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析了东亚四股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纵横捭阖：
1、美国——大买主、中间人与缓和者，由于远在新大陸，同東亞没有领土纠纷，再加上历史上美国在亚洲的参与，使得它大概是亚洲各国唯一均可接受的所谓“善意的超级大国”(Benevolent Superpower)；
然而，亚洲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上升。去年，菲律宾宣布停止租用美军基地。1989年，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总裁合著的“日本能说不”在日本畅销是又一个信号。日美经济摩擦和美国人敌视日本的情绪，都在刺激日本的国家主义。相比之下，更大的制约则来自美国国内，这就是美国人越来越强烈的“国内事务取向”(Inward Looking)——美国经济的滞胀、高达四千亿的财政赤字、国会对白宫的限制，都使得美国对亚洲已力不从心，从冷战期的亚洲局势主导者渐渐降为区域性的平衡因素(Balancing Force)。这一点，在台湾问题上尤其明显。去年底正值台湾岛内独立浪潮高涨时，笔者曾与主持制定美国冷战后战略政策草案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保罗•伍夫威茨有过一次谈话，我谈到台湾有些主张独立的人士认为如大陆对台用兵，美国会直接干预，保罗说，美国唯一能做的事，只能是在中国动武之前警告台湾当局不要去做蠢事。
2、日本——盟主地位受到挑战，尤其二次大战留下来的创伤，使日本在亚洲的政治形象同它的经济地位极不相称，但是最要害的是日中关系：
历史上日本是中国的最大挑战者，而未来中国则是日本的最大挑战者。日本对华政策之两难，一如北京对东京的态度。一方面，日本不愿失去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另一方面，对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又感到担忧。然而，当日美关系和中美关系都趋于紧张的情况下，日中关系却明显地接近了。这种微妙的情形，在“六四”以后更加表面化了。日本不愿加入西方对华经济制裁，日资趁机进入华、港，从1989年12月开始，日本成为香港最大的外来投资者，日资占香港银行存款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六。日本为自己的做法向美国辩解说，中国之于日本，并非如美国那样只是一战略筹码，可重可轻；中国是日本的近邻，战略利益息息相关，日本不能轻易得罪中国。
3、朝鲜半岛——冷战后七种新的局部战争暴发点之一，全世界都高度关注北韩的核武器问题，而这又同南北韩的统一问题联系在一起：
南北韩统一的进展比人们预期的要快。但何时能最终完成，谁也不知道。能够预见到的大概有三点:第一，苏联解体后，北韩已成孤势，去年经济增长是负数，军费开支高达GNP 的百分之十到十二，而南韩的GNP 大约是北韩的十倍，所以，统一的条件将更多地由南方决定；第二，最终解决还要取决于美、中、俄、日四个大国的态度，即所谓“两小加四大”的模式；第三，德国统一的模式大约不会在朝鲜半岛出现，南韩目前采取的态度是渐进模式。
与朝鲜半岛问题相联系的所谓“东北亚经济区”，对东亚的发展意义颇大。去年底，在库页岛召开的，由日本倡导，日、俄、中、韩诸国学者参加的关于东北亚经济发展会议上，日本学者提出包括日本、南韩、俄国的远东尤其是库页岛一线、以及中国东北、山东在内的所谓“日本海经济圈”的设想，其意图很明显:库页岛的丰厚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以及中、俄两国的廉价劳动力，对日本极有吸引力。
4、中国——大中华经济圈：
在南中国海域，也有一个经济圈在酝酿，这就是“大中华经济圈”。笔者曾力图对此作一界定，按我的理解，“大中华经济圈” 应包括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以及海外华人的某种程度的经济整合。这些区域间的经济确有很大的互补性，且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作基础。不过，在我看来，“大中华经济圈” 倡导者的一个未言明的目标，同东北亚经济协会倡导者一样，是针对工业东大中华经济圈亚的盟主日本而提出的。这深刻地反映了工亚东亚在冷战后重组的新的趋势。
目前，大陆东南沿海诸省与香港、台湾及海外的经济已呈极高的一体性。香港是大陆最大的外来投资者，它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约七百万)的劳工雇在广东；台湾去年与大陆的转口贸易超过五十八亿美元，直接投资额达十亿美元。哈佛大学著名东亚学者傅高义教授，已把广东与香港加在一起，称为东亚的第五条小龙。应该说，中国南部、香港、台湾这一地区，中国东三省、山东、朝鲜半岛和俄国的远东地区，在本世纪末和下个世纪初，将是再创经济奇迹的地方。尤其是所谓“大香港地区”，很可能成为本世纪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
十、一场台海战争或可结束「中国世纪」
波托马克文化沙龙，曾邀请华盛顿智库军事专家瑞克·费舍尔（Rick Fisher）分析、预测台海战争的前景和结局，并延伸到美中两国的军事战略、科技与装备及其军事实践，包括美中在南中国海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较量，他给的题目好吓人：A China-Taiwan War: Beginning or Ending of the China Century，一场台海战争或可结束“中国世纪”？
我听下来，Fisher 的预测，基本上是阻吓中共不敢开战的战略，即人们常说的“不对称战力”，美国要让中国知道，你打台湾就是要对美国乃至全世界开战，令其估算开打自己便不能存活而不敢轻举妄动。但是，他其实并没有讲美国将如何赢得这场战争。我提问“美军不登陆中国就能战胜它吗？”他回答：在我们登陆之前它就垮掉了。
台湾对中共的防御抵抗战略，就是“不对称战力”，指台湾拥有一系列当共军侵犯台湾时最不愿意看到，也最难预期的战力，它需要达到三种效果：战略上、打消共军的犯台念头；战役上、使战火烧到中国内地而得不偿失；战术上、使共军联合战力难以施展而陷入瘫痪。7月15日台湾汉光36号演习正执行“滨海决胜”阶段，自由亚洲电台的“军事无禁区”栏目主持人亓乐义，乘势解释这种战略，煞有味道：
『如何能使中共打消犯台念头？首先是“美国因素”。中共越是抨击美台关系升温，就越是害怕美国介入台海冲突所带来的冲击。美军一旦介入，即便是间接方式或在战区外围，都将使共军攻台方案的难度系数大增，作战方向更难掌握，甚至可能遭到美国盟邦的联手抵制，而陷入外交被动。因此，蔡英文政府极尽可能，在地缘战略上与美国取得一致性。这种战略利益的交会，不仅带来军事效益，还会使中共面对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使其难以承担动武的后果。
『而中共的对台攻略，早就启用“不对称作战”，运用舆论战、心理战与法律战（又称“三战”），以及发动信息战和网络战，散布假新闻，动摇台湾的民心士气；还以经济胁迫，逐步侵蚀台湾的经济；同时支持代理人，深化对台湾各阶层的统战；并且以机舰扰台等准军事行动，侦测并压缩台湾的防御能力及纵深。种种作为，游走于“灰色地带”，以“切香肠”方式，逐步松懈并瓦解台湾的防卫能力。』
他在报道中提及一件有趣旧事：毛泽东当年曾说，夺取台湾主要靠“内应”和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空军和制空权有关，至今仍具现实意义；“内应”就是代理人或同路人，或在广义上包含所有可以达到瓦解台湾民心士气的岛上资源，而广义上的“内应”，达到一定强度时，往往能够以非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相较于动武，毛泽东更看重内应——什么是“内应”，如今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十一、太平洋等來一匹戰狼
2023年夏，我的新書《海慟》在台北出版，我用了一個「慟」字，那是相對「河殤」而言，大海之慟。我在臉書有帖子介紹，《海慟》這本書的思路和結構，完全出自於我的印刻編輯陳建瑜，她建議我：「以當代環境的全球大格局切入、以大洋視野檢視海陸文化的激盪」，這才得以延續《河殤》的氣魄，然而不止要講比「河」更遼闊的「海」，更要講海陸對峙，一個全新的話語。她又要我做幾分鐘視頻給她，用作宣傳這本書，我這老頭子最怕弄這些IT玩意兒，拿視窗11自帶屏幕錄製，做了八分鐘視頻《太平洋等來了一匹戰狼》，我就直接採用大陸「戰狼電影」吳京的語言（亦如《上甘嶺》等），然而在中國歷史脈絡中順藤摸瓜，戰狼文化可以一直摸到秦始皇那裡，原來有兩個東西：大一統和殘暴，從兩千年前一直順延到今天，「五四」以來反傳統，一直在反儒家，從未觸碰過商鞅酷法，反而是毛澤東早在十九歲時便因驚嘆傳統中有這套黑術而作《商鞅徙木立信论》，而今天大陸已是滿屏「重讀商鞅」。
中国有一则古老寓言，出自《庄子》，講海神以一番哲理教訓河伯的見識短淺、狂妄自大，誰都沒有想到，今天中國把這則寓言倒過來了，這就是大國崛起的含義，但是解讀它並不容易，因為有多重含義在裡面，我的新書《海慟》就是提供一種解讀：第一層是中國在一個壞制度底下走向太平洋，等於太平洋等來了一匹戰狼；第二層，養大這匹戰狼的恰好是太平洋那一邊的美國；第三層，黃土高原上的中華民族曾經不知道海洋是什麼。
我完全沒有想到，在《海慟》即將出版之前，美中兩個首腦居然在太平洋上對嗆起來：拜登说：「看看中国在印度洋发生了什么，习近平问我为什么称自己为太平洋国家。我说：『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在太平洋上的边界比你们更长。我们是太平洋国家』……他接著说，『看看东南亚发生了什么，现在我把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组成了「四方安全对话」。习近平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想包围我」。我说：「不，不是这个原因。我只是想确保道路规则不会改变』。」
但是美國人完全不懂中共的邏輯叫著「大一統」，它要先征服周邊、鄰邦、非漢族之後，才會圖謀太平洋，所以五十年代毛澤東佔領西藏，完全在西方視野之外，而英國丟掉香港，也是這個原因，連中共一定要拿走台灣也是這個「大一統」的理由，它在中國人的觀念上，有強勢的合法性，而它來自中國的近代恥辱，所以我把它叫著「地緣達爾文」，被別人欺負過的人也會欺負別人，因此中國還是一個前現代國家。
這種前現代，是從延安（標準的黃土高原）建構起來的，由斯大林親手扶植的一種制度，所以直到今天，中俄兩國文化、種族迥異，都經過共產極權、改革、復辟、擴張，而且普金習近平同構，不過，中共重建一種新型集權，我稱它是數碼列寧主與商鞅秦制相結合的怪異制度，而習近平與毛澤東並無血緣關係，卻都遺傳了中國傳統中最毒的基因：千年秦制。
十二、中國的威脅仍在北方
這次俄烏危機，在中文話語中激出「烏克蘭—台灣」想像，由於幾個同類項：
1、中俄皆集權制度寡頭政治；
2、烏台皆為擺脫大一統的自由政體；
3、普習皆為心智缺陷之徒。
第3項失控，則演成災難的機率多高？烏克蘭正在成為一場活劇。
還有第4項，即美國和歐盟一開始都選擇「站干岸」；
嗣後因烏克蘭頂住第一波，才出台軍援聲援戲碼，這可稱為第5項，日後或為慣例，專門對付以強欺弱的霸權。
其實還有第6項：核恐嚇，為冷戰後首見。
我覺得，更加重要的恐怕是第7項：共產黨制度所謂「改革」成疑，俄羅斯去掉共產黨，依然是地球一大禍害，中共「六四」屠殺後放棄政治改革，到習近平徹底倒退，離俄羅斯幾步之遙？
第8項，美國不再做世界警察，全球安全機制無人擔當，誘發狂人、戰爭販子的機率大增，這個世界安寧成過去式。
我再添一個第9項，中俄曾是宿敵，有領土、霸權等歷史紛爭，北方威脅隨時還會浮想，因為「大俄羅斯主義」，所以中國人即使改了自己的制度，俄羅斯制度不改或假改，仍無安寧。
歷史如此昭示。
費正清寫《劍橋中國近代史》提到﹕不知為什麼，當海上已經出現了來自西方的堅船利炮以後，整個中國政府的注意力，財政、軍備，重點還在對付西北——那時西北正在發生太平天國後期所引起的捻軍和“回亂”。中國政府的主要力量還在西北，沒有海軍，也沒有真正懂得海戰的人。高陽的小說《紅頂商人》中提到﹕左宗棠率領軍隊征西，平定金積堡的回民叛亂，包括後來平定新疆，清朝政府都沒有錢給他，他是靠胡雪岩去向西方人貸款。胡就是最早的買辦，向西方借銀子解決西部的問題。中國當時是有內陸的麻煩，有內陸的壓力，但是中國一直沒有處理好海上來的問題。
這種態勢，四九乃至文革後，仍然沒有改變。
1992年，鄧小平發動第二次改革，中國的政策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在鄧小平「韜光養晦，絕不當頭」這個方針指導之下，中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尤其是東亞政策，是認為東亞地區是二十一世紀將有高度發展的地區，歐洲已經衰落，北美也要衰落。而中國在這個時候，在東亞崛起。有很多說法﹕“太平洋時代”，“中華經濟圈”，都是認為東亞經濟要噴薄。中國認為，自己在東亞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一定要保持與東亞的良好關系，就能贏得改革開放以後、二十世紀結束之際非常好的機會。中國當時還談論到了“太平洋世紀”中的中、美、蘇、日的關系。
到了1993年，鄧小平忽然又有一句話出來：“國際環境對我們有利。”
後來有人寫文章論證這句話，認為，蘇聯垮掉了，中國沒有北方的威脅了，我們可以走向太平洋了。
蘇聯垮掉之前，雖然與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蘇聯對中國是最大的威脅。那時中國的導彈都對著北方，軍事部署也是對付北方的。毛澤東在1950年派了很少的兵力去攻台灣，結果被台灣方面消滅了，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與幾千年的格局沒有什麼大變化﹕威脅來自北方，目光還是對著北方；對東面的太平洋，沒有、也不想有什麼作為。蘇聯垮台，態勢變了，有人說，現在中國的導彈不再對北方了。
中國出現了很多說法﹕要“走向大洋練兵”，想有遠洋海軍，也想去買蘇聯的航空母艦，但蘇聯沒有賣給他。航空母艦，中國可能有制造的能力，但是管理比制造要麻煩得多。冷戰結束以後，蘇聯不再是一個超級大國，而美國的戰略重點還在歐洲，也不太想管太平洋的事務。於是中國認為，亞太出現真空，中國要填補這個真空。這種想法就與鄧小平在“韜光養晦、絕不當頭”的指導方針下，認為在東亞“天時地利人和”，對我們有利，在二十世紀末贏得發展的大好時機，等等這些想法是完全沖突的——中國要去當東亞的霸主！原因就是北方威脅沒有了。因此出現了“台海危機”、認為美國有一個“圍堵的戰略”，都是從這里來的。
一個問題仍然存在，即俄國的變化中國難以確定。那裡有了大選，共產黨差一點上台，但是他們還有一個“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如果“大俄羅斯主義”上了台，中國大概就沒有辦法走向太平洋了——北方威脅重新出現，就得想辦法再來對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