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十月間，依娃寄來她的新作《走陕西》，傅莉讀起來就放不下，每每掩捲嘆道「真慘」，書中說的是大饑荒時期婦女兒童從甘肅逃荒陝西的故事；伊娃還說：「我可否寄去10本给您，麻烦您转达给王丹他们的纪念馆，他们卖也行，给来宾看也行。我是捐赠，或者我直接寄去。」因此機緣，伊娃對我說：「我最近在整理一本关于高耀洁大夫的书，不知道您有没有关于河南艾滋病和高大夫的文章，如果有，可否提供一篇。」我找出三篇文字發給她，她建議我採用《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這個總標題；後來她又告訴我：「书稿基本收拾好了，三十多万字，出版社也同意。老妈妈最喜欢书，编一本书是对她最好的纪念」，還說「我建议下个月10日高妈妈的二周年忌日是不是更有意义一些，老人家最看重的就是文字和书籍。」】
一、饑荒、洪水、血禍—— 記「中國德蘭修女」高耀潔
一望無際的原野，伸向大地之盡頭，綠綠蔥蔥，
墳塋起伏無邊，墓內躺著艾滋怨骨，陰魂難眠……。
我站在洪、汝河的土堤上，看著它流進安徽地界。
1985年夏天，我來到新蔡縣最東部的練村鄉。那防洪堤不足15米寬，俗稱「洪水招待所」，老百姓搭建簡陋的窩棚在堤上生存，令我對照《淮南子》裡那一句「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感慨史前洪水時代的情景宛在眼前。那時候，我還沒有生出更淒涼的另一種感慨：在豫南這塊土地上，空前慘烈的，是近六十年的當代史。
豫南垮壩引發洪水災難後，十年裡又蔓延成各級政府的官員貪污、挪用救災款的腐敗災難，老百姓開始了逃荒要飯。這引起王彪的「新聞嗅覺」，我則聯想到，這裡的老百姓，不但是大饑荒「信陽事件」（1959-60年）的受害者，十五年後又承受了一場「水利災難」。我沒想到的是，再過不到二十年，這裡又有另一場災難降臨，他們成為第三次受害者。——中國還有哪一塊土地，是如此的多災多難？
這第三場災難，即九〇年代「血漿經濟」釀成的艾滋病傳染。這場中原血疫，當地人稱之為「血禍」、「艾魔」。著名的中國艾滋病權益活動人士萬延海，介紹的當地血液買賣市場何等驚心動魄：
“河南地方政府在九○年代初把組織農民賣血當成了第三產業。1992年他們提出，河南有將近一個億的人口，百分之八十在農村，如果近一億人中有百分之一的人賣血，他們一年就可以有幾億元的利潤。事實上，河南賣血的規模大概不止一百萬人，整個九〇年代參與過賣血的可能有將近一千萬人。政府辦血站、政府的各個醫院辦血站。有的縣，光政府辦的血站就有四、五家。此外，政府的一些關係戶、一些個人、一些民間的商販也都搞血站。他們的血站可能就是一個簡易的小房子，或者一台拖拉機，就變成了一個地下血站或者流動血站，有的地方一個村莊就有三個血站。在這樣一種環境下，有相當多的人今天賣完血明天再抽，人就躺在那個血站裡，變成了一台台造血機器，像一根根的管子一樣。對，他們把這些賣血的人就叫「管子」。”
八五年我去新蔡縣那一次還太缺乏想像力，否則我可以這個縣為基地建立一個「田野調查」，當然，最好是一個村子，記錄災難如何輪番襲擊豫南這塊土地，從「七五八」垮壩大洪水（例如，不遠的遂平縣文城公社，一個村子256人僅活下來96人，有7家絕戶），往前追溯到六〇年大饑荒（信陽光山縣槐店公社胡莊大隊，31個自然村裡，有15個村子人口完全死絕，占48%）；此後再往下延續到九〇年代「中原血疫」，新蔡縣古呂鎮東湖村四千五百人，超過８０％的成人是艾滋病帶菌者，幾乎家家戶戶都有艾滋感染者，十四、五歲以上的人95％都至少賣過一次血，《紐約時報》稱該村的發病率乃世界之最。
從「血災」往前倒溯二十年，就是「七五八」垮壩的「大水災」，當時的新蔡是何慘狀？錢鋼〈文革時期河南駐馬店水庫垮壩大慘劇〉一文寫道：「汝河沿岸，14個公社、133個大隊的土地遭受了刮地三尺的罕見的衝擊災害。洪水過處，田野上的熟土悉被刮盡，黑土蕩然無存，遺留下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鮮黃色。」他曾從駐馬店地區的檔案資料中查到一份份逐日災情的原始記錄，披露了駐馬店各縣在水庫垮壩後的水深火熱；新蔡縣的狀況，記錄如下：
8月13日：新蔡30萬人尚在堤上、房上、筏上，20個公社全被水圍住，許多群眾5晝夜沒有飯吃。
8月14日：新蔡45萬人泡在水裡。
8月15日：新蔡尚有40萬人浸泡在水中。
8月16日：新蔡20萬人還在水裡。
8月17日：全地區泡在水中的人尚有101萬。
8月18日：平輿、上蔡、新蔡尚有88萬人被水圍。
8月19日：新蔡：水中仍有4萬，病死20人，要求多送熟食和燃料。
8月20日：全地區尚有42萬人在水中，病死者274人，新蔡病死20人。
8月21日：新蔡：發病人數22.8萬，占41％。
新蔡縣不僅在垮壩時即直接受到洪水吞沒、沖刷、摧毀，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又令它在垮壩之後變成長期受災者。因為小洪河、汝河兩條河，流到新蔡境內匯合，再往南入淮河，但到此受安徽地勢頂托，成一滯洪區（「洪水招待所」），自「七五八」垮壩後，年年發大水，淹沒莊稼，一貧如洗，幹部更貪腐成性，豺狼當道。這個窮底子，便也能解釋，為何到了九○年代，會有那麼多農民去賣血掙錢。新蔡全縣就有三個血站：中國人民解放軍血站、紅十字會血站、縣人民醫院血站。1999年有個當地幹部給高耀潔醫生[27]寫信：
“老實巴交愚昧的農民他們認為血跟井水一樣，抽幾桶還是那麼多，經常把老水抽出來換新水，去舊血，換新血，有利於新陳代謝。對身體有益無害。你不去賣血，說明你身體不健康，有病。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一些農村，賣血成了一種生存狀態。公路上站滿了搭車去城裡賣血的村民，就像趕集一樣成家成戶地去，走在公路上還說著，這個胳膊是化肥（尿素），這胳膊是磷肥。”
有「中國德蘭修女」之稱的高耀潔醫生，曾兩度前往「艾滋發病率世界之最」的東湖村。2002年冬天，她特意趕到這個疫區，想看人們上墳祭奠的情形。
“在村民中他們談艾滋病就跟談感冒那樣，誰家有病人，誰家的人死了幾個，成了很普遍的現象……。我們走進村頭一對八十多歲的老夫妻家裡，他的四個兒子全死了，她一直在哭，並沒完沒了地說：因貧困賣血，賣血染病，更窮更窮……。他面對的就是墳墓，從他的窗戶往外看，一望無際的墳塚，我走出來折了一個松枝，插在了老人兒子的新墳上。”
高耀潔醫生後來在她的回憶錄中，列上這個村31名艾滋病死難者和東湖村小學27名孤兒的資料。然後她引了一個鄉村女教師寫的詩，頭兩句是：
一望無際的原野，伸向大地之盡頭，綠綠蔥蔥，
墳塋起伏無邊，墓內躺著艾滋怨骨，陰魂難眠……
在信陽那綠茵茵的莊稼地下面，早在四十二年前，曾是一個巨大的埋屍坑：
“余文海說，冬天過後，將死人都埋在村邊的一個大坑裡。他領我到這個大坑邊，指給我看。我順著他指的方向看去，是一大片長滿了莊稼的土地，看不到任何痕跡。誰也不會想到，在這一片令人悅目的綠色下面，竟有幾百具餓殍的屍骨！不過，在原來的大坑附近，人們種了幾棵樹，已經長得很高了。只有這幾棵吸收了餓殍營養的大樹留下了歷史的記憶。”
上文引自楊繼繩的《墓碑》，敍述他1999年秋在毗鄰新蔡的淮濱縣，尋訪一位老農余文海，瞭解當地六〇年大饑荒的情況。在他這本關於中國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最翔實、最權威的著作中，關於新蔡縣的史實，可惜只有寥寥幾筆。
他提到，1960年春河南省委再也捂不住死人的蓋子，但盡量少報死人數字，其中新蔡縣59年冬上報死三萬人，到1960年5月增加到近十萬人。他更引用曾在公安部三局戶政處做人口統計的王維志提供的1960年各地死亡資料，死亡率超過100%的縣市在全國有40個，河南占10個，新蔡縣正是其中一個，死亡率是114.07%，最嚴重的光山縣是246.77%（《河南省委檢討報告》稱光山縣「有136個村莊中的貧農、中農基本死光，有的小村、小灣斷了人煙。」）這顯示在那場浩劫中，新蔡縣也曾遭到毀滅性破壞，是最恐怖的地區。但所有可怕的細節，都已經淹沒難尋，只剩下抽象的數字。
https://www.facebook.com/10003…/posts/1109284436904492/…
二、「血漿經濟」：「免疫力」的中國式隱喻
中共政權受腐敗細菌病毒侵蝕，得了無藥可治的髒病，服用權力抗生素也無非是政治安樂死。
「亡國滅種」乃是一個虛言嗎？晚清士大夫誤讀西典而迷信「天演」觀與弱肉強食，也是過度緊張？恐怕當年嚴復他們並不確知西班牙殖民者征服美洲的細節呢，新大陸土著因免疫力不足而亡於瘟疫，乃是現代生物學揭示的真相，而最早的抗生素要到一九○一年才出現，免疫控制的整套理論構架遲至一九七四年才完備。
叢林深處的印第安「幽閉部落」
愛達昆（Itaquai）河蜿蜒蛇形深入邈遠的叢林處女地，是未被掠奪過的，不像亞馬遜盆地上的許多便易接近之處，其黃金、石油、橡膠、木材、奴隸及其靈魂，撩撥起五百年的征服、瘟疫和摧毀，巴西上百萬的印第安人口銳減至三十五萬，叢林深處就藏著一些幽閉（uncontacted）部落。當時的土著死於暴力衝突者並不多，大多數死於流行病，甚至是很普通的感冒，他們對此沒有生物機能上的免疫力。北美「新大陸」環境相對隔絕，不似歐亞非三大洲之間頻繁的貿易、交通以及連帶的細菌病毒交換，西班牙殖民者（對舊大陸已經具有免疫力）把劇烈的新病毒傳播到新大陸，沒人知道一四九二年哥倫布抵達今海地、多明尼加一帶時，那裡的人口有多少，保守的估計也超過十萬人，但到一五二○年，那裡只剩下一千個印第安人，和單一的一個世代，在這個島上輝煌了上千年的文明及其肉體和靈魂，統統被摧毀。
沒有免疫力，一個凄涼的隱喻：無論是生物機能上的，還是文化制度上的。曾廢除私有制度和市場半個世紀的「新中國」，很像當年環境相對隔絕的美洲「新大陸」，馬克思把金錢視為「罪惡」的觀念，恰好造就了對商品制度的「細菌」沒有防禦機制的一個社會，河南等地一旦將血液當作商品來買賣，對艾滋病毒沒有免疫力的系統，首先不是人體而是制度，而所謂「科學」若不是隨同整個西方系統來引進，則「賽先生」是引不進來的｜｜形同虛設，這才是「五四」精神的大笑話。
駭人聽聞的河南「血漿經濟」
有「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之稱的高耀潔醫生，在她新近出爐的自傳《後記》的末尾，發出《離騷》似的浩歎：「我已經年逾八十，自知來日無多。這場慘烈的『血漿災難』我怕是看不到盡頭了……我敢斷言：用不了五十年人們就會看到，愛滋病帶來的災難恐怕比人口災難要更加慘烈，後果更加嚴重！……請記住我這個老人的呼喊吧！」
中國現有一百萬人ＨＩＶ顯示陽性，聯合國估計很容易在十年後增至一千萬，並且不難超過非洲（有三千萬艾滋感染者）。艾滋病在中國的迅速擴散借助了政府的力量｜｜萬延海介紹河南省九十年代興隆的血液買賣市場，驚心動魄：「河南地方政府在九十年代初把組織農民賣血當成了第三產業。一九九二年他們提出，河南有將近一億人口，百分之八十在農村，如果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賣血，他們一年就可以有幾億元的利潤。事實上，河南賣血的規模大概不止一百萬人，整個九十年代參與過賣血的可能有將近一千萬人。政府辦血站、政府的各個醫院辦血站。有的縣，光政府辦的血站就有四、五家，就是一個簡易的小房子，或者一台拖拉機，人就躺在血站裡，變成了一台台造血機器，像一根根的管子一樣。對，他們把這些賣血的人就叫『管子』」。
駐馬店悲歌
二○○一年五月三十日，河南一個「艾滋村」的七名村民在北京舉行記者會揭露慘烈真相。這個村子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流行賣血賺錢，做法簡陋，「血頭」把幾個人的血液混雜在一起，分離取走其中的血漿，然後把剩下的紅細胞分成幾份再輸回賣血者體內，以減少賣血者的失血量，為艾滋病毒提供了蔓延機會，只要一人帶菌，就會迅速蔓延。駐馬店地區的新蔡，就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去採寫《洪荒啟示錄》的地方，當時雖也耳聞賣血這檔子事，尚屬極個別，未及深問，後來竟弄到人人賣血的境地，乃我想像力不逮之處。有個東湖村，四千五百人，超過百分之八十的成人是艾滋病帶菌者，幾乎家家戶戶都有愛滋感染者，十四、五歲以上的人百分之九十五都至少賣過一次血，紐約時報稱該村的發病率乃世界之最。駐馬店位處淮河支流洪汝河流域，是個自古洪水氾濫、逃荒要飯的地界，三四十年代有所謂「水旱黃（皇軍）湯（恩伯）」；五九／六○年之交更遭遇「新社會」的大饑荒，因人口銳減，北部十個縣從信陽地區劃出，另立一個專署，叫駐馬店，再後來的「改革開放」，竟又給這個窮窩帶來「血禍」「艾魔」。
「血漿經濟」的這些細節，具有從政治學到社會衛生學的豐富解讀含義：從共產制度脫胎而來的這個政權，其市場概念之懵懂（「摸著石頭過河」），與文盲佔有率極高的農民階層衛生概念之欠缺，正好匹配；社會整體的「艾滋」盲，與體制關於發展的迷狂錯亂、不擇手段（「黑貓白貓」），又兩相呼應；農民赤貧到了除去自己體內血液便再無別的商品可以出賣，與政府貪婪到了猶如巨獸吞食生靈從肉體、血液到靈魂之全部，恰成正比……概言之，這個社會不止是無知，更無人性。鄧小平「六四」殺了學生娃娃之後說：只要共產黨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他們就會忘掉過去｜｜此後二十年的這場「經濟改革」，就是被他「設計」在這樣一個冷血、功利的前提下，從一開始就剔除了公義、惻隱、善良等有關人性的一切。所以認為經濟搞上去中國就會進步，基本上是一種弱智。
「二茬罪」、髒病、權力強暴
中原的農民，曾為偉大領袖毛主席拿糧食跟蘇聯交換核技術，而餓死了數百萬人，這個慘痛代價，他們被告知是為了「提前進入共產主義」而付出的；後來共產主義進不去，又要他們「反修防修」，以免「吃二遍苦、遭二茬罪」，農民們覺得無非還是餓肚子吧？卻做夢也想不到｜｜暴戾貧窮的共產極權社會，不會具有關於資本主義的想像力｜｜這「二茬罪」竟跟饑餓無關，而是要你染上那只有在萬惡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才有的「髒病」，那比餓死還要慘！
愛滋病在赤貧的農村蔓延，伴隨著深重的倫理折磨，一個權力強暴的淺顯直白的隱喻——「髒病」跟性亂相關，乃是下賤行為，人們莫名罹難，到死都背著一個「醜病」的惡名，此一層冤屈；農民以「血漿」澆灌的經濟繁榮，供養了官員幹部們的熾熱淫風，卻叫老百姓因染「髒病」而擔著這亂性的名聲，此另一層冤屈，都是「跳進黃河洗不清」；更甚者，政府文件和媒體大肆宣傳「愛滋病流傳的主要管道是吸毒與性」，將責任全部推到民間，用農民的話來說，這叫著「吃雞連骨頭都不吐」。這就是「資本主義」？以農民的政治常識——不會比其衛生常識更高，他們便覺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頂帽子，當初毛主席並沒有搞錯呀，搞「開放」放出來個艾滋病，還不資本主義嗎？連封建社會那麼「漫長」，也沒叫莊稼人受過這種罪！
此江山怎一個髒字了得
「髒」的含義，只跟資本主義粘連，原是一個陳舊觀念，卻因為「血漿經濟」和艾滋病，再加上諸如批條、吃喝、二奶等等，而注入了新義，攪動著左右思潮。鄧小平拍板：「姓社姓資不爭論」，那意思其實是說：「髒就髒唄，你能拿我怎樣？」江澤民的秘笈功夫，就是面對國內國際指責中共之「髒」，充耳不聞，巋然不動；輪到胡錦濤便有些微妙，他似乎怕「髒」，總想去舀一勺延河水來當洗潔精，大概他的「清潔觀」還維持在一九四二年老毛界定的那個「延安定義」，即未曾改造的知識份子比工人農民髒，可胡錦濤能還給「工人農民」那份所謂的「乾淨」嗎？而他使喚的一夥知識份子便真有老毛說的那個「髒」，他卻一點也不嫌棄，純屬「瞎折騰」；他坐的這座江山，無論在什麼含義上，政治的、道德的、環境的、美學的，都沒有絲毫乾淨可言，能說的只有「怎一個髒字了得」！
細菌／病毒／腐敗的猖狂進攻，使「免疫系統」（immune system）成為極活躍的話語，從醫學滲透到政治學、甚至中共的官方理論體系。有一篇黨校教材作如下闡述：「『免疫』本來是一個醫學用語，指的是由於具有抵抗力而不患某種傳染病。免疫力有天然免疫力（或稱為先天性免疫）與獲得性免疫力兩種。對腐敗這種具有很強傳染性、危害性的『細菌』和『病毒』來說，每一位黨員幹部都不具有天然免疫力，而只能具有獲得性免疫力。」
中共的理論家們，從生物學獲得了極大的靈感。本來嘛，人類飼養禽畜而獲得免疫力，是發展出了農業的地域種族才有的一種倖免，富饒的美洲和乾旱的澳洲，就馴養不了大型哺乳動物，按理說是更乾淨的地方，卻敵不過骯髒大陸。歐亞大陸的免疫力，幾千年裡大概也是靠瘟疫一場場地爆發、人畜相廝培養起來的，但是只有這種骯髒大陸才到近代發現細菌，研製出疫苗，有醫學手段應對瘟疫。所以，「黨員幹部」們怎可能「先天廉潔」呢？自然是要靠吃喝嫖賭「廝混」一陣子，一次次地「腐敗」下去，才錘煉得出「防腐」免疫力，這就是科學，大概馬克思對生物學不熟，當年並沒發現它。
貪婪人性無疫苗可防
是的，人類雖然乾淨起來，禽畜們卻依然骯髒，滋生新的病毒。歐美鬧牛瘟、豬瘟，偏偏只有亞洲才鬧雞瘟，瘟出被稱為Ｈ５Ｎ１的禽流感病毒。人類已經先進到試管嬰兒、幹細胞研究，卻還是對農耕社會的瘟疫沒轍，大概也永無止境。在人性這一端，則是根本談不上「免疫」二字的，用生物學定理解釋社會、人性，便無疑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人性利字當先、貪得無厭、欲壑難填、權力即春藥等等，是不會有疫苗的，若退而求抗生素的話，唯有制衡權力一途。但是，對獨霸江山的一個利益集團來說，「權力抗生素」無疑就是安樂死，因為其制度安排乃是細菌源／病毒源，抗生素便要滅殺它，只在這一點上，政治學跟生物學是相通的。最後，我們自然是在面對一個「亡黨亡國」的前景，不要說對這個奇異連體嬰兒的分離手術尚未發明，得以誘使它服用的抗生素也沒找到呢。於是走筆至此，思路又咬回文首：「亡國滅種」乃是一個虛言嗎？
三、一生治病救人卻終老他鄉
「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她一生那么想回到中国，但是她至死都回不去，还是老死在异乡，这个对我来说是我觉得是她的遗憾，也是我的遗憾，我想也是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的遗憾吧。」
长年帮助高耀洁女士、也是《高耀洁晚年口述》一书作者的林世钰告诉美国之音，高耀洁女士生前无数次跟她表达很想回国的愿望。高醫生也流亡了十四年，中國曾爆發艾滋病，以及高醫生遭迫害而出國，兩件事都發生在「中國崛起」之際，好人在那塊土地難以生存，便證明了發展與人權無法分離，如果負相反，則是一種「低人权发展模式（參見《晚近民族主義濫觴》https://groups.google.com/g/2ncn/c/ckhOAxn0GtU ），社會與環境代價的惡果，終將顯露。
救治病患也會變成異見者，而異見者唯有逃亡，這是高耀潔故事的另一個政治面向，人們很少提及或議論，而一個醫生流亡，恰是中國民間社會嚴重萎縮和崩解的徵兆，這也與西方對中國的綏靖主義有關，所以，高耀潔終老他鄉、最終不能回家，毋寧是對西方的一個諷刺，我2020年8月28日的帖子對此有所議論：
2021年「威伯福斯奬」頒給傅希秋牧師。他與「米德蘭」，中國異議者的麥加，至今還在中文視野之外；2012年6月《華爾街日報》有一文『傅希秋——中國地下鐵路的牧師』，也未進入中文話語——「地下鐵路」，underground railway，是十九世纪美国秘密路线网络和避难所，废奴主义者用来帮助非裔奴隶逃往自由州和加拿大，今天被美國人用來定義傅牧師的傑出事業，雖然有點叫中國人難堪，但也準確定義了今日中國異議分子，像當年美國黑奴一樣逃離自己的國家。2009年底因高耀潔醫生之故，我在DC第一次見到傅牧師，当时留下此文，写得颇为沮丧，而刘晓波已不在人世。無疑傅牧师代表著一個不可忽缺的民間力量基督教，乃是後極權中國的重建者。
高耀潔醫生秘密出走美國。她在國內已經不能正常生活，被迫四處流浪期間，懷裡揣著一顆毒藥片，寧死也不願落入警察手中。傅希秋形容，老人家已到了崩潰的邊緣。此前已有許多信息說，高智晟律師的妻子兒女、郭飛雄律師的妻子、鄭恩寵律師的女兒等等，均被營救出國。而郭飛雄至今繫獄、高智晟下落不明也很久了。
從中可以看到一種民間的秘密合作——基督教、法輪功、人道工作者、律師，大概還有記者等等，只不過，是在營救層面，很像當年「六四」鎮壓之後香港的「黃雀行動」。這種合作，並不是在拓展中國的「民間社會」、灰色地帶、有限的「透氣空間」，而是在一場纏鬥之後，將隕落沙場的異議者們遺下的妻兒老小，救出絕境。
曾幾何時，中國非體制的民間力量，落到今天這般境地？國內情形，大概下一步是嚴冬了。體制的肆無忌憚，不在於它有多麼強大，而在於沒有一絲制約的力量和機制。國人也會更加向這個體制低頭。有辦法的都在逃，傅希秋他們在拼命地救人。
海外異議陣營的思路，還是「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所能做的，就是聯署抗議信，或者找事由在境外抗議。流亡者從未有過自己的力量，一直是寄生在西方議會政治外圍。如今西方接受中共，大家只有傻眼。自然，中國的官民消長，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
從克林頓開始，西方就安慰中國異議者，只要中國肯做生意、進世貿，市場就會瓦解專制，可是後來的事態發展，卻是中共成了西方的大老闆——後者挖掘的一個「陷阱」，沒套住狼，卻自己跌進那陷阱裡去了；至於互聯網能救中國，更是一個神話，虛擬空間的這個「灰色地帶」，雖然有時殺聲震天，但是「惡搞」到最後，竟是只剩下了一句「草泥馬」的國罵，還被視為一個驚天傑作，令人懷疑究竟是想象力的窮盡，還是語言的窮盡？
「灰色地帶」這個詞，也令我想起劉曉波，他身陷囹圄整整兩年了。《零八憲章》沒有「溫和」出來一絲更多的空間，反倒試煉了胡錦濤「砍旗」、「掐死領袖」、「滅掉出頭椽子」的策略——只抓劉曉波一人、放過其他簽署人，毋寧是他的一種「溫和」呢；或者，胡的意思乃是：我來給你們的「灰色地帶」，添一條新的注解。
舞文弄墨可以拓展「社會空間」，也許是所謂「後極權」的一種錯覺。東歐社會的歷史經驗，為這個向度提供了豐富的想象空間，也包括哈維爾的「無權者的權力」。但是最近這二十年，可能恰是中國專制者要向世界證明：「無權者」就是一絲權力都不會有的，「後極權」跟極權一樣強大。他們是一群工程師，不跟你玩什麼「前」、「後」的文字遊戲，那是鄧小平對「姓資姓社」不感興趣的一種新發展。倒是高耀潔揭露河南艾滋血禍，茲事體大，且涉及兩位中央級官員，就是「十一」皆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李長春、李克強，因此就要追殺到底。
當年「六四」屠殺後，國內曾有一句戲言：精英不是在「裡頭」，就是在外頭。如今曉波在「裡頭」，高醫生到「外頭」來了。中國這個地方，對於不同政見者，至今只有「裡頭」「外頭」兩種安置，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空間，這意味著體制外二十年的努力，並沒有改變什麼。往下觀之，中國只要經濟不墜，民間百姓尚能苟活，任你多麼「溫和」，也是「激進」。高耀潔尚不能見容於這個國家，何者又能？
「共產主義」的極權者，須臾之間就把「資本主義」的遊戲，玩得爛熟；「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繼承者，也快速地醒悟到，「法律」跟技術一樣，不過是個中性的工具，拿來收拾反抗者，倒是一柄利器；極權社會之外的東西，沒有一樣不是可以「洋為中用」的，即便人權、環保等「普世價值」，中國也如一隻醬缸，將你化為膿血，吞噬淨盡。美國已經在宣稱「要向中國學習」，好萊塢的大製作也弄出「解放軍拯救全人類」的科幻，甚至奧巴馬的訪華隨員竟去拜謁毛堂。還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呢？
「柏林牆」才倒了二十年，人類也對「列寧式政黨專制」陌生了。中國的專制，也在二十年裡被幾乎完整修復起來，世界當然不再認識它——模特兒組成的女兵方隊，跟「暴力美學」都沾不上邊，卻是連人性意淫之本能也要利用，無人再能辨識其背後掩飾著的國家對社會超控能力的空前增強。面對這個怪物，先前所有的經驗都不濟事了，中國異議者大概要做一番前無古人的事業，從荊棘中去開闢自己的路徑。
四、她为苍生吹过哨——紀念王淑平医生
高耀潔醫生是「吹哨人」，還有一個吹哨人，走在她之前：王淑平医生。
Whistleblower，我今天才认识这个英文词，但是十年前我们偶然结识了王淑平医生。「吹哨人」（举报人）在中文里面，应该有一个更准确的词，让我暂且用「警世人」吧，尤其当下世道昏暗，吃瓜大众酣睡，我们多么需要她这样的警世人。
那是2009年岁尾，高耀洁医生，由傅希秋牧师陪同，从德州米德兰来D.C.，要到国会作证，揭露中国的「血祸」。我太太傅莉在家乡郑州，从小就崇拜「高姨」，他们傅家跟高医生一家，原是邻居、好友，所以高医生执意要来德拉瓦看我们，我一听就慌了，赶紧载上傅莉赴D.C.，好让她们娘儿俩见一面。
其间种种细节掠过。高医生被中共追杀，怀揣毒药，以示宁死不屈，而她落脚美国，已是惊恐万状，无人敢于信任，她跟我谈到半夜，我揣摩如何能在美国有一个安稳的晚年，乃是老太太最紧迫的最后一件事情，其他都顾不上了。第二天我就发现，高医生身边只有一个她还信任的人，就是从犹他州赶来的王淑平，她俩是河南惊现艾滋病的最早两位警觉者、揭露者。
我一看王医生那副河南人特有的实诚模样，我知道有办法了，而且她还能说英语。王医生告诉我，这边听证会之后，接下来喜来莉要专程接见高医生——这位美国第一夫人、也是总统候选人，一直以来非常关心、奖掖「中国防癌第一人」，我于是提醒王医生，接见的时候一定留心，跟喜来莉的秘书要一张名片，这种事情只有跟随高医生去的人才能办，而高医生的晚年安排，也只能跟领导人的秘书详谈、安排。
果然，来年高医生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又住进纽约一所公寓里，由慈善机构安排她的晚年生活，解除了一切后顾之忧。我猜这一切，都跟王淑平医生陪她去见喜来莉那一次有关。
我们再也没有见到王医生。她走了，才59岁。
她也是一个流亡者。2001年她只身一人移居美国，英语名叫 Sunshine，意思是阳光。
2019年9月26日BBC有一篇報導《王淑平：揭露中国「血祸」和艾滋疫情的医生》
说实话的代价：工作没了，婚姻破裂了，幸福消失了，但换来的是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王淑平说当年没有考虑个人命运。
王淑平医生在美国犹太州去世，心脏病发作，享年59岁。
她生前是个普通的医生，研究流行病，30多岁时做了一件职责范围之内但需要勇气的事，然后为此付出了人生代价。
「吹哨」是件危险的事，因为会触动某些暗黑利益；吹哨者个人往往会因此付出代价。
王淑平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没有考虑自己的命运。这是医生职业操守的第一条。」
她去世前不久，以20多年前河南艾滋村和「卖血经济」为题材创作的一出舞台剧在英国伦敦上演，名为《地狱宫殿的国王》。
编剧高雅竹（Frances Ya Chu）是半个华裔，父亲曾任美国外交官，母亲是台湾人。她见过王淑平，对20多年前河南的「卖血经济」并不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