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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医疗与公共卫生:活得长,不等于活得稳

    先回答下面的问题,再读正文。

    1. 家里老人若能活到八十,但十年里反复住院、需要人夜陪,这算活得长还是活得稳?稳的缺口落在谁身上?
    2. 一次感冒去大医院排队,和在社区把高血压管住,哪一件更能决定十年后的生活质量?为什么人们仍更愿意做前一件?
    3. 十年后的中风现在讲,我先过高考行不行?教室热、体育被占,是不是又在用以后打发现在。
    4. 如果一个县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谁来做日常护理?机构、亲属、还是把老人留在无人的房子里?
    5. 预防(疫苗、控烟、减盐、运动)的好处很分散,费用却要现在付。这种时间结构会怎样影响财政愿不愿意真花钱?
    6. 医生收入若大量依赖开药和检查,他面对可观察可等待的病情时,会受到什么拉力?患者的防备又会怎样反过来改变诊疗?
    7. 护理缺口讲完,还不是我妈请假?我一个高中生能改默认规则吗。
    8. 感冒也挤进大医院,是因为基层真不会看病,还是报销、转诊和怕误诊把人往上吸?你凭哪一件判断?
    9. 如果让你在家庭账户里预留一笔钱,你会留给下一次手术,还是留给父母可能需要的几年护理?为什么这笔选择很难?
    10. 公共卫生要限制某些个人习惯(比如在特定场所吸烟),换来的是他人更低的患病风险。这条线你觉得应画在哪类习惯上?
    11. 感冒去大医院是怕误诊拖过考试周。基层留人,误了这一年,谁赔?

    寿命数字变好看,容易被当成故事的结尾。这一讲把结尾拆开。所谓期望寿命,是按当前各年龄死亡率推出来的平均还能活多久。它上升,通常说明婴儿死亡、传染病、创伤和部分急性病被压下去了。它不直接告诉你:这多出来的年份里,人能不能走、能不能认人、要不要整夜有人守、以及账单由谁按月来付。活得长,是死亡率下降;活得稳,还要看功能、痛苦、家庭和财政能不能跟着撑住。

    把两个概念分开,是为了避免一种很常见的误判:医院越建越高,药越来越新,数字上的寿命也在涨,于是以为健康问题已经交卷。交卷的往往只是急性死亡这一卷。慢性病、失能、精神困扰、护理,是另一卷,而且会随着寿命变长变得更厚。厚,不是因为医学失败,恰恰可能是因为医学成功:人没有在急性阶段离开,于是带着需要长期管理的身体继续生活。

    医疗和公共卫生不是同一笔生意

    医疗处理的是已经出现的疾病和损伤:诊断、手术、药物、住院、康复。它的现场是诊所和医院,主角是具体的病人和医务人员。成功标准相对好懂:这个人是不是被治好、被控制、被缓解。公共卫生处理的是人群的风险分布:饮水、疫苗、病媒、职业危害、烟草酒精、盐和糖、空气、传染病监测、健康教育。它的现场是环境、规则和统计,主角常常不是某一个正在喊疼的人。成功标准更绕:今年没有大爆发、十年后心梗更少、某一年龄段失能来得更晚。

    两笔生意会互相需要。没有医疗,公共卫生发现的病人没有去处;没有公共卫生,医院会永远在下游捞人,捞不完,也越捞越贵。财政上它们却经常打架。医院的大楼、设备、专家,看得见、能剪彩、能在急难时被感激。公共卫生的监测网络、基层访视、减盐、控烟,成功时什么都没发生,失败时才会被想起。于是钱和注意力容易流向已经病的人,而不是流向让人少病、晚病的安排。这不是谁缺德,是可见性在决定预算。

    对学生,最直接的体会是:体检、疫苗、停课、食堂卫生、体育课是否真的让人动起来,这些更接近公共卫生;摔伤去医院、确诊后的治疗,是医疗。学校若只在出事以后强调重视健康,而在日常把体育、睡眠、心理支持当成可挤掉的边角,就是用医疗的语言在掩盖公共卫生的缺席。缺席的代价通常不在本学期显现,而在十年后的门诊大厅里显现。

    慢性病改写了时间

    当主要威胁从急性感染转向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肿瘤、骨关节病和精神障碍时,健康的时间结构变了。急性病像火灾:来得猛,救完可能就告一段落。慢性病像漏水:每天一点点,累积成心梗、肾衰、失明、截肢、中风后的偏瘫。漏水需要的不是一次英雄式手术,而是长年的测量、服药、改饮食、改环境,以及有人在早期打扰你——在你还不觉得自己是病人的时候打扰你。

    打扰很难。因为它要求一种与医疗英雄叙事相反的能力:在症状轻微时投入,收益却记在很远的将来,而且记在统计里,不一定记在你个人可感知的故事里。你按时吃药,可能只是没有中风;没有中风很难被感觉成收获。于是很多人会在身体尚可时低估管理,在已经中风后高估下一次手术的补偿能力。补偿有时真的存在,只是补偿回来的功能,往往到不了从未中风的水平。稳,首先是少到达那次补偿。

    慢性病还改写了谁是工人。过去许多护理由未计酬的家庭成员完成,主要是女性亲属。当家庭变小、子女更远、女性也进入劳动力市场,未计酬的护理供给下降,需求却因寿命延长而上升。缺口要么变成老年人独自撑着,要么变成购买服务,要么变成把医务人员的时间拿去填本该在社区完成的管理。三条路都贵,只是账单出现的位置不同。

    老龄化:分子变大,分母变紧

    所谓老龄化,不只是老年人变多,而是年龄结构改变:需要长期照护和医疗的人,相对于正在缴税、缴社保、能提供护理的人,比例上升。可以用一个粗糙但有用的图像:分子是需要被撑住的人年,分母是还能干活、还能缴费、还能值夜班的人年。分子变大,分母变紧,系统会同时在医院床位、医保资金、养老金和家庭情绪上发出声音。

    声音容易被理解成道德:孝不孝、医德好不好、年轻人懒不懒。把道德先放一边,先看机制。缴费的人相对变少,意味着每个在职者要扛更重的医保和养老金;住院和药品价格若仍按过去的使用习惯涨,基金会更早见底;见底之后的办法通常是提高缴费、降低报销、增加个人自付、或财政补贴。无论哪一条,都会进入地方财政那一讲的管道:地方已经在教育、债务利息和基本运转之间做选择,再叠加医疗和护理,弹性会更小。

    老龄化还有地域差。人口流出的县,留下的老人更多,能提供护理的亲属更少,基层机构和医生更难留人。人口流入的城市,医院更挤,护理工更依赖外地劳动力,住房和照料成本更高。全国平均寿命的改善,掩盖了这种分布。对你们,这意味着:讨论健康政策时,要先问自己说的是哪一类地方的现金流和人口结构,而不是用一个全国数字结束讨论。

    谁在付钱:医保、财政、个人、时间

    医疗账单通常由几块拼起来。社会医疗保险从工资、居民缴费和财政补助里筹资,按规则报销一部分。个人自付包括起付线以下、目录外、以及报销后仍要拿出来的那截。财政还以办医院、补亏损、买公共卫生服务包的方式另外出钱。时间是第四种货币:排队、陪护、奔走于检查之间,主要由家属支付,几乎不计入官方医疗费用,却真实决定一个家庭能不能把病人送去治。

    报销比例提高,看起来像减负,机制上却可能同时改变供方和需方的行为。需方更愿意做检查和住院,因为自付的痛感下降;供方若收入仍与项目数量相关,会更愿意提供可收费的项目。两边一齐动,总费用上升,基金压力上升,下一步又回到提高缴费或收紧目录。所以谈保障,必须同时谈边界:什么必须保,什么是可选择的改善,什么是浪费或防御性堆砌。边界含糊时,所有人都会用最贵的方式去买安心,安心很快会变成系统的不稳定。

    个人自付过高,则把风险推回家庭。家庭会做一种很残酷的排序:这笔钱给手术,还是给孩子的教育,还是给另一位老人的药。排序不是冷漠,是预算约束。公共卫生的意义之一,是在排序发生前,把一部分人从高费用事件里挪走。挪走一个人的心梗,省下的不只是手术费,还有家属几年的陪护时间。时间一旦被忽略,健康政策会看起来很慷慨,家庭仍会被拖垮。

    激励:医院、药品与防御性医疗

    医务人员面对的是高度不确定的身体,又面对可能被事后追问的结果。如果薪酬结构大量依赖药品、耗材和检查,理性反应是多做可观察、可计费的动作。如果纠纷处理更惩罚任何不好的结果,而较少区分过程是否尽责,理性反应是防御性医疗:用更多检查来保护自己,而不是只为病人增加信息。两种激励可以叠在一起,于是出现病人觉得被宰、医生觉得被冤、费用上升而体验下降的循环。

    循环不能用要求医生更有医德、病人更懂事来解开。要改的是计费和追责的对象:让真正改善功能、减少并发症、把慢病管在基层的行为,能够被承认和支付;让追责针对伪造、推诿和明显违规,而不是针对医学上无法消灭的风险。改起来很慢,因为每一种支付办法都会被学习、被绕开。慢不是放弃的理由,只说明健康领域的规则设计和法治那一讲里的执行稳定是同一类工作:写清楚、可核验、少因人而异。

    药品和设备同样有机制。新药能救命,也能在专利、回扣、目录谈判和医院用药习惯里变成费用发动机。基层缺常用药、大医院堆新药,会逼病人往上走,虹吸再加重。公共卫生若能把一部分需求挡在发病前,对药品市场的压力会小一些;若不能,医疗会被迫用更贵的下游工具去补上游的疏忽。

    基层与大医院:信任也在虹吸

    同一座城市里,大医院人满、基层门可罗雀,常常被说成技术差距。技术差距是真的,但不是全部。报销起付线、转诊是否省事、检查互认、以及患者对基层的信任,都在决定人往哪走。一次发热就挤进三级医院,对个人可能是理性:怕误诊,怕基层没有药,怕将来报销说你没按指定路线。对系统,这是用最贵的产能去处理大量本可分级的问题,于是真正疑难的病人也一起被挤。

    把人留在基层,需要三样同时在:能力(能处理常见病、能判断该转的转)、药品和检查(转之前做得出该做的)、以及失败时不被单方面归责。缺任何一样,宣传分级诊疗都会变成空话,因为患者和医生都在用脚计算风险。信任那一讲在这里具体化:普遍信任不足时,人们会涌向少数名气最大的节点,节点被压垮,名气之外的能力更难被看见,于是更不信任。虹吸是信任结构,不只是建筑高度。

    对县域尤其明显。能走的医生走了,留下的人要面对更多老人、更少设备、更难的转诊。公共卫生的访视、慢病管理、疫苗、妇幼,本来最适合在这一层做,却最容易因为人员不足而变成填表。填表能应付检查,不能改变血压。于是统计上服务覆盖率很高,临床上中风仍按自己的节奏来。你们读新闻时,遇到覆盖率,要追问它量的是填表还是血压。

    活得长之后的失能与护理

    寿命延长,失能和需要长期护理的年份可能同步增加。能活着但无法独立进食、洗浴、行走、或无法安全独处,对家庭的冲击往往大于一次手术。手术有医保目录和住院流程;长期护理更散:有的算医疗,有的算民政,有的完全是家事。散,意味着责任会在缝里掉下去,最后由最走不开的那个亲属捡起来。

    护理劳动的强度很高,且难以被自动化替代到令人放心的程度。于是出现工资、尊严、培训和监管的四难:工资低则招不到稳定的人;工资高则家庭和财政立刻喊疼;培训和监管不足则虐待与事故风险上升;监管过死则供给更少。这不是一次能讲完的行业设计,但你们需要先承认:把护理当成孝心的自然溢出,在家庭缩小之后会失效。失效时,再道德化,只是把系统缺口写成子女的愧疚。

    机构养老、社区上门、家庭病床,是不同的生产函数,适合不同失能程度和不同住房条件。没有一种能覆盖全部。政策若只推某一种景观式机构,而忽略上门和家庭支持,会让能展示的床位增加,让真正住在老旧楼里、上不了电梯的人仍然得不到服务。稳,要看最难被看见的那一截是否被服务碰到,而不是看剪彩的床位数。

    预防:公共品的时间错配

    疫苗、控烟、减盐、道路安全、职业防护、空气与饮水,好处是公共品或准公共品:一个人的收益不排斥他人,也很难把没有付费的人完全排除。公共品会遇到搭便车:人人希望别人约束习惯、自己保持自由,结果约束不足,疾病照来。因此公共卫生常常需要规则,而不只是建议。规则会限制一部分选择,换另一部分人的风险下降。这是真实的权衡,应当被公开讨论,而不是用必须、绝对来结束。

    更麻烦的是时间错配。预防的费用在今年的预算里,收益在十年后的少发病里,而十年后的受益者未必给今年的决策者写感谢信。地方财政紧张时,预防是最容易被当成可推迟的弹性支出的那一类——上一讲里弹性与刚性的分别,在这里重新出现。推迟的后果是把刚性留到医疗端:透析、支架、长期卧床,那些很难再砍。砍不了,就只能加费或拖欠。预防看起来像花钱,其实是在选择把刚性放在哪一年、哪一个科目。

    个人层面也有错配。运动、睡眠、少烟少糖的收益迟,诱惑的收益立即。学校若把体育和睡眠挤掉给应试,是在用很短的考核周期去换很短的分数,把身体的账单推给更晚的自己。这和地方把运营开支推给下一任,机制同构。课上不把同构写成骂人,只写成:凡是收益滞后、成本当前的事,都需要规则把它从自愿变成默认,否则自愿会系统性败给当下。

    权衡:可及、质量、费用

    健康政策绕不开一个三角形:可及(需要的人能不能进得去)、质量(进去之后是否真的改善功能)、费用(家庭、医保、财政能否持续)。三边很难同时拉到最大。过度强调可及而不管支付,会出现排队和隐性加价;过度强调费用控制,会出现该做的不做、该转的不转;过度强调名院名医的质量,会虹吸资源和病人,让可及在地理上崩溃。

    三角形要求公开承认放弃了什么。不承认,就会同时许诺人人都能立刻看到最好的专家、药都是最新的、个人几乎不用付钱、医生收入也很高。四件事叠在同一张海报上,系统会用短缺、等候、质量分层和家庭陪护来悄悄结算。悄悄结算比公开权衡更不公平,因为能加钱、能找人、能请假陪护的家庭先过关,其余人在大厅里等。

    对个人,稳的策略也是三角形的微型版:把能在基层和日常完成的管理做成默认,把高费用事件当成保险要对付的尾部风险,把家庭的时间当成真金白银来计划。对公共,稳的策略是让预防和基层真正有人、有药、有不被单方面归责的空间,让大医院回到疑难,让护理从缝里被捡进制度。没有这些,寿命数字仍可能继续涨,只是涨出来的年份会更抖。

    1. 先把长和稳分开:死亡率下降不等于功能、护理和账单稳住。
    2. 再把医疗和公共卫生分开:一个救已病,一个改风险分布,预算常被可见性带跑。
    3. 然后看老龄化把哪一端的分子分母拉得更紧,本地是流入还是流出。
    4. 接着追问激励:计费是否鼓励堆项目,追责是否逼出防御性医疗。
    5. 最后看护理:失能年份由谁的时间来付,制度有没有把缝补上。

    五问能把健康新闻从感动或指责,翻成和财政、规则、信任同一套语言。身体看起来是私人的,支撑身体的系统从来都是公共的。

    一次冲击如何把三条管道同时拉断

    传染病大流行、极端天气、或药品和试剂供应链中断,会把医疗、公共卫生和财政同时放到同一张考卷上。医院要扩容、防护和人力;公共卫生要监测、隔离或减少接触、沟通风险;财政要在已经很紧的支出单上再加一截。冲击过去之后,真正留下的不是口号,而是:基层有没有被抽空、常规慢病管理有没有停摆、护理工有没有流失、以及家庭有没有把储蓄和时间一次性耗尽。

    冲击也是对信任和规则的测验。信息若前后口径剧烈摇摆,又缺少可核对的依据,人们会改用熟人传闻来决定要不要去医院、要不要让老人出门。这会让真正需要医疗的人推迟,让不需要挤占的人涌入。规则若只在风头上变硬、风头过了消失,下一次冲击到来时,遵守会更季节化。你们不必记住某一次冲击的细节,只要会问:这一次,监测有没有比治疗更早动起来?动起来的费用记在哪一年、哪个科目?家庭的时间有没有被当成免费资源?

    精神健康同样会在冲击和慢性压力里被推迟。它更不像手术那样看得见,更容易被说成意志问题。推迟的代价是辍学、冲突、家庭失能,以及更晚才进入已经拥挤的门诊。公共卫生若只统计体重和血压,不给睡眠、情绪和学校节奏留位置,稳就会缺一块。这块不必写成意志问题,它仍然是功能、劳动力和长期费用的问题。

    把身体的账连回前三讲

    地方财政决定公共卫生和基层能不能每年都有人、有药,而不是只在盖楼那年有钱。法治决定医保目录、执业规则、纠纷处理能不能被预期,从而减少防御性堆项目。社会信任决定患者敢不敢留在基层、邻里能不能分担一点照料、谣言会不会把整类机构一口吞掉。三讲不是背景装饰,是健康这一讲的上游。上游漏,下游的医生再累,也只能在大厅里做修补。

    对你们个人,连接起来的用法很具体:看见家乡新医院奠基时,问运营费从哪来;看见报销比例调整时,问谁会因此多做检查、谁会因此不敢住院;看见一条医疗丑闻传遍时,问它改的是对那家医院的估计,还是对所有陌生人的估计。问完,再决定自己把时间投在预防和日常管理上,还是投在等待下一次英雄式抢救上。这不是冷。这是承认身体也走管道,管道会堵,堵了要早看见。

    先过高考,以及讲完还是同一人请假

    十年后的中风现在讲,会像用以后打发现在。先过高考是正常的时间偏好,不是品德差。教室热、体育被占、睡眠被挤,已经是在用很短的考核周期换分数,把身体账单推给更晚的自己。这和地方把预防当成可推迟的弹性支出,是同一类机制。机制解释不是班会。班会才会说要爱惜身体。这一讲不说。它只说:收益滞后的东西,自愿会系统性败给当下。败给当下之后,刚性会出现在透析和陪护上。陪护没有高考延期。

    护理缺口讲完,默认仍可能是同一位女性亲属请假。高中生改不了产假和编制。这一讲若听成「你回家重新分配家务」,会在饭桌上变成白眼狼,也越权。能标的只有价格:夜陪是谁的时间,时间有没有进账单。进了,才不会把系统缺口写成愧疚。基层不信也常常是理性:怕误诊拖过考试周,怕没有药。理性不会因为讲座变成信任。信任要能力、药品和失败时不被单方面归责同时在。三样不在,感冒挤进大医院,不是素质,是用最贵产能买安心。安心的保单,这一讲开不出来。

    把核心收回成稳不只是活着

    活得长,说明急性死亡被压下去了;活得稳,还要看慢性病是否被管住、失能是否有人照料、费用和时间是否把家庭拖垮。医疗和公共卫生是两条必须同时维护的管道,老龄化会把两条都拉紧,地方财政会感到同一股拉力。激励若鼓励堆检查、虹吸若鼓励涌向名院、预防若总被当成可推迟的弹性,系统就会用等候和家庭陪护来悄悄结算。收束到三笔仍可核对的账:寿命数字背后谁在付钱、谁在欠账;医保目录和纠纷规则清不清楚;身体这件事还敢不敢在基层被留下来商量。三笔账对不上,活得长仍可能活得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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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年后,会有哪些新的全民基本需求

    20年后,会有哪些新的全民基本需求

    按照马克思以及社会学家的观点,决定未来社会形态演进的基本力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具体体现为几股核心力量,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能源技术和人工智能。如果我们能够提早准备,看清未来的走向,这一生会顺利很多,减少与时代大势对抗的能量损耗。

    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新能源等革命性突破,正在彻底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举例来说,核融合技术带来的超低价能源,可能会让绝大多数寻常日用品、普通住房和食品变得超级便宜,几乎没有人需要为了吃饱穿暖而担心,包括流浪汉。举例来说,如今在中国建房主要的材料是水泥、钢筋、砖块,这三种材料的制造都需要大量的能量,烧水泥需要煤炭,冶炼钢筋和砖块都需要很多煤炭。如果有了核融合技术带来的超级低电价,那么这三种最重要的建筑材料都会变得便宜很多,房价自然也会降低很多。

    运输这些材料也是重要的成本,现在的货车都是烧柴油的,如果电价低,那么20年后的货车肯定会是电动卡车为主,运输成本也会降低。

    如果运输成本和建筑成本、用电成本都显著降低,那么普通服装和食品自然也会降低很多成本。现在生产这些本来已经不需要太多人工了,20年后这种基本劳动估计都是机器人在做。

    虽然未来社会,分配制度、法律、土地等仍然可能会今天没有什么变化,这些也是重要的成本要素,但是既然运输成本降低、建筑成本降低,那么这些生产厂家可以比较轻易地将工厂搬离那些政策不友好的城市,搬到什么荒郊野外去,所以这些约束不会和今天这么卡脖子。

    在原始社会,人类的基本需求是有东西吃,冬天不冻死,不被野兽吃掉;后来进入农业社会,基本上没有人会被野兽吃掉,大多数时候都能做到不饿死不冻死,这时候很多人有了一个新的全民基本需求 – 希望自己和后代能够找个优秀的对象,而不是只在自己的部落里选,本来不排在第一要素名单的繁衍现在上升到了第一要素名单中;到了工业社会,不饿死不冻死基本上也都能做到了,按照自己的条件找个合适的对象生活一辈子也不再是奢侈,很多家庭同样能做到,而这个阶段,新增加的普遍需求是找个好工作,有医保,生病的时候不用害怕没钱医治只能去死。

    到了2046年,好工作和有医保也会变得稀松平常,至少不那么重要,因为那个时候的医疗成本应该大幅度下降,很多手术是机器人在做,很多不健康的食品会从市场上消失,大多数人有足够的时间去锻炼身体。当然,这只是说世界上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主流国家,并不能包括非洲和亚洲一些极度贫困发展缓慢的国家。我的这篇文章主要是给山水学堂的学生和一些读者看的。即使在今天的中国,很多家庭已经实现了好工作和好医保,在瑞士等发达国家,这种普遍性就更明显了。这种趋势在20年后应该会变得相当普遍。

    为什么说不健康的食品会从中国的大多数市场消失?和美国比较就很容易看清,不是美国人更有良心,而是违规犯法的成本在这边很高,生产不健康的食品饮品不划算,还不如生产健康食品。而在当今的中国相反,但是随着整体食品生产成本降低,有机食品和健康食品的成本也会大幅度降低,那么即使法律制度没太多变化,相对而言,在中国生产健康食品更有利可图,因为不健康食品再也带不来暴利,而风险则一如既往地高 – 哪怕没有美国这么高。

    那个时候的新的普遍需求应该是实现自我价值、被人尊重,那时候,找个人生伴侣可能仍然会是一个难题,因为大家都不再需要为了经济利益而组成一个家庭,都会比较挑。而人类的基本需求:安全、繁衍是不会变的,如果在新的社会结构中,有新的威胁和不确定,那么这种新的威胁和不确定性就会成为新的社会基本需求。

    比如,在原始部落,大家找老婆找老公都没得挑,只有那么几个选择甚至根本没得选,在未来社会,这种选择面会非常大,不仅仅是可以在本城周边选,还可以跨越国境、跨越语言和文化,因为这些障碍今后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那么新的烦恼将是如何在这么多的选择中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半,现在已经有不少人是来到异国他乡成家过完自己后半辈子的。

    或者,需要在一个仿生机器情人和一个真实的人之间进行选择。现在的日本很多人据说就已经提前进入了这种棋局,他们选择了和机器人或者硅胶娃娃结婚。这两种情况如今还不普遍,大约在20年后不再是新闻,当然仍然不会是主流。

    在中国和美国,一个人找的伴侣很大可能是出生在另外一个城市的,不少人的伴侣干脆是出生在另外一个国家,这种流动在20年后会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可以大致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来观测:我是17年前第一次拿到美国签证的,那时候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办美国签证,我在冰天雪地里在美国大使馆外面的箱子里排队面签,排了很久才拿到签证。现在中国人前往美国比当年容易很多了,20年后也许可以免签证前往美国。

    在中国和发达国家,体制外全日制特殊教育现在都不普遍,尤其是中国,在家教育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等比例少得多,英国在一百年前就已经有了夏山学校,而中国到如今,类似的专门给特殊群体开的私立学校仍然少得可怜。山水学堂这样的以人工智能为主要组织者和教学团体的特殊学校就更罕见了,但是既然现在已经有了这种需求,可以预见20年后,类似的学校也会成为一种新的普遍需求。因为人的基因和神经模式是不会轻易进化的,未来社会仍然会有很多需要在个性学校学习的孩子,随着相关阻力显著降低,我相信20年后,将会有很多类似山水学堂的基于人工智能、尊重个性、尊重神经多样性特征的规模不等的学校,那时候,个性教育也是一种普遍需求,而不仅仅只是受教育的权力。

    这篇文章只是未来社会的一个侧面,还有很多重要的社会推动力并没有涉及,比如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太空探索、生物科技,以后有时间,在下一篇文章中来尝试分析一下。

    我不是什么专家,这篇文章不是什么老师指导,只是将自己的思考记录下来,给同学们参考。

  • 人生的新阶段:2046年,生命地图可能会怎样改变

    关于”七段式人生取代四段式”的一个猜想——以及为什么可能会出现三个全新的阶段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先和你说句实话:没有人真的知道2046年会是什么样子。二十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一项廉价能源的突破、人工智能的一次飞跃、一次全球大流行病、一场战争,或者某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崩溃,都可能彻底改写整个画面。也有可能,2046年比我们想的更眼熟——熟悉与陌生混合在一起。所以这篇文章不是一次”未来导览”。它是一个猜测,我希望你能看清楚这个猜测是怎么搭起来的。

    我习惯把影响未来的力量按速度分成三类。有些力量变化得很快:人工智能、生物技术、能源、通讯。有些力量变化得很慢:人体的需求、友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临近生命终点时骨头会变得脆弱这件事。还有些力量平时几乎不变,但被触发时会突然剧烈改变:流行病、战争、养老金体系崩溃、廉价能源的突然爆发。本文每一处具体推测,我都会尽量说清楚我认为是哪种速度的力量在起作用,以及我在哪里可能想错。

    我要探索的猜想是这样的:到2046年,旧的”四段式”人生地图——童年、求学、工作、退休——可能已经不太够用了。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一张正在成形的”七段式”地图,其中三个新阶段夹在主要职业生涯结束之后、生命终点到来之前。本文将沿着这个猜想走一遍:这张新地图可能怎么被画出来、每个新阶段大概是什么样子、又有哪些人会被遗忘。我倾向于相信这幅图景,但我希望你看到它的接缝。

    我所猜想的新地图

    如果今天的趋势继续延续——生物技术快速进步、健康预期寿命缓慢但稳定地上升、养老金体系在压力下吱呀作响——那么到2046年,研究者们可能会大致同意以下七个阶段:婴儿期、童年期、求学与学徒期、立业期(大约25岁到60岁)、第二青春期(60岁到75岁)、精彩十年(75岁到85岁)、深度老年(85岁及以上)。每个人的具体年龄会有所不同。这些名称在2026年还不是通用说法;我猜的是,它们(或类似的说法)到2046年会成为通用说法。

    这幅图景中最大的变化是:过去笼统称为”退休”的那一段——一个漫长的、走向衰老的最后阶段——可能会被拆成三个非常不同的阶段。它们从内心体验来说不同,从外部看上去也不同,围绕它们形成的社会机构也各不相同。如果这种拆分真的发生,那么像我们在2026年这样把三段当成一段来看,就会开始显得别扭——就像把7岁小孩和17岁青少年都叫成同一种”年轻人”。

    我会不会在这种”拆分”上看错?会的。如果长寿药物让人失望,或者出现重大冲击(战争、大流行病、气候灾难)使寿命再次缩短,”退休”可能基本上还是今天的样子。”七段式”是基于”现有趋势继续”做出的较高把握的猜测,不是必然。

    为什么我认为旧模式正在承压

    “努力工作、65岁退休、然后安静等死”的模式,是为一个特定世界设计的——那个世界里大多数工作会损伤身体,65岁时的平均余命大约只有十年。到2030年代,我估计这两件事都不会再完全成立。两股力量正在把旧模式推向终结。一股快,一股慢但很重。

    第一股力量来自生物医学,处在”快车道”。2030年代初,我估计第一批衰老细胞清除药物(senolytics,一种能清除体内”老旧废细胞”的药物)和雷帕霉素类药物(rapamycin-based drugs,一类能减缓细胞衰老的药物)会开始普及——这方面的科研在2026年已经在向前推进。紧随其后的可能是针对心脏病和代谢疾病的基因疗法,进入大多数经合组织(OECD,即世界上最富裕的一批国家组成的联盟)成员国的常规预防保健。如果2020年以来的趋势线继续走下去,富裕国家的健康预期寿命——即没有严重残疾的存活年数——可能会从2020年的约64岁,上升到2046年的将近80岁。这意味着数百万人会多出许多健康的岁月。

    但请注意我刚才悄悄做了多少假设。生物学得配合。衰老或许比2020年代那些乐观的标题所说的更难减缓。监管机构可能行动迟缓。药价可能让大多数人用不起这些疗法。一场战争或金融危机可能抽走经费。所以当我说”将近80岁”时,请把它读作:那是按趋势线推断的猜测,趋势可能不会延续。

    第二股力量来自经济,变化得更慢——但很沉重,一旦动起来就很难刹住。现收现付制养老金体系(工作人口缴的税直接支付给当前退休者)是在每个退休者对应五个工作者的时代设计的。它在人口结构压力下已经吱呀响了几十年。这里的”慢力量”——出生率下降、寿命延长、以及”谁来养谁”这条最基本的算式——在2026年已经显而易见,而且非常难逆转。所以我估计大多数富裕国家会在2020年代末和2030年代陆续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先到67岁,再到70岁,有些地方甚至到72岁,并引入一种允许人们边领部分养老金、边继续工作的制度。到2040年,”固定退休年龄”这个概念在欧洲、北美和东亚大部分地区可能已经悄然消失。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一套灵活制度——人们可以减少工时、暂停工作、参加再培训、再次复出,有时不止一次。

    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快速的生物学与缓慢的人口算式——可能让六十多岁的人既有健康资本,也有经济动力去继续做些什么。社会期待他们用那些年月做什么,正是定义那些”新阶段”的关键。

    第二青春期(60—75岁)

    我猜,60到75岁这一段也许会被叫作”第二青春期”。这个说法在2026年已经存在;我猜它在2030年代会变得常见,到2046年会成为标准说法。它和第一青春期之间的对比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一条缓慢的人性真相:当一段人生时期的主要角色——先是学生、后是父母和主要经济支柱——退场之后,人就必须围绕新的兴趣、新的关系和新的冒险重新建立自我认同。这种重新建立自我的冲动,本身就是一种慢力量。人类一直如此。新鲜的是:现在你可能拥有十五年健康岁月去做这件事。

    如果”七段式”地图成立,那么2046年第二青春期的人可能在做什么?我的猜测,依据是这些趋势在2026年已经能看到的小型版本:很多人会重返校园。专门为60到75岁人群设计的大学项目——不是2020年代那种基础性的”终身学习”拓展课程,而是有混龄课堂的正式学位和证书项目——可能会成为高等教育中增长最快的部分。许多人可能创业,尤其在护理、手工艺和咨询领域,他们的经验是最大资产。离婚和再婚比例可能高得出乎意料:在某些国家,60到70岁年龄段的离婚率,可能会高于30到40岁年龄段。这个阶段的人会出行数月。还有一个令人意外的现象:通过辅助生殖(即借助医疗手段生育)、领养或共同育儿安排,相当一部分人在这个阶段可能会有新的孩子。

    如果这个阶段真的形成,整体氛围很可能是好奇而充满活力的,有时和青少年惊人地相似。我可以想象,2046年的26岁年轻人抱怨父母的方式,会和过去青少年抱怨父母如出一辙。

    我也可能猜错了”味道”。如果经济压力依然沉重,这个阶段可能更不像”青春期”,而更像”被迫继续干活”。

    精彩十年(75—85岁)

    下一个阶段会是另一种感觉。到七十多岁中期,即便有新药帮助,体力也很可能下滑。这是一种慢力量——人体仍然会衰老。即使是2046年最乐观的生物学,也无法完全抹掉这一条。所以我估计人们会开始更多地思考剩余的时间,进入一种类似”专注模式”的状态——在机会溜走之前,挑一两件事认真做好。

    有时候那意味着有报酬的工作。75到85岁人群可能会成为初级医疗、教育、调解和技术指导这类领域的兼职专业人员的主要来源——这些岗位看重判断力和耐心,而不是速度。人工智能工具(一种快速变化的力量)到那时可能已经让这些岗位的脑力负担更可控。有时候则是无偿工作:照顾曾孙或高龄父母、领导社区组织、做深度志愿服务,或者终于动笔写那本一直拖着的小说。

    在”精彩十年”里创业,是一个我相信会增长的趋势,不过我对这一条的信心是中等而非高。如果我描绘的图景成立,2046年创办成功企业的峰值年龄,可能会落在七十多岁后段。理由很直接:这些人有积蓄,有职业人脉,就算失败也损失不了什么,而且对护理、临终规划、代际共居这些产生商机的社会问题有切身了解。

    精彩十年也是我估计大多数人会开始认真规划人生终章的阶段。这包括法律文件的整理、修复重要的人际关系,以及可能被称为”遗产项目”的事——录制访谈、撰写回忆录、整理存档的信件。我为什么估计这一类事情会增长?因为它背后的冲动——希望被记住、希望留下点什么——是最慢的人性力量之一。新技术只是给这股老冲动配上了新工具。

    深度老年(85岁以上)

    85岁之后,我估计长寿革命的效果只会是部分有效。新疗法应该能极大地帮助晚中年阶段的疾病,但对非常老的身体的基本问题帮助有限:平衡感、听力和体力的缓慢衰退;骨骼和皮肤日益脆弱;以及尚未完全攻克的各种痴呆症(dementia,即记忆力减退类疾病)。这些在2026年还无法完全治愈,到2046年很可能也还不能完全治愈。我为什么对这一条比较有把握?因为身体晚年的衰退本身就是最慢的力量之一。两个十年的生物科技进步,可以把曲线往后推一推,但抹不掉它。所以2046年的深度老年应该比2026年时更健康、思维更清晰,但仍然是一个逐渐衰退的阶段。

    我估计变化最大的,是它周围的社会世界。多代同堂的住宅模式可能变得更普遍——一部分原因是它能解决慢力量在家庭生活里不断制造的真实问题(成本、护理、孤独)。到2046年,美国85岁以上人群中或许有约三分之一会与至少一位30岁以下的人同住——通常是曾孙,或来自”护理共享网络”的年轻人。独立养老院曾是2020年的主流护理模式,可能缩减到只覆盖一小部分老年护理需求。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多种安排:老年人在机器人和人工护理员的帮助下住在自己家中、或入住有意混合年龄的住宅社区,或加入小型”村庄式”社区。

    在精神层面,深度老年可能越来越多地得到人工智能伴侣系统的支持。AI处在快车道上,所以2046年能用到的工具,应该会和2026年的非常不同。这些工具可能在老年人自身记忆开始减退时,帮助他们记住往事、维系人际关系、处理日常事务。它们究竟是帮助老年人保持自我,还是悄悄地代替他们”成为自我”?这会是2040年代我估计仍在持续的争论之一,我不知道它会如何收场。

    爱情、家庭与四代同堂

    在这三个新阶段中,我估计爱情和家庭生活会和2026年大不相同——但底层的引擎是慢力量。人类渴望与不同代际亲近;渴望被爱;渴望有孩子;想认识自己的孙辈。这些冲动在二十年里不会改变。改变的是它们周围的算式。更长的健康寿命、年轻人生育率的下降,以及辅助生殖技术,可能共同造就一个四代同堂是常态、五代同堂也不罕见的世界。

    如果这幅图景成立,第二青春期里的第二次、第三次婚姻可能会普遍到婚庆行业把它们作为独立市场来追踪。晚育——在五六十岁通过冻卵、体外配子发生技术(IVG,in vitro gametogenesis,即在实验室中用其他细胞制造卵子或精子的技术)和代孕生育亲生孩子——可能不再罕见,并形成自己的医学专科。在生命的另一端,做曾祖父母可能从象征性的角色,变成真正参与决策的角色。我可以想象,2046年许多90岁的老人仍然在做真实的家庭决定。

    遗产传承可能也会随之变化。过去的惯例——财产从90岁的父母传给65岁的子女——在65岁的人自己已经有积蓄的时候,就显得不那么合理了。遗产可能越来越多地直接跨过一代人,或者以”活着的馈赠”的方式给出——祖父母在七十多岁时把一大笔钱转给二十多岁的孙辈,这时候钱才真正能改变后者的人生。大多数富裕国家的税法可能会为此重写。

    贯穿一生的教育

    如果”七段式”人生真的成型,大学就必须改变形态来适应它。传统的18到22岁本科生,可能会成为大多数校园里的少数群体。主流模式可能变成”学分人生账户”——一个人在18岁开设,在接下来70年里反复使用:读第一个学位,50岁前后参加再培训,65岁时进入第二青春期求学,78岁时完成精彩十年的课程。那些没能适应多年龄混合课堂、灵活学历认证、线上线下混合模式的大学,很可能会关门。许多大学在2026年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040年代一些最有趣的教育研究,可能会聚焦于第二青春期的学习者:68岁的大脑和20岁的大脑学习方式有什么不同?他们在哪些方面更擅长?哪些方面更吃力?课程该怎么设计才能发挥他们的优势?这些问题在今天就已经存在;到2046年,我估计它们会成为一个严肃的研究领域。

    住房与城市

    城市可能会部分地围绕新的人生阶段重建。为一对上班族夫妇加两个孩子设计的郊区住宅,即使在北美,可能也不再是最常见的居住形态。新建筑可能倾向于有意混合代际的开发项目、高密度且步行友好的街区,以及适应不同行动能力的设计——而无需人们搬家。电梯和无障碍通道,可能在大多数新建多户住宅中成为法律要求。

    公共交通可能会围绕同样的理念被重新设计:对78岁的人好用的系统,对所有人都好用。2030年代以无障碍为核心的交通升级,当时可能被批评者认为太贵,结果或许会提升所有年龄段的乘客数量。

    新的人生过渡与危机

    如果”七段式”地图成立,每个新的阶段边界都会带来各自特有的困难。下面是我猜想这些过渡可能给人的感觉。

    60岁前后迈入第二青春期——主要职业生涯结束、孩子终于离家——可能会成为人生中接受心理咨询最密集的时期之一。许多人可能经历身份认同的失落、婚姻危机,以及临床上可能被称为”角色脱失迷失”的状态(即当人生的主要角色突然消失,人会感到茫然和失去方向)。这里起作用的慢力量很古老:当角色退场,自我必须被重新建立。新出现的部分是——这件事现在发生在60岁,前面还有三十年的健康岁月可用。

    75岁前后迈入精彩十年,又是另一种感觉。我估计这是人们第一次直面死亡这件事的阶段——因为第二青春期把这个念头挡在了门外。正式仪式和礼俗的复兴——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在这个阶段可能会表现得最为突出。在艰难过渡时期对仪式的需求本身就是一种慢力量;新的仪式不过是2046年版的、对一种非常古老的人类做法的延续。

    85岁之后进入深度老年,是三个过渡中最具身体性的,因为身体是房间里最慢的力量,它开始决定条件。关于尊严、个人选择以及多少医疗干预才合适的问题,在这个节点会变得非常现实。

    每一种过渡都可能催生属于自己的回忆录写作风格、自己的心理治疗流派,在某些文化中还可能产生新的仪式。围绕这些过渡的社会支持结构在2046年可能仍在建设之中。

    被地图遗忘的人

    上面这幅图景,描绘的是2046年大约15亿人的生活——他们生活在富裕国家,或中等收入国家的上层经济群体里——前提是我的猜测大致正确。这些人才有可能用得上长寿疗法、改革后的养老金制度、多阶段大学,以及重新设计的住房。

    对世界上其他人来说,旧的”四段式”地图可能基本仍然适用。某些地方的差距甚至可能扩大。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预期寿命自2026年以来一直在上升,但我不认为它能在2046年达到我所设想的经合组织国家”将近80岁”的健康预期寿命水平。这一差距曾一度在缩小,看上去可能又会再次扩大。

    在富裕国家内部,按收入和种族划分的预期寿命差距,也可能不是缩小,而是扩大。这些疗法本应缩小差距。但实际上,获取机会会跟着钱包走——这是2026年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的一种慢力量。所以我估计美国最高收入群体和最低收入群体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会扩大,而不是缩小。可能在2026年的基础上再扩大约四年。

    如果”七段式”人生真的形成,目前它仍会是一种特权。2040年代末的重大政治争论——关于药价、跨境养老金获取、气候移民在老龄化社会中的权利——本质上都是在争谁有资格拿到这张新地图。这一点我相当有把握,因为”围绕好东西的获取权展开政治斗争”本身,就是人类社会里的一种慢力量。

    结语

    这整篇文章是一个猜测。我所做的最显眼的猜测,并不仅仅是人们可能活得更长,而是人生的结构本身可能伸展、重排,以容纳那些多出来的岁月——新的阶段获得新的名字,新的制度在它们周围生长。2010和2020年代的研究问的是:我们能不能给生命加上更多年月?而到2046年我估计正在被回答的问题是——缓慢地、并非对所有人平等地——我们要往那些年月里放入什么?

    我倾向于这幅”七段式”图景,因为推动它的力量——快速的生物技术、缓慢的人口算式、缓慢的人类情感需求——似乎指向同一个方向。但我可能在很多方向上错。生物学可能让人失望。一场战争或大流行病可能把整幅画重置。廉价能源或者AI的一次大跃进,可能让世界比我描述的要陌生得多,而那种陌生我从2026年这个位置看不到。请把这篇文章当作一位老师的最佳猜测来读,然后做出你自己的猜测。

    给你的一个问题

    如果让你自己来猜——假设你在65岁到85岁之间大部分时间都比较健康、有活力——你真正想用那些年月去做什么?你不必从我列出的清单里挑。你的回答会改变你现在正在做的某个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