於鄭成功時建立明鄭王朝，然而他的政治憑藉並不僅僅是武力，而恰恰是十六世紀以來的新的歷史動力――海上貿易。鄭芝龍、成功父子兩代當時壟斷了中國的海上貿易，他們的戰艦最初也是為了保護商船而發展出來的。所以這是中國史上第一次完全靠海上商業力量建立的政權，它象徵了現代海洋中國的開始。

由於滿清王朝比後期的明代帶著更濃厚的內陸取向，海洋中國的發展在十七、十八世紀受到了嚴重的政治阻撓。清代嚴禁人民渡海入台便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但是海洋中國的潛力畢竟不是政治力量所能長期壓制的。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福建和廣東沿海偷渡來台的活動始終沒有停止過。因此，據一份官方報告，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台灣府屬實在土著，流寓民戶，男婦大小共九十一萬二千九百二十名口。」（見《明清史料》戊集第二本，頁一二八）這比清初的人口增加了好幾十倍。由於乾隆末年禁令放寬了，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的台灣人口已增至二百萬。可見短短三十年中至少有一百萬人從大陸移民到了台灣。這一重要事實為海洋中國的巨大動力提供了一項最清楚的指標。

歷史有時是奇詭的。近三、四百年來，中國內陸取向的政權雖然千方百計阻撓著海洋中國的成長，但傳統的內陸文化，特別是家族組織和勤勞節儉的工作倫理，卻是中國人海外發展的主要的精神憑藉。東南亞華僑社會的出現和成長以及台灣的移民史都提供了生動的見證。脫離了內陸政治的羈絆，中國的傳統文化反而能在新的經濟領域中發揮得更為暢快。這部《發現台灣》中也包含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足以說明這一發人深思的現象。

5、轉向海洋

《發現台灣》的敘事到一九四五年為止。但是台灣真正成為海洋中國的尖端則是最近四十多年的事。這又是歷史表現了一次奇詭。五十年代初期的台灣政治史看來幾乎是三百年前的翻版。然而歷史畢竟不重複自己。一方面，二十世紀中葉的海洋中國已發展成熟；另一方面，它和海洋世界也完全融成一片。內陸取向的大陸政權再也沒力量阻止海洋中國前進的步伐了。不但如此，我們還有理由相信，海洋中國的尖端已大有助於扭轉內陸政權的原有取向；八十年代以後，中國大陸也不得不轉變為海洋取向了。如果說三百多年來的台灣發展給我們提供了什麼歷史的教訓，那麼我們不妨說，文化和經濟的力量是比較長久而深刻的，而政治的力量則是比較短暫而浮面的。但是海洋中國仍然是從中國文化的長期演進中孕育出來的。讀了《發現台灣》，台灣的中國人似乎應該想想，究竟怎樣才能培養出一種超政治的胸襟，努力建設一個海洋取向的中國文化的新秩序。

九、東亞回顧與前瞻

三十六年前我就从东亚来到北美，最初主办的《民主中国》杂志上，发表过一文『工业东亚的重组与前瞻』，谈的就是東亞这个架构，文章一上来先谈东亚缺乏区域性架构：

构成这种区域战略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军事咄咄逼人的苏联；二是与之相抗衡的美日共同防卫条约以及加盟于此的台湾、南韩；三是经济、军事实力落后、但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与苏联分庭抗礼)的共产党中国。这种结构保持了东亚区域的战略均势和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现实架构上的保证。工业东亚正好是美苏冷战的产物。如果没有朝鲜战争、越战，没有毛泽东与蒋介石在台湾海峡的对峙，就不会有工业东亚。

然而冷战的结束，使得这种区域性架构崩解。首先，苏联帝国的解体使得俄国在这个地区的实力绝对下降。短期内，俄国将会被国内经济、民族问题所缠扰，无力东顾。对东亚来说，至少本世纪内不会有来自俄国的军事威胁。其次，失去了苏联这个对手，加上国内经济的衰退，美国在东亚的影响也相对减低，而作为超级经济强国的日本在这个地区的作用相对上升。再次，经济高速发展的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国在区域政治中的作用也将大大增加。最后，改革的中国对这个区域的影响无疑会增加，但这种影响具有极大的非确定性，从根本上来说它取决于中国国内政治的变化。

【按：三十年前我就是孫隆基的粉絲，驚艷他的大歷史觀；美國華裔教授中，有兩位持大歷史觀者，另一位是黃仁宇，大概他們皆不再以中國史觀（王朝更替）看待世界及歷史，所以別有洞見，如黃仁宇發現十五英寸雨量线(15”isohyet line) ，恰與绵延两千里的国防线（秦長城）吻合，这块降雨量并不丰沛的农业区以北一千华里之外，便是游牧民族出入的异常干旱的塞外，因此他说，為治水和救荒，中国即须组织大帝国應对，可见得历史并非全是人为；而歐亞大草原上蒙古人的命運，從馳騁歐亞、成吉思汗開拓史上最遼闊帝国，最後悲涼到「替他人作嫁衣裳」，成全了一個俄羅斯霸主，至今危害世界，此即為一種歷史玄機，前人何曾窺見；還有另一個玄機，則因塞外胡人對中原漢人的擠壓，而令其南下，遂有「中唐轉折點」，陳寅恪和錢穆均論及其意義重大：開發長江流域及嶺南，並最終走向海洋，拓展至南洋，華夏及佛教更是植被東南亞——從漠北走向太平洋，此玄機又何曾教人識得？】

二十一世紀才出現的新詞「全球化」，实际上在讲一个关于「世界系统」的问题，很冷僻，後來出现了一个「蒙古风暴」的概念，是其论说之一。十三世纪，来自蒙古草原的铁甲骑兵，在欧亚大草原横冲直撞，即一场世界性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打碎了古典世界的边界，重播了旧大陆广袤地域的人种，改变了三大宗教的势力范围，警破了欧洲人的自我中心，留下了现在亚洲的框架。以致2000年千禧年前夕，《华盛顿邮报》选出「本千年第一人」，不是哥仑布，不是牛顿，而是野蛮人成吉思汗。因为「他和他的子孙缔造了一个广大的自由贸易区，横跨欧亚大陆，大大地促进了东西文明的连接。」

蒙古对俄罗斯的意义，早成一句俗语：“揭开一个俄罗斯人的脸，后面其实是一个蒙古人”；而蒙古和俄罗斯对中国的意义，大约就是戳穿“大中国”幻觉，对解构当下疯狂的汉族民族主义，是一副醒药。但是，蒙古的历史意义要大得多，它是上一次“全球化”，看看它留下的遗产，颇可启迪我们对这一次“全球化”后果的想象。

一、蒙古风暴

华裔史学家孙隆基关于“蒙古大帝国，全球史第一个「世界系统」“的论述，更重视“蒙古风暴”的遗产：

第一、蒙古人所为，促进欧洲的兴起，导致亚洲的落伍。回教是西方基督教的死敌，蒙古摧毁了前大食帝国的核心地带伊朗，令西亚地区变成荒漠，无疑帮了西欧一个大忙，而它征服中国之后，不重视儒家文官体制，中断科举制度，使宋代中国已达到的文治水平倒退；

第二、蒙古军西征把中国的“高科技”西传。尤其是火药武器来到欧洲，其水平又往上翻了一番，从此欧洲在这方面领先。至十六世纪初，西欧人将最新型的火炮装在战舰上，配合中国发明的罗盘，开始征服海洋；

第三、西欧通过丝绸之路，从欧亚大陆一端旅行到另一端，首次与中国接触，目睹中国的富庶，从此令西方的视野总有一股东向的欲望。哥仑布就是看了马可波罗的游记，想从大西洋另辟新航路到达中国，而无意中发现新大陆。

这是一个中世纪的“全球化”，孙隆基的历史评估是：

1、在西方人用海洋贯通全球之前，沟通旧大陆只有一个辽阔的欧亚大草原，谁是这个场地的主人？不是农耕民族而是游牧人，所以突厥人的后裔蒙古人才会创造历史；

2、中国文官制度，娴熟于庞大人口中维持“太平”、憧憬“大同”，却是不可能创造“世界汇通”的；

3、因为游牧民族的的四处劫掠，“世界汇通”，即中世纪的“全球化”，仅是野蛮武力利用文明资源的创造后果，偶然性极大；

4、蒙古帝国为整个欧亚大陆创造了一个世纪的“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保持陆上国际贸易干线“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也使从西欧经中东、再经印度洋经东南亚到东亚的海上贸易空前蓬勃；

5、除了东亚之外，蒙古还征服中亚、西亚与俄罗斯。南亚是蒙古人不感兴趣才幸免：1222年曾侵入北印度，但因气候太热而回师。西欧也只是幸运而已，1241年蒙古人已征服今波兰、匈牙利等地，因窝阔台汗去世而班师，才没有侵略日尔曼和意大利。　

“蒙古风暴”的现代意义，则需要勾连当下的意识形态做诠释，比如：

——中国人在当代形成的“国家认同”，囊括西域，自豪于“地大物博”、自古如何如何，然而这一切，乃是十三世纪由蒙古奠定的，其血腥征服，摧毁华北，“千里无鸡鸣”，导致了中国文明“北衰南盛”的转型，“衣冠南渡”，文明重心才移到江南，开发华南以致南洋；蒙古消宋之前先灭了大理国，使云南变成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也于元时内附，并非传统中原疆域；　

——从元代开始，“回民”成为华夏五族之一，集中在西北与西南。他们多是随蒙古人入主中国的“色目人”之后代，信奉伊斯兰。今日新疆，既是蒙古时代的察合台汗国，改信了回教的蒙古统治者，在十四世纪末又强迫最后一批回讫人改奉回教，才是今日中国境内回民之大宗的维吾尔族；　

——蒙古人入主中原，最终摧毁华夏第二帝国（隋唐宋），却为第三帝国（明清）打下基础，但是元朝并非一个华夏的朝代，大汗除了是中原“天子”之外，还是蒙古世界帝国的名义共主，因此中国是借由了蒙古，才进入“全球化”，与印度洋和西亚的联系加深，并与西欧首度接触，这就是说，华夏要“亡国”之后才得汇通世界；

——蒙古人驾驭突厥人征服俄罗斯，建立“钦察汗国”，统治二百年，使得俄罗斯民族的许多特征，如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的农奴制、军事上的扩张好战、宗教上对世俗的屈从等等，都可以从蒙古那里找到源头。2006年普京作“国情咨文”称俄罗斯面临人口减少的危机，一是大量移民，二是婴儿出生死亡率高，两者都是某种信号：俄罗斯大地经过七十年暴政，已成一不适宜人类居住地。

孙隆基有一个感慨：

“综观第二千年的前五百年，可以说是中国遥遥领先，但中国的高度发展结果是替别人作嫁衣。这种观察即使确实，仍失诸狭窄。中国的贡献如果成全了蒙古，后者的业绩又何尝不是替第三、第四者作嫁衣。今日蒙古人局促于内亚洲的一个小国内，人口只有两百万，而突厥人的国家至少有五个。至于受益于蒙古旋风的欧洲人则在后五百年代之而兴，成为世界的新主人。世界史似乎有它自己的逻辑，不为狭窄的民族主义思维所框范。中国在后五百年重演这场戏，也当作如是观。”

孙隆基又以「草原帝統」、「中华帝統」這對概念，詮釋歐亞大陸的歷史地理空間，窺見更加驚駭奧秘，不僅重寫千年唐宋之漢胡歷史，再次顯示「地理環境形塑文明類型」這一基本觀點，當然也將中古史漢胡拉鋸，延伸到世界史上，然而他疏理歷史條理，卻點醒其中歷史玄機：

弱宋以後千年，“東北化”替中國換了一付更強的骨骼，日本侵華的民族危機禍起東北，新中國誕生的解放戰爭的決勝也在東北，經“東北化”的近一千年中華堪稱一個新的動物；第二，滿清與其說是「外族入主中原」，不如說是另一個明朝，反而不像大唐與大元那樣，是「雙子星帝國」。

他也曾浩嘆：橫掃歐亞無敵手的蒙古人，皆「替他人作嫁衣裳」，末了成了縮在內亞腹地的一個小民族。

二、漢語霸權

網見《哈德遜研究所建議美國政府在中共垮台後支持南蒙古獨立》（2025年7月20日），此建議中有一節專門針對南蒙古問題，明確建議中共政權垮台後，美國政府應做好支持南蒙古獨立的準備，這是美國大型智庫首次就如何應對南蒙古未來可能出現的獨立提出政策建議，此政策的依據，竟然是「漢語霸權」。

我有兩點感觸：第一，美國智庫政策之精準、長遠，建立在研究基礎之上；第二，中共早已窺見「漢語」在大一統戰略中的特殊地位，甚至包括「東升西降」中的思想學術滲透功能，眾人應還記得當年在美國遍地開花的「中文學校」、背後乃孔子學院，實為一「軟實力」，後來美國恍然大悟將之盡數關閉，此事亦可見北京的戰略眼光，並不平庸。

哈德遜智庫的「內蒙古建議」：

內蒙古自治區將面臨三種選擇：獲得獨立、繼續作為中國的一個自治區、或與鄰國蒙古共和國合併。雖然統一乍看之下似乎合理，但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可能性不大，美國應該支持其主權獨立。

內蒙古與蒙古共和國接壤，後者是世界上人口最稀少的國家之一，僅330萬人口，是世界自由國家之一。

248 內蒙古曾是成吉思汗蒙古帝國的一部分，邊界兩側的蒙古人使用共同的語言，並透過跨國貿易和旅行保持聯繫。蒙古共和國約 95% 的居民是蒙古族，他們中的許多人和內蒙古蒙古社區的許多成員一樣，都是佛教徒。

249 藏傳佛教於 16 世紀傳入蒙古，四個世紀後，據報道蒙古共和國三分之一的成年男性都是佛教僧侶。 2016 年，達賴喇嘛在那裡發現了一個男孩，他認為他是一位高級精神領袖的轉世。

然而，近年來，內蒙古一直是強制同化措施加速實施的目標，中共旨在透過這些措施在學校和媒體中廢除蒙古語。 2020 年，中共在多個城市舉行大規模群眾抗議這些措施，家長將孩子從學校帶走，聲稱這是試圖抹去他們的身分。

「我們的語言是蒙古語，我們的祖國永遠是蒙古！我們的母語是蒙古語，我們將為母語而死！」學生們在抗議中高呼。一些內蒙古人無視中國政府對批評新語言政策者的威脅，將抗議的影片和訊息發送到蒙古共和國，其他人則在臉書和推特上轉發。

此外，中共的人口操縱對內蒙古產生了巨大影響。任何統一內蒙古和蒙古共和國的提議都可能無法被烏蘭巴托接受，因為如果這樣做，烏蘭巴託人民將在一夜之間成為自己國家的少數民族。目前，在內蒙古2,400萬人口中，講漢語的漢族人口占絕大多數，遠超過500萬蒙古人和330萬蒙古共和國的總人口。

253蒙古共和國可能也擔心，突然湧入大量沒有民主傳統的人口會危及本國的政府形式。相較之下，德國統一則導致比例較少的東德人被吸收到西德民主國家，而這兩個國家大多是德裔。

話雖如此，蒙古共和國可以考慮為內蒙古的蒙古人，甚至西藏的藏傳佛教徒，提供一些公民身份方面的便利，類似於以色列對猶太人的出生公民權政策，以及亞美尼亞對亞美尼亞族人的出生公民權政策（《後共產主義時代的中國：為後中共時代中國做準備》）。控制移民可能使蒙古共和國受益，並為內蒙古和西藏本土少數民族社區的緊張局勢提供一個壓力閥。美國應該探索這個想法。

美國應該預期內蒙古宣布主權獨立，如果發生這種情況，美國應該準備按照美國的指導方針予以支持。

（補註：西藏情形非常類似，參見《十三世達賴喇嘛臨終預言》https://www.facebook.com/xiaokang.su/posts/10162660431408331）

以致今日，美國智庫認為，兩千四百萬「內蒙古人」中，講漢語的漢族人口占絕大多數，遠超過500萬蒙古人和330萬蒙古共和國的總人口，將來不宜併入蒙古國。

承載著一代天驕成吉思汗（毛澤東語）之輝煌的蒙古，其後裔被漢語和漢族所征服。

單一書寫系統的神秘

上贴（之一）写蒙古族悲剧，提到「汉语霸权」，那是掩盖在民族冲突背后的文化根源，而文字語言背後，還掩蓋著一個更深層次的強勢文明，近代以來，漢字話語圈中一直叫嚷「恥辱」、西風東漸、亡國滅種，其實漢族與漢文本身也有其「弱肉強食」、欺凌弱小的漫長歷史，卻被近代恥辱掩蓋了，到本世紀，中國靠經濟起飛而「大國崛起」，稱雄東亞，重鑄區域霸權，此際蠻好再回顧一下漢文明的囂張歷史。

三、史前史：蒸汽壓路機式的「漢化」

其实，在汉语之外的世界，早就开始质疑「汉化」、「华化」的史前霸道，其大端来自「钻石」先生，地理生物学家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学说，他有一句妙语：史前史的东亚中国，发生的是『蒸汽壓路機式的「漢化」』，此意即汉文明翦滅了无数其他文明的可能性，比如三星堆文明，其中有一猜想，可能就是當年蜀中的本土或外來文明，卻早早儿被汉文明碾成了粉齑。

戴蒙在其名著《槍炮、細菌與鋼鐵》中，劈出第十六章專講中國，標題設為「中國是怎麼變成中國的」，從頭到尾都在困惑和質疑這個龐然大物，彷彿是我們星球上一個不自然的孤例，以致於說「連問一句『中國是怎麼變成中國的？』都覺得有點荒謬。因為中國有史以來，就是中國」。

他的這些質疑，乃是今天中國人徹底失去的一種想像、思考的維度，我將其歸納為六點：

1、「百代皆行秦政制」，從公元前221年到今天，一直是中央集權制；

2、自從文字在中國地區出現以後，數千年來一直維持單一的書寫系統，而歐洲的拼音書寫系統雖然同出一源，今天卻出現成打的現代系統，互不相同；

3、中國從來不是一個「民族大熔爐」，因為十二億中國人裡，有八億說「普通話」，這是世界上用語人數最多的一種語言；另外三億人說七種方言，不過都是跟「普通話」極相近的方言；然而一個「正常」國家，如美國和俄國，都是近代才完成統一，國民中應包括許多說不同語言的族裔；

4、中國維持如此長久的統一，亦即其維持語言和文化的一致與一貫，有悖於人種遺傳學。華北人與華南人，顯然因所處環境、氣候差異極大，而遺傳差異也很大。華北人與西藏人、尼泊爾人極相近，而華南人更接近於越南人、菲律賓人。

5、戴蒙所謂的「語言代換」過程，就是「華化」（漢化），始之六千年前「新石器時代」，「南島語族」的形成脈絡如下：

華北漢語族群→華南土著

華南土著→熱帶東南亞土著→台灣

台灣→整個南太平洋

6、他總結：中國至少形成了兩個「獨立發生農業的中心」（independent centers of origins of food production），一北一南，但是只有在華北孕育出來的一種文字書寫系統，所向披靡，翦滅了任何其他的可能性，此乃漢文明一統天下的靈通寶玉。總之，中國的「不自然」概因「統一」得太早，也即「華化」得太徹底。

今天人类学家咸认，六七万年前古早人类走出东非后，有一支沿喜马拉雅山的南麓，由印度次大陆进入中南半岛，再由越南北部推进到大陆东南沿海，此为百越的祖先；另一支则继续北上到达黄河流域，成为北方汉人始祖，所以这种人类学划分，成为中国南北两种人的根据：汉人与越人，或称「华夏」与「百越」，然而，百越哪里去了？

上述戴蒙「蒸汽壓路機」之说，其实是他建構的一種簡略「語言代換」過程（language replacements），此說基本脈絡是，華北的漢語族群向南擴張，驅趕或同化了華南土著，即那裡的苗瑤語系、傣／佧岱語系的族群——三星堆文明无疑也在其中，而後者迫於來自北方的壓力，則從華南掃過熱帶東南亞，包括泰國、緬甸、越南、馬來半島，掀起另一波更為徹底的語言劇變，把先前曾在那裡的語言統統消滅。於是，殘存於大陸漢語海洋中的苗瑤語系，成為語言孤島；南島語系則飲恨大陸，存活於整個太平洋上。所以賈德•戴蒙认为，這個「南島語族」，可能是被說漢語的華北人，從亞洲大陸驅趕到太平洋上來的，他們甚至可能就是當年華南人的孑遺。

台灣名醫兼歷史小說家，也是卓越的人類學家陳耀昌，順著這個思路，以細菌人類學建構「台灣是南島文明的原鄉」假設，他說：人類自東非出走後，台灣算是人類陸地之旅的終點站。各種ＤＮＡ的研究，均證明台灣原住民各族與漢人相差幾近南轅北轍；五千二百年前，台灣東海岸有些原住民出走海洋，成為地球上第一個海洋民族，並逐步遷徙，成為廣大南島語族的祖先，演化成東到覆活節島，西到馬達加斯加之間各島同中有異的語言習俗社會文化。他稱台灣原住民「東方有佳人，遺世而獨立」。

四、南島語族被華北漢人逐進大洋

南洋，今天的解讀，似是漢民族「移民」到海洋上的「南島語族」之中，因文化優勢，而對那裡的族群有「弱肉強食」之嫌，然而情形又絕對不像歐美列強欺凌晚清中國那般不堪，其中緣故，一如「鄭和下西洋」是耀武而不攻城略地，神秘而有趣；中國的「大一統」，跟文字和思維有關，也是一個神秘。

《河殤》曾有「蔚藍色文明」一說，當年頗為標新立異，而我們身陷「黃土高原」，受困於知識的貧瘠和內陸型的封閉，以為那「蔚藍色」獨屬歐羅巴，卻不知近在東方的婆娑之洋上，便有一個龐大民族群體，存活在無數的島嶼上，其領域東西橫跨地球一多半的經度，擁有人口一億五千萬，乃是史前便興起的一個「海洋文明」，人稱「南島語族」（Austronesian）。

還有一假說，台灣乃南島語族的原鄉。

從非洲東部外海的馬達加斯加島，到南美洲西岸外海的復活節島，再逶迤北上掠過印尼群島、菲律賓，直達台灣，在這浩瀚洋面上，六千年前曾發生過大規模的人類遷徙，稱為「南島語族擴張」，這個神秘的航海族群，是從哪裡來的呢？

　　大洋上早已渺無痕跡，只留下「語言化石」。「南島語族」共有九百五十九個語言，卻含有相同的關於海洋、水族、熱帶植物的詞彙，由此也引起關於它起源的種種探索和假說。一個驚人的假說，便論證台灣乃是龐大「南島語族」的原鄉，並為國際學界所接受。此說認為南島民族由亞洲大陸而來，可能與侗傣(Kam-Tai)語族或南亞語族（Austroasiatic）原是一家，大約在六千年前分家後，到台灣來，又大約在五千年前，開始從台灣南下擴散到菲律賓群島，主要是北部呂宋一帶；再到婆羅洲、印尼東部，然後往東、西兩方擴散，東至馬利安那群島(關島、塞班島一帶)以及南太平洋，往西則到馬來半島、蘇門答臘，直至加洛林群島、波里尼西亞、新西蘭。

　　接下來，關於來自亞洲大陸何處，又延伸出「西來說」和「南來說」兩種遷移路線。「西來說」指南島語族直接由福建、廣東來到台灣，「南來說」則指此族群從南中國先去了東南亞，經由越南、菲律賓到台灣。到此，這項人類學探源開始摻進現代意識形態的「政治正確」，「西來說」指台灣土著人直接來自大陸，而滿足了「台灣自古就是中國領土」的欲念，「南來說」因為繞了一個彎子，便「撇開了大陸」，則支撐了「去中國化」的意願。其實，「南島語族」究竟來自何處，有那麼要緊嗎？

　　在生理學家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看來，這個「南島語族」，可能是被說漢語的華北人，從亞洲大陸驅趕到太平洋上來的，他們甚至可能就是當年華南人的孑遺。如此壯闊的史前大波瀾，也被戴蒙建構成一種簡略的「語言代換」過程（language replacements），可參見其名著《槍炮、細菌與鋼鐵》。此說基本脈絡是，華北的漢語族群向南擴張，驅趕或同化了華南土著，即那裡的苗瑤語系、傣／佧岱語系的族群，而後者迫於來自北方的壓力，則從華南掃過熱帶東南亞，包括泰國、緬甸、越南、馬來半島，掀起另一波更為徹底的語言劇變，把先前曾在那裡的語言統統消滅。於是，殘存於大陸漢語海洋中的苗瑤語系，成為語言孤島；南島語系則飲恨大陸，存活於整個太平洋上。（見王道還、廖月娟的中譯本，台北《中時出版》，一九九八年初版）。

　　這本書的理論框架，有點像是把「物競天擇」的達爾文主義，擺進生物、地理、環境等新學科中，做了嶄新的綜合和闡述，要旨無非是，地理環境、氣候、物種等先天優勢，注定了誰能獲得農業的先機，便可獨領風騷於史前，而滯留於狩獵／採集階段的族群，只剩下滅族的份兒，其斷言「優勝劣敗、弱肉強食」之決絕，比天演論有過之而無不及，卻都是言之成理的。「語言代換」寫來輕鬆，卻涉及戰爭、謀殺、傳染病、移民殺戮土著的血腥過程，最後迫使降族採用新語言；而華夏正宗從來蔑視未開化的夷蠻戎狄，漢文明的擴張，一向也是征伐驅趕、招降納叛、改土歸流。神州自古東有九夷，南有百越，相傳楚滅越，而越之子孫流落波濤大海；百越之族則遭北方華夏人擠壓，亦避遁南亞，此皆為上古歷史，恐怕還不是新石器時代那邈遠的一萬年前的波瀾呢。

戴蒙以演化生物學等多學科重建「史前史」，也困惑於中國無數其他語言消失而只剩漢語獨霸的反常。一般而言，人類學研究中，遺傳的證據最有信服力，文化證據次之，語言證據則最弱，但是在中國文明的個案裡，恐怕需要倒置這個順序才行——關於中國，離了漢語和漢字，便什麼歷史、文明都免談，倒也佐證了戴蒙之「語言代換」說的睿見。

五、「堅船利炮」的故事

150年前，發生在台灣最南端的一個偶然船難，引發了島上閩、客、原住民以及美國、清朝多方一觸即發的戰爭，最終由於斯卡羅頭領的智慧，簽下臺灣第一份國際和平盟約「南岬之盟」，紛爭終得落幕。這個故事今天終於拍成一齣大戲、一部史詩，近日在台灣上演。

說它是史詩，值得大書特書，並非虛言，因為台灣被稱為「南島語族」發源地，在六千年前從這裡擴展到浩瀚洋面上，逶迤南下掠過印尼群島、菲律賓，再到南美洲西岸外海的復活節島，直達非洲東部外海的馬達加斯加島，一個海洋文明，相對隔絕，而它的原鄉，居然奇勝「堅船利炮」之西洋軍隊，並得以締結和平，然而就在這次船難27年前，英國的「堅船利炮」攻陷了海峽對岸並不遙遠的廣州，再遲到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燒掉圓明園，大陸板塊上的千年輝煌文明，反而不堪一擊……。

一敗塗地的大清，曾經嫌棄台灣這個「蕞爾小島」，對斯卡羅等原住民，從未正眼瞧過，一概斥為「生番」、「化外之地」。

這是一個歷史奇蹟，因為被海洋包圍、在文明演化數千年之外的人類，與歐亞大陸的探險者、航海者、殖民者相遇，是一個更大卻充滿血火的故事，最著名的，便是秘魯高原上的「千古一見」。

六、千古一見

我在《鬼推磨》中寫過一個「文明滅絕史」的章節，從西藏文明在今天發生滅絕危機，聯想到印第安文明當年的「免疫力悲劇」：

『湯因比在其《歷史研究》中，從文化輿圖勘定地球上（或他所謂的「生物圈」內）二十一種文明，其中有七個存活到今天，十四個已經滅絕……其實湯因比早已說了「文明沖突」，何時成了杭廷頓的發明？湯氏極言各類文明在空間上的接觸（征服、殖民、奴役、掠奪），背後都是所謂「高級宗教」在做驅力，西方基督教從中世紀晚期至二戰烽火寂滅，已睨視環球無對手，卻不料從俄羅斯冒出個「共產主義」來，定睛一看，它不過是披著馬克思外衣的俄國東正教……

『文明沖突唯有「優勝劣敗」，是個老黃歷了，湯因比大談「自然法則」，又駁斥斯賓格勒的「命運說」，但是按照他的「挑戰與應對」範式，弱勢文明的滅絕，依舊是命里注定。《文明在空間的接觸》一章中，他逐一詮釋近代西歐與東歐、遠東、中東各文明的縱橫捭闔，卻對美洲本土文明寥寥幾筆帶過，定義為「應對困難局面不成功」。

『印第安文明的悲劇根源，後來在生理學家賈德．戴蒙的研究和著述里有了最新解釋。他潑墨重彩地書寫1532年底秘魯高原上的「千古一見」——率領八萬大軍的印加帝國皇帝，居然被西班牙入侵者皮薩羅所生擒，這個無賴手下只有一百多個烏合之眾，人力懸殊是五百倍以上，然後戴蒙問了一個問題：「為何印加皇帝不能捕獲西班牙國王？」給出的答案，近因包括槍炮、武器和馬匹的軍事科技、來自歐亞大陸的傳染病、歐洲海軍技術、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和文字等等，遠因則是所謂「自行發展糧食生產業」（food production arose independently）的領先群倫、所向披靡。這套理論，不過是把西洋「堅船利炮」說——曾令大清一敗塗地，又往前倒溯了的三百年而已，1860年僧格林沁的兩萬五千蒙古騎兵，不是也在京郊八里橋呼嘯沖向英法聯軍，結果只有七人生還嗎？

『那位可伶的印加皇帝後來被皮薩羅囚在一間小屋里，作為人質向印第安人索取贖金，一捱黃金堆滿屋子，他就被殺掉了。戴蒙說，這個事件是「世界史的一扇窗，許多殖民者和土著的沖突，跟皮薩羅俘獲印加皇帝有異曲同工之妙」，我便立刻想到班禪喇嘛，他不正是被北京“囚禁”了一輩子，而向西藏索取的贖金，豈是黃金可以比擬？戴蒙特意詮釋印加帝國的天真、無知、輕率中計，背後乃是文化作祟，如印第安文明未產生文字、新大陸的隔絕使信息閉塞、從未面對入侵者而無從生出戒備心等等……』

「文明相遇」從來就是征伐驅趕、招降納叛、改土歸流，賈德．戴蒙又添加了一個「語言代換」過程——斯卡羅的故事提供了另一個全新的向度。

七、一言喪邦

『秘魯高原上的「千古一見」』，對中國近現代史影響劇烈——我在另一本書《瘟世間》中，又進一步詮釋：

『印第安人因隔絕而無免疫力，被西班牙征服者帶來的細菌滅族，這就是中國如椽大筆梁啟超所恐懼的「亡國滅種」，這是一個虛言嗎？晚清士大夫誤讀西典而迷信「天演」觀與弱肉強食，也是過度緊張？恐怕當年嚴復他們並不確知西班牙殖民者征服美洲的細節呢，新大陸土著因免疫力不足而亡於瘟疫，乃是現代生物學揭示的真相，而最早的抗生素要到一九○一年才出現，免疫控制的整套理論構架遲至一九七四年才完備。

『然而，從思想史的角度去看，在激進思潮澎湃的中國近代，又沒有第二個人對後世的劇烈影響能與這個「筆鋒常帶感情」的「飲冰室主人」相匹儔，『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黃遵憲甚至說他『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只須稍爬疏一下，「亡國滅種」的危機意識在中國刻骨銘心、百年不泯，其催發戊戌變法求「全變」「速變」、導引「五四」啟蒙救亡於先，遵奉馬列、躬迎專政、聊發共產及》文化革命」狂想於後，激進思潮如水銀瀉地，覆不可收，尋此濫觴，追溯上去，驚駭一世，鼓動群倫者，非粱任公莫屬，而後來在歷史舞台上風流過的人物，有誰不曾被他那令人「攝魂忘疲」、「血沸神銷」的文字觸過「電」，包括毛澤東在內。難道這個邏輯是，新大陸的「細菌戰」之未預期效應，竟在大洋另一端的東亞桑植，誘發了近現代激化思潮，進而導致蘇俄暴力革命元素乘虛而入，將神州浸入血泊？

『激進化的後果不是「亡國滅種」，而是「亡黨亡國」，可是中共以「韜光養晦」之計，「全球化」之框架，廉價勞力之優勢，利用西方牟利本性榨取它，自己則成功穿越合法性、市場化、互聯網三道關隘，實現了「數位化列寧主義」的崛起，西方大夢如鼾；而西方失去》領先」，又在歐洲受福利主義拖累而過早衰落，美國則技術被偷、貿易被騙、領袖被唬，讓中共當小孩一樣耍了好幾任總統，終於悔青了腸子。

經濟學、政治學、思想史，一切從十八世紀誕生的典範，都在瘟維度裡被顛覆。』

假如你熟悉思想史，就會懂得我們今天的一切，包括苦難、愚昧、飢荒、文革、貧富，一直到中學生恨透了高考而跳樓，其實都跟嚴復、梁啟超，以及他們「誤讀」的『秘魯高原上的「千古一見」』有關。

可是，發生在海峽對岸的「斯卡蘿故事」，我們從來就不知道，雖然它很近很近……。

八、百越密碼

斯卡羅這個故事，最先是由台灣名醫、著名歷史小說家陳耀昌說出來的，他寫了一部小說《傀儡花》，電影《斯卡蘿》即由它改編而來。

2018年底我去台北觀選，由季季引薦，名醫兼暢銷書作家陳耀昌，在老爺飯店設宴招待我，當場送我兩本他的巨著《傀儡花》和《島嶼DNA》。

陳醫生豈止是小說家，他還是一個人類學家，以「幽門桿菌」創立一門「細菌人類學」，十足一個亞洲的賈德．戴蒙。他從人類學解釋中國的人種劃分，是最令我心醉的：

『目前科學家一致認為，六、七萬年前，人類出走非洲後，有一支沿喜馬拉雅山南麓由印度次大陸進入中南半島，再由越南北部往北推進到大陸東南沿海，這就是百越的祖先；另一支繼續北上到黃河流域，成為北方純種漢人始祖。』

這樣他就以人類學，劃分出中國自遠古，就分南北兩種人：漢人與越人，又稱「華夏與百越」；他又發現鼻咽癌這個「百越密碼」，假設約兩萬年前這種基因突變在百越人身上發生，而數千年前有一群百越人，跨過海峽，他們就是台灣的平鋪及高山原住民；然後他們的基因又發生幽門桿菌的變異，使之異於留在大陸的百越族。

當然，他也以這個密碼搜索那浩瀚洋面……。

九、華夷天塹

關於「華夏與百越」，還有另一種劃分：「蒙古人種」與「馬來人種」，總之也是南北兩個人種，所以在喜馬拉雅山南麓分道揚鑣，走到南方去的就是馬來（百越），走到北方去的就是蒙古（華夏）。

那麽，蒙古高原乃至俄羅斯草原上的胡人呢？他們稱為「突厥」，無疑也是蒙古人種，但是不屬於漢族，「胡漢之爭」毋寧是這個大陸板塊上兩千年歷史的主題。

『人們還記得秦始皇修的古長城嗎？如今它還沈睡在沙漠之中。茫茫流沙從北方一步步蠶食過來，狂風雕塑著它，仿彿它是一個千年的流放者，躺在這荒漠之中，凝固成一個沒有答案的沈思。』

《河殤》裡的這段文字，至今還可以讀出一股悲涼來。

我們從「在15毫米降水線」，到李約瑟論斷長城是農耕民族的最後疆界，再到黃仁宇的驚人發現：長城恰與十五英寸降水線重合，找到的不是人種學知識，而是「中國的內陸性」，一種跟「海洋」相反的東西，或許在陳醫生筆下，就能解讀出一種「封閉密碼」？

『王魯湘翻閱了大量關於萬里長城變遷的考證史料，對比了秦長城與明長城在建築時的截然相反的動機和時代背景。忽有一日，他如獲至寶地大聲叫道：「夏駿，趕快去借一部新拍的長城電視片，我從那裡看到陝西紅石峽長城上有『華夷天塹』四個字，真是鐵證如山。』〔《龍年的悲愴》）

原來，「胡漢演化」才是中國歷史的「顯學」，從北魏、關隴集團、盛唐一路下來，而中國最引為瑰寶的唐詩，大概有一半是胡人寫的。白居易《長恨歌》裡那句「漁陽鼙鼓動地來」，拿到今天是有「種族歧視」嫌疑的。

大師陳寅恪寫得很無奈：「古今論此役者止歸咎於天寶政治宮廷之腐敗，是固然矣；獨未注意安史之徒乃自成一系統最善戰之民族，在當日軍事上本來無於為敵者也。」他引韓愈名篇《送董召南遊河北序》：『燕趙故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寥寥數語，描繪李唐盛世以長安為中心之集團之外，尚另有河北藩鎮之獨立王國，財政分立，禮儀未漢化，尚攻戰而不崇文教，遂有漁陽鼙鼓一鳴，而盛唐從此不再。

錢穆則深掘「華夏文運」衰竭的奧秘，他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引論』中說：

『中華之受制于異族，有三期焉：一曰五胡、元魏，再曰遼、金、元，三則滿清。當元嘉之末運，一時名流勝望，相繼南遷，其留而在北者，猶守舊轍，務經學，上承兩漢之遺，皆南士清玄之所鄙吐而不道者。然而胡姓之貴，受其燻陶，綿綴不絕，卒成周、隋之治，下開唐基，此第一期也。遼、金用漢人，僅保所掠而已。元人挾其武疆，最鄙漢化為不足尊，其治無可言。時則中華之文運幾輟，然譬如嚴冬雪虐，枝葉雖辭，根賅無傷也。故明人之學，猶足繼宋而起。滿清最狡險，入室操戈，深知中華學術深淺而自以利害為之擇，從我者尊，逆我者賤。治學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亂為心，而相率逃于故紙叢碎中，其為人高下深淺不一，而足以壞學術毀風俗而賊人才。…說者猶謂滿清入關，足為我所同化，政權雖移，中華之文運依然，誠淺之乎其為論也。』

陝西紅石峽長城上有「華夷天塹」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