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中英双语广播 + 采访 + “金井之窗”国际广播电台

山水学堂强调学生的双语交流能力,世界格局和判断力,所以我们打算在人手齐备之后,推出一个双语广播电台,学生自己写稿、自己播音,每周两次对全世界进行广播,用双语向全世界介绍我们这个城市、和我们学生自己,大声向全世界喊出自己的心声、梦想。 如果是夏令营,我们一般也是计划每天下午午睡起来之后,都是安排这个活动,每天制作一期双语视频节目,然后发布到我们的英文频道上。 营长安排分工:写稿、查字典、翻译、播音,录音由辅导员志愿者用手机负责,指导翻译由辅导员负责,指导播音、纠正发音、上传学生的音频文件和照片到山水学堂的 YOUTUBE 和 FACEBOOK 以及国内的抖音这三个频道。 山水之间冬夏令营和周末营的晚间活动主要包括学生中英双语广播录制。这个广播电台主要是两部分内容,一是所有学生当天的主要想法和发现,二是介绍金井镇。

诱赌与拿赌

周正福,摘自 金井漫话     解放前的乡公所曾设在金井沙田,乡公所的人不少是赌徒牌客,但表面上也张贴告示禁赌拿赌。     郑家塅有郑氏兄弟,家境颇为殷实,对牌赌跃跃欲试,只奈家父管教甚严,无法到社会上游荡。乡公所一同姓干事,深知其原委,便与之交游,进而设计了一场诱赌骗局。这乡干事,把郑氏兄弟引到一个僻静小屋,告诉他俩赌“红盒子”,初涉赌场的兄弟俩,一学即会。 乡干事当然先给他们尝点甜头,以撩发其赌瘾。     一晚,郑氏兄弟说是与干事有约,要去一聚。其父指望巴结官场,叮嘱之余,自是应允。兄弟俩与干事一见面,便上赌桌。这“红盒子”又叫“孔明灯’’,如果把灯摆在对面,则可透过盒壳看到盒中模糊的色点。若是赌场老手,一看便能猜中。郑氏兄弟哪知其中奥妙,只叹手气不佳,幸喜身上赌资不多,下注自然小气,玩过半夜,那干事只赢了几块大洋。油水未干,哪肯罢手,他趁出房小解之机,托人暗通乡长,派人拿赌。     拿赌的来了,乡干事溜了,郑氏兄弟则被带到乡公所,关进黑房,他俩不愿供出别人,总是守口如瓶,任人宰割,消息传开,兄弟之父,费尽周折,送来百数大洋,赌案也未了结。     有抱不平者,撰写一副对联,摸黑斗胆,贴在乡长房前,联云:     竹杠莫多敲,进言乡长台前,得放手时须放手;     棉花来得恶,谨防孔明灯下,要留心处且留心。     此联极平易,对官府的贪婪和赌场的欺诈,直言警告,撰联人的心肠,多少有些侠义。

金井茶运码头: 古代金井的茶,是如何运出去的

2022年,我们井溪景区重新修了一个码头,叫做茶运码头,和以前的老码头相比,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 如今的茶运码头主要是一个金井古镇的纪念地,是一个游泳玩水的场所,以前的码头没有茶运两个字,是一个货运中转站,茶叶只是一部分货物,有一些大宗商品包括石灰,用船从下游运来,也是在这里上岸; 老码头在河的对岸,东岸。因为地球自转运动,河的东岸明显水深很多,适合停船,而现在的茶运码头主要是玩水,那西岸更合适,这里水浅。如果以后河里再也不挖沙的话,西岸迟早又会形成一片沙滩,尤其是现在的茶运码头这个地方,很适合形成沙滩。现在来我们井溪景区,要过一座金井桥,过桥之后沿河而下的左边,以前就是金井老河的大片沙滩,所以这里有两个村民小组如今的名字还是洲上,意思是沙洲上。 由于以前的码头在河的东岸,也就是靠近古井这边,所以以前的茶庄,也就是茶叶加工厂,都建在古井这边。清朝到民国,中国的茶叶产品就是从这个码头,运到了世界各地,包括欧洲,晚晴和民国时期,金井以及湖南出了那么多读书人,能够看清楚世界的人,应该就和湖南的茶叶大量出口赚了钱有关系。 关于辛追夫人和陪葬的茶叶 在马王堆一号古墓中,出土了一些西汉时期的茶叶,那是安化黑茶,虽然这个墓里面没有绿茶和毛尖陪葬,并不能说那时候的长沙周边不种植绿茶,毕竟黑茶的加工比绿茶更复杂而讲究,更有档次,绿茶大概因为太普通,没有陪葬在这个贵妇人身边而已。 金井距离马王堆比起安化要近得多,所以辛追夫人一家大多数时候可能喝的是金井等周边地带生产的绿茶。应该可以这么说,既然黑茶都有了,绿茶当时在长沙国里应该挺普遍的了。 前往长沙国的利仓一家 楚汉相争,有一个姓吴的江西人,一起参与了推翻秦朝的农民起义,他先是追随西楚霸王,被项羽封为衡阳王,后来霸王倒了,他归顺了刘邦,被刘邦封为七个异姓王之一,衡阳王成了长沙王,长沙国于是诞生,江西人吴老板成为了第一任长沙王。 刘邦一旦立足根基,就开始铲除这些开国功臣,只有长沙国因为位于广州的南越国与中原之间,是一个重要缓冲地带,所以一直没有铲除,但是刘邦毕竟对吴氏不信任,所以就派了一个同样一同打天下的但是地位稍微逊于吴老板的河南人来监督他们吴家,这个河南人本来封地是在河南,叫利仓,现在到了长沙国当丞相,既要听从刘邦的,也要听从长沙王的,他也有爵位。 这个利仓的老婆就是辛追,马王堆一号墓的主人。利仓自己的墓是马王堆二号墓,利仓的大儿子是三号墓。二号墓和三号墓都没有一号墓大,是因为他们都先死,辛追先死了老公利仓,相位爵位被大儿子继承,但他也死在了娘之前,辛追还有个二儿子,继承了兄长的爵位和相位,他先和兄长一起安葬了父亲,然后安葬了兄长,再又安葬了自己的母亲,很有经验了,何况这个时候他继承了兄长的爵位相位,有些实力。所以虽然母亲的地位远不如父亲和兄长,但由于后安葬,儿子可能也比较孝顺,准备时间比较充分,所以这个墓规模是最大的,陪葬品超过了辛追的丈夫和大儿子。 金井位于长沙国与中原之间的古道上,也许当年这个辛追夫人和丈夫从河南的封地过来,就在金井古镇上一间客栈里歇息过,她可能还喝过金井古井的水。

金井脱甲西山杨中平将军回忆上海抗战

作者:杨中平,摘自《金井漫话》     1936年7月,我从欧洲经英、美、日本回国,即到财政部税警总团参谋处任科长。税警总团原属于财政部,一切人员装备完全按陆军编制。当时总团长为黄杰,下设六个团,武器比较精良,并聘请德国军事顾问一人。步枪,轻重机枪、小炮大炮都来自德国、捷克和瑞士。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在这民族危亡之际,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命令税警总团改编为第八军,辖两个旅,第一旅旅长何绍同,下辖原税警第一、二、三团,第二旅旅长孙立人,下辖第四、五、六团。黄杰被任为第八军军长。     1937年8月中旬,第八军奉令开赴上海参加抗战,布防在蕴藻滨。当时阴雨连绵,泥泞路滑,为避免空袭,一切行动都在夜间。在黑夜里,高一脚,低一脚,一不小心就会跌倒。 在上海抗战期间,制空权在日军手中,日军飞机低飞扫射投弹。同时,日军用气球高悬空中观察,对我军阵地一目了然。 日军向蕴藻滨发动进攻。我是参谋处的科长,每天要到前线了解情况,要通过阵地,为了避免暴露目标,只得迂回曲折前进。 有一次,我走过一座四柱三嵌的石墓,看见敌机飞来,就急忙躲在石墓的左边。它似乎发现了目标,投了一颗小型炸弹,我虽然满身泥沙,但没有被炸伤。我看到敌机向前进,急忙转到石墓右边,它又投了一颗炸弹,我侥幸没有受伤。日机远离,我又继续前进。     我军英勇奋战,伤亡惨重。后来,日军在第二旅第二团(原税警总团第五团)防线突破阵地。旅长孙立人问邱团长说:“你的阵地被突破,你怎么办?”邱团长只好带着特务连冲上去,邱团长就此牺牲了。 孙立人胸部右琐骨也被弹片打断了,手抬不起来,宋子文请美国外科医生为他医治。后来,在汉口旅馆里,我去看他,他的手已可抬起一半。     从上海抗战下来,第八军原税警总团的两个旅伤亡过半,缩编为第四十师。后来又加上两个贵州师,仍为第八军,开赴河南开封,兰封防守。     在上海抗战时,六个团的高射机关枪连的法国制造的哈只开斯高射机关枪运动困难,都留在苏州、无锡铁路线上担任防空任务,我被任命为第八军高射机关枪营营长,后又沿津浦铁路转陇海铁路担任防空任务,开赴开封、兰封担任防空。曾打下日军飞机一架。    作者简介:杨中平先生现年92岁,家住脱甲西山,现(1996年前后)为云南参事室副主任。湖南大学交通系毕业后, 黄埔军校第6期交通科毕业, 曾赴瑞士和奥地利陆军学校、德国步兵坦克学校留学 ,回国后参加抗日战争,是昆明起义将领,国民党少将军衔,号启震,生于1907年。 云南和平解放后,投诚的杨将军一直居住在云南。

从私塾到第一所小学,到达德中学 – 金井地区教育百年风云

作者:饶望之,摘自《金井漫话》 蒙童馆和私塾  金井地区在封建时代的启蒙教育为蒙童馆和私塾。新型初级小学(一至四年级),是在戊戌变法后才启步的,高级小学(五、六年级)则始于民国初年;中学直到抗日战争的四十年代才创建。一百多年来的沧桑变幻,本地区教育事业兴衰成败,有着和全县、全省乃至全国所共有的情况。 改祠堂为学堂 + 私立初级小学的出现 首先谈谈初级小学教育概况:戊戌变法中(1898)维新派提出改祠堂为学堂,本地区才有了私立初级小学,但发展缓慢,边远地区尤为滞后。这些学校多由各氏族(姓氏)在祀田租谷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办学经费。因为设备简陋,教师工资不多,办学也不太难,因而氏族之间、本姓宗系之间存在着互相攀比、竞争的思想,所以到辛亥革命前后,私立小学不断出现。如蒲塘、观佳有杨氏私立进德、进修小学;西大洞有吴氏崇信、崇本;团山有饶氏群辉、群英;金井有孙氏务本、易氏玉轩、脱甲有郑氏振德小学等等。 [罗老师注:王家祠堂以前是金井当地王氏家族的祠堂,这个宗族祠堂在解放前也被改为了一所小学, 据在这里读过书的杨海青老人所说,叫做经济小学(应该是经世济民的意思,而不是说这里的孩子都要学会做生意赚钱。),主要应该是金井老街上和周边的王氏家族子弟在这里读书。] 小学课程和教师 教师多为本姓有点文化知识的人(男性为主)。课程设置为国文、算术、体操、音乐四门,学制为四年制,但无升留级制度。 学级编制为多级复式,一个班也就是一个学校,内有2-4个年级。学期终了,教师能把多年级语、算课本教完,算是负责的了。有的教师还经常外出喊礼或搓麻将,常置教学于不顾,因为无考试制度,本地又无高级小学可升,学生的成绩好坏,就无从计较了。 而教师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则是颇受尊敬的,这大抵是受了儒家尊师重道的思想渲染所致。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敬先生,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这对教师和民众有一定的约束力。 罗老师注:民国时期,初小有些是三年,有些是四年,高小则大多数是三年,少数是两年。初小是义务教育,家长掏的钱很少。 公办小学的出现 抗日战争爆发后,实行乡保制度,并同时兴办公立小学,原则上是一保一校,私立学校较多的地区则不设,地域大而人口较多的则增设一校或两校。 教师由乡文化股聘任和管理,学制、课程、学级编制与私校同,但因有文化股检查督促,执行比较认真。教师多系当地读过些书的人或因战乱滞留家乡的军政小职员,师范(含简易师范)毕业生则是风毛麟角。 教师的去留,由乡文化股或县里派遣的视学员(督学)考核之后决定。考核分甲、乙、丙、丁四等,被列为丁等的便要辞退。这样,教师对付视学员必须毕恭毕敬,奉如神明,只要招待得好一些,即使教学成绩差,也可获得升级。当时讥讽视学员有这么一句话:“一个肚子一只鸡,打个甲字算我的。”当然,这与前些时某些人巴结逢迎领导一食千金相比,就算不得什么了。 罗老师注:民国时期有一部《教育宪法》,要求中央财政收入的15%作为教育经费,县一级要求拿出35%来做教育,有些军阀比如张作霖和阎锡山甚至拿出40%办教育。别误解,这不是中央政府要求他们这么做,而是他们主动这么做的。那时候,有些当了汉奸的人也会很热心办教育。 高级小学 (金井镇)本地区的高级小学,是在姜济寰任长沙县第一任县长时,倡导在全县办百所高小后,大约在二十年代末才有了第十一高小(后改为第八高小)。校舍系借用斗焕里(俗称土墈里,应该是在如今的三棵树茶园坡下)郑姓房屋,初办时只有一两个班,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大都读寄宿,一般贫苦农民子弟不敢问津,因而学额严重不足。 学制、课程、教材、教学、考试制度都比较正规和完善。校长由长沙县教育科委任;教师由校长聘用,期限为一年(也可连聘或一年两聘)工资由长沙县发放,初为光洋,来源于县学宫租谷。三十年代末改发实物(稻谷),来源于专用的田亩租谷和田赋附加(租亩捐)。高小老师月支三百至四百市斤。(略高于保校)后该校于抗战初期改为承祖乡中心国民学校,迁校址于观佳拔茅田,后迁檀山石塘屋,1949年由人民政府接管,改名为长沙县十四完全小学,后改为涧山完小。 罗老师注: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 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洋,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国小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 尊阳女校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杨立三同志倡导,地方集资兴办了尊阳女校,校址设黄浦屋场,为职业性质,专招女生,学生一边学文化,一边学缝纫刺绣,这是本地区教育事业一次创新,该校于抗战期间迁涧山石塘屋,后迁金井伴松园,1950年下期由人民政府接管,改名为金井完小。 (金井完小应该是现在的金井中学的前身。) 罗老师注:<金井漫话>另外一篇文章写过尊阳女校的事情,在那篇文章中,这所学校的创立主要是金井郑氏家族中一些读书人,以及其他姓氏地方乡绅的功劳,杨立三好像不是主导人。 开物农校 金井地区除了尊阳女校,还有一所开物农校,都是属于当时的实业学校,现在的技校。在金井粮站地底下,有三百位抗日阵亡将士墓的尸骨,其中五人就是开物农校的少年学生,被日军侦察部队杀害在涧山。民国时期的实业学校有甲乙两种,乙种是读完四年初小,十二三岁年纪就去上的技校,甲种则要求读完完小,十五六岁再去上。 振德小学 + 崇德小学 此外,还有郑姓为主创办的振德小学,校址脱甲桥;吴姓创办的崇德小学,校址石板桥。人民政府接管后,分别改为脱甲完小、石板桥完小。 教师的饭碗 旧社会,教师们在官僚豪绅心目中是备受岐视的,稍有不称他们的心意时,便会随时被除名。因而教师的工作极不稳定,一年(或一期)之后,未来的饭碗在何处,那就要看自己的“命运”如何了。那时人们给教师取了些称号:“落笔穷”、“穿绿长褂子的人”、“吃粉笔灰的”等,教师无可奈何地自怨:“家有五斗粮,不当孩子王”、“前世作多哒恶,这世教小学”。 私塾退出历史舞台 人民政府接管全部公私立学校后,明令取缔私塾,并在1953年以后的几年间,进行了布点调整,校舍修善、增添设备、提高师资……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教育事业沿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政策,蓬勃向前发展。 解放后的教师 在这期间,教师的工作任务是十分繁重的,每个教师除每周完成15-20节教学任务外,还得参加各项中心工作,如迎解支前、清匪反霸、土改、复查、查田定产、协办生产互助组、合作社;主持扫除文盲,定点下到农民中参加抢插、抢收劳动;假期和重大节日,还得组织文艺宣传队下到各乡社宣传演出。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教师还得生产自救,参加种植蔬菜和杂粮的劳动:各级学校,强调集体公宿、学习、办公、参加体育锻练,每月开一次生活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尽管如此,但教师积极性很高,都深恐有悖“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有负党和人民的重托,负担再重,工作再累,都能任劳任怨,从不叫苦叫累,有的教师还坚持带病工作,因而深为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所嘉许。 正当教育事业方兴未艾的时节,却遭遇了“整风反右”运动的干扰,有的教师被划为“右派分子”,被批斗或开除公职,被“摘除”帽子的,以后在职还是冠以“摘帽右派”称号。随后又是什么“反骄娇二气”、“拔白旗、竖红旗”、“红专辩论”等政治运动,教师中无形地分成了“红”、“黑”两派,“黑派”成员中人所共知的是一些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较复杂、年龄偏大的教师,虽然他(她)们有一定的教学能力,但在那样的政治氛围下,也不能尽其所长大胆工作。 之后,在批判“智育第一”、“读书做官论”的风潮中,许多教师只能诚惶诚恐地工作。 这以后,“三面红旗”运动中,师生全力投入“全民大 炼钢铁”,“支援修筑京广复线”……,学校教学完全处于停滞状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师又是清理阶级队伍重点点对象之一。 尤其是十年浩劫,各级学校师生又都转入造反、打倒一切的斗争漩涡,学校“停课闹革命”,“黑七类”的教师,被批斗挂牌,游乡,什么污辱教师的行径,无奇不有,连社会上刮起一股“臭老九”的歪风,使教师斯文扫地,就不必侈谈什么“师道尊严” “复课闹革命”以后,课堂教学完全流于形式,搞什么“学工、学农、学军”,“学唱样板戏”,推行“双高课”,无非是为了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双基”教学被摒弃无遗,完全违背了“循序渐近”的教学原理和“由浅人深”学生接受知识的科学规律,弄得学生无所适从,严重地耽误了一代人,这一教训是够惨痛的啊! 金井第一所中学 – 达德中学 本地区的中学,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才有的。这以前,一些高小毕业学生想读中学,只能到五、六十里外的开物农校、协均中学或长沙市内的中学就读。必须筹建中学,为本地区一些有识之士所共识。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由甘草坑郑稚岑先生等首倡建校,并将沙田照壁屋捐作校舍,邀集了郑、杨、吴、罗、饶、王、李、戴、朱、陈、汤等十几姓热心人士组成筹委会,着手筹集资金、修葺校舍,购置设备,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已初具雏形。 日寇犯湘时,大部分校舍和设备惨遭焚毁,不得不重起炉灶。几经周折,于一九四三年宣告开学,取名“达德中学”。长沙解放后,校名依旧,1958年由人民政府接管,改为金井中学,并增设高中班,后又改为长沙县第九中学,是本地区最高学府。五十多年来,该校为本地区培育了大量人才,不少毕业生成为本地区中、小学教师的中坚力量。人们曾号誉它为不挂牌的师范学校,这大概不为过份。        纵观半个世纪以来,本地区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是经历了不知几许的,风风雨雨,多少坎坷曲折,给我们的教训是很深刻的。“大跃进”期间,假、大、空言行泛滥成灾,教育事业也深遭其害。 当时一些头脑发热的人,盲目地提出什么幼儿园初小不出生产队,高小不出大队、中学不出公社、大学不出区,一时间从幼儿园到大学,在毫无办学的条件下,居然“挂牌营业”。过不多久便烟消云散,只落得个局面混乱、劳民伤财罢了。 …

金井山中的茶马古道

金井茶厂的当家人周长树是关于我们金井茶叶的权威人士和理所当然的代言人,周老板和很多记者说过,在我们金井山中有一条茶马古道,但是没有说出到底在哪里。 先搞清楚湘茶起源 《尚书》里面有一句【三帮底贡厥名】,是古籍中最早记载茶产地的文字之一,名是指茗茶,贡就是进贡,表示在3000年前,三帮底 这个地方就开始向中原进贡茶叶了。三帮底这个地方据清朝人考证,是湖南的耒阳。为什么中原地区没有茶叶可以就近进贡给王室贵族呢?因为茶叶最适合种植的维度在湖南江西四川这一条线,北方不适合种,即使在那个气候不太一样的年代。 不过那个时候湖南产茶不代表就会种茶,当时的销量很少,所以野生茶树就够采了。另外要注意,那个时候的老百姓并不喝茶,只有王公贵族喝。据说,那个时候的贡茶是为了祭祀,一些当地人也有采茶当作菜来吃的,还有当作草药来用的。神农尝百草,就发现茶能够解毒。 湖南乃至中国最早有意识地种茶的是楚国人后裔,居住在湘北山中的瑶族人,秦朝灭掉出国后,瑶族人南迁躲在山里,开始在一个叫做【千家峒】的地方广种茶树。 参考资料   湖南茶文化 西汉魏晋 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是装茶叶的盒子,还有彩帛、竹简等,都说明那个时候的王室是经常喝茶的,不管其目的是为了保健,还是当成一种时尚饮料。这时候的古人仍然只是采摘野生茶树上的茶叶而已,种茶只是局限在很少的地方。 神农氏,也就是炎帝的故乡是湖南,死后葬在茶陵,在那个时候,茶陵是中国最大的茶叶产区,湖南最早的茶叶集散地,既然湘西种茶历史悠久,所以马王堆的辛追奶奶喝的可能是来自于耒阳、或者茶陵,也可能来自湘西瑶族的贡茶。 但这个时候,茶仍然不是一种今天这样的饮料,而是一种草药。 既然同属长沙,金井离长沙古城很近,那里是大城市,也是茶叶的主要市场,想必金井生活的古人也会去山中寻找茶树,想办法将生意做进长沙城去。但有没有开始主动栽种茶树,则有待考证。 到魏晋时期,王室贵族开始不再仅仅将茶当作草药,而是一种高级饮品,需求量自然增加了很多,人们有意识地种茶、驯化野生茶树应该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湘茶作为中国茶叶的最重要的代表和主要产区,应该是最早种茶的地方。而长沙历来就是湘茶的中心,所以,我们可以推测,金井也是在魏晋时期开始尝试种茶的。 唐朝 我们旅馆旁边有个九溪寺,金井古井和九溪寺是唐朝初年建的,而且是尉迟恭这样的重量级人物督建,说明当时金井镇已经比较繁盛,是一个地方重镇,可能还是一个军事重镇,因为尉迟恭是武将。这样重要而有规模的古镇不可能完全靠种田支撑得起来。 金井古镇位于金井河与稍窄一些的脱甲河交汇处,交通优势比较明显,应该有产品外销,其中最有可能的就是茶叶,其次可能还有粮食、木炭等。茶叶和粮食的贸易应该都比较发达,才可能促使尉迟恭在古镇旁边兴建一个相当规模的古寺。 唐代各种古籍文献记录的关于湖南种茶规模的资料比较多,可以判断当时湖南种茶已经非常普遍,不再依靠野生茶树,政府获得的税收很多。长沙地区包括现在的安化益阳等地,历来是湘茶的龙头,也是全国主要的产茶基地。同时,茶也开始变成寻常百姓的饮品,因此需求量大增。所以,最迟在唐代初期,也许更早一些,金井正式开始种茶。 宋朝 湖南最有名的茶是安化黑茶,不过长沙周边地区包括金井高桥等地产量大,每到采茶季节,来自南方广东广西福建的茶商有些会来到这里收购茶叶。 福建其实自己也产有名的武夷茶,但是量不够,所以会到湖南来采购,加工以后作为武夷茶销往国内外市场。有意思的是,今天的金井茶园也在给别的名牌茶叶作嫁衣裳,就是安化黑茶,他们的供应量不足,茶叶原材料有些是金井这边供应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在同行眼里,金井的茶叶品质是很好的吧。 周老板说的金井茶叶先走山中小道,也许最开始就是销往广东福建的,去这几个地方只能走山中小路。 那时候云南四川等地的茶叶已经通过川藏线滇藏线和丝绸之路销往中东阿拉伯世界,湘茶有没有加入暂时还没有看到可靠的资料来佐证,毕竟从长沙地区经过湘西去重庆四川似乎成本很高,去云南同样路途遥远,不过比起丝绸之路也许算不了什么。假如那个时候金井的茶叶选择经过益阳和安化,湘西,然后前往重庆四川的话,因为我们的西面没有什么山,不需要穿山越岭,直接走大路就是了。 元朝 到了元朝,长沙府各地茶园开始大量生产边茶,也就是用来卖到边境地区,与少数民族交换交换马匹、皮毛、药材等,那时候主要是北上销往西北,比起走滇藏线,要省事一些。 这就是安化的现代马帮。 明朝 到了明朝,安化黑茶和宁乡益阳等地的茶叶成为新一代王朝的贡茶,而且安化黑茶为首的湘茶继续大量销往西北地区,原因是湘茶产量大价格低,虽然比较苦涩味道,但是正和西北人的意。他们没什么蔬菜吃,肉食多,需要茶来分解脂肪。 安化的茶马古道一直保存到现在,青石板的小路上每块石头都是故事,我们看不到金井消失在山中的茶马古道,只能站在安化或者益阳的古道上遥想一番。 很多人可能以为茶马古道是用马来驼茶,其实很多时候是用牦牛和骆驼,而马有时候不仅仅是运输工具,也是用来交换的商品。 从明朝开始一直到民国,长沙市都是中国最主要的茶叶产地,而长沙县的高桥镇,与金井相隔只有十几里的一个河边古镇,是长沙地区最大的茶叶集散中心。 清朝 到了清朝道光年间,为了满足西方人喝茶的习惯,湘茶开始以红茶为主,浏阳生产的红茶异军突起,获得过国际金奖,金井和高桥这边的红茶也不错,很多出口。兴盛时期据说金井+单家坝+范林桥+高桥沿线十多里的河岸总共有四十八家生产茶叶的茶庄,也有单单是高桥古镇就有四十八家茶庄的,他们在采茶季节同时开秤收茶,非常热闹。到了这个时候,如果山中还有茶马古道,应该已经被废弃了,因为主要市场是欧美国家,产品都是红茶,全部走水路。 到清代,丝绸之路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中俄茶叶之路,这个时候,金井茶叶作为湘茶的重要成员,还销往了蒙古、俄罗斯、欧洲大陆。2013年内蒙古二连浩特组织了一百头骆驼重走茶叶之路的大型纪念活动,起点就是湘茶主产区的长沙,北上蒙古、俄罗斯,然后向西走,终点站在德国、法国。虽然俄国人的地图上正式起点是汉口,当中国这边的茶商知道汉口的茶叶基本上来自福建与湖南的居多。《乔家大院》编剧搞错了,乔致庸贩卖的不是福建武夷山茶,而是湖南安化黑茶。不过乔致庸不是唯一的晋商,有些商队卖的是长沙县北边的茶,黑茶还是红茶不得而知,肯定不会是现在常见的松散的绿茶。 重走茶叶之路大型纪念活动 明朝古桥和码头 金井古镇与码头之间是一条河,叫金井河,古镇在河的西岸。由于地球自转,每一条河的西面都是水流比较平缓而且河水比较浅,所以金井老河西岸古镇前是大片的沙洲。我们王家祠堂乡村旅馆、金井古井、九溪寺还有金井古镇的老码头都在河的另一边,也就是东岸,这边水流急,水比较深,适合行船,茶叶、生猪、木炭、粮食等都是在现在的金井古井旁的码头装船,用竹排运到高桥镇或者长沙市这些集散地转运。 金井古井和古镇之间以前有一座漂亮而坚固的明朝三拱石桥,我很小的时候见过,还记得一点。这座桥见证了当时繁荣的茶叶贸易,很可惜在78年左右被莫名其妙地拆掉了,因为当时的金井人一穷二白,虽然附近山里多的是石头,可是没钱购买炸药开采,所以将这座明朝古桥拆掉,在400米外更重要的位置兴建了另外一座石桥。唉! 尝试寻找金井的茶马古道 来说说金井茶叶的主要市场,如果山中曾经有过茶马古道,应该是连接这些主要市场的。 最开始是长沙城,去那里容易,不需要什么山中古道。后来增加了西北和西藏这些大市场,包括俄罗斯蒙古等,去这些地方的茶叶应该都是先运到长沙这个大集散中心,没有道理直接用牲口驼着去大西北。即使是安化黑茶,也都是走水路,入洞庭湖,再北上的。 后来清朝乾隆以后,出口的茶叶全部要通过广州这唯一一个口岸,湘茶也是一样。大量金井茶叶被转运到了广州,然后出口到英国、美国等。这些茶可能是走陆路去广州的,也可能是绕一大圈水路去。不管怎样,都应该是从高桥镇集散中心出发。 鸦片战争以后,闭关锁国的清王朝不得不开放更多口岸,广州的地位被上海和福州取代,成为出口红茶的主要港口。金井的红茶自然都是从上海然后是汉口走,继续走水路就好了。 ……………………………………     刘志琨是朱玖莹的外甥,陈元良是朱的老部属。     朱玖莹,生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金井镇观佳鹤霞园人。性耽文史,学识渊博,酷爱书法,各体兼长,作品辑为《临池点滴》书法集。解放前,历任河南商丘、南阳行政专员,。湖南衡阳市长、湖南省民政厅长代省府主席。去台后,深居简出,以诗书自娱。晚年回大陆,定居长沙市。1997年在长沙逝世,享年100岁,终遂落叶归根之愿。     1983年,朱氏给刘志琨的信中说:“来信我已细细看过,知汝天性甚好,旧日所学并未完全荒疏,现出云雾而见青天,仍望力图振作,并将儿女辈带好教好,以期有成。天下久分必合,相信迟早必再见也。”     亲笔对联寄语陈元良,联云:     “久别但求仍壮健,逢人为我问平安。” …

一百年前,我们山水学堂有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师 – 李赍ji宾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我们山水之间营地所在地王家祠堂里有一所初级小学 – 经济小学(经世济民的意思),也是金井地区当时兴办的众多新派小学校之一。李老师就是这所简陋的小学老师,当时只有二十多岁,出身贫寒,但是非常敬业。 在那个年代,初级小学相当于现在的小学,基本上都是私立的,地方百姓自己建的,高级小学相当于现在的初中,中学则相当于现在的高中。小学老师基本上是本地人,学历不高,工资低;中学老师很多是城里来的,工资高一些;达德中学是金井地区最高学府,教师资历和他们的工资都要高很多。李老师就是金井本地人,家在现在的惠农四家塅。 先生1903年出生,1962年57岁就去世了。他当了30多年的老师,给金井地区培养了不少人才。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正义之士。 当年,我们王家祠堂旁边的九溪寺旁有一个国民政府在镇上设立的自治局。现在听来这也没什么特别,但是在民国时期,以及民国之前,政府的机构只到县一级,所谓古时候的九品芝麻官,就是指县长,乡镇一级都是老百姓自治的。如今在金井镇设立一个自治局,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一般来说是为了抓钱,那是个战乱频仍的年代,虽然国民政府不需要给公务员发如今这么多的工资,但是军费开支不小。金井镇是个相对富裕的大镇,所以他们将手伸到了这里。 九溪寺旁这个国民政府压迫百姓,侵害良民,令金井人深恶痛绝,但是又敢怒不敢言。经济小学的年轻李老师半夜写了一副对联,独自贴在了这个局的大门两侧: 缙绅诸公、猪公狗公、似叫鸡公,公不为公,公心何在。公道何存,今日假公图乐利。自治总局、酒局、肉局、是淫秽局,局为骗局,局内者甜,局外者苦,何时结局得太平。 这副对联后来被广而传之,惊动了自治局的上级,派人下来巡视,金井群众纷纷告状,上级最后把这些坏家伙撤换了。 1926年,金井镇的农协风起云涌,赤卫队也如火如荼地开展革命斗争,国民党成立铲共义勇队,在金井镇进行疯狂镇压,抓捕屠杀了大批农民协会会员和赤卫队员。李老师作为一个教书先生,挺身而出,保释了多位农友脱险。 李老师是那一个旧时代里的金井脊梁,同时文采书法俱佳,一辈子助人于危难,待儿女慈爱尽心,又是一位让人尊敬的父亲。让我们为100年前我们王家祠堂的李老师致敬。

金井中学的前身 – 尊阳都第八高级小学

解放前,我们是先有初级小学,后来有高小,再后来有了中学,也就是达德中学。初级小学规模小,比较散,数量也比较多,相当于现在的小学,因为学生年龄小,不能离家太远,这些学校一般是不能寄宿的。 我们山水之间营地所在的王家祠堂,在民国时期就腾出房间,建了一所初级小学,虽然祠堂是金井老街及周围王氏家族所有,但是这里的小学生也有其他姓的。也就是说,这所初级小学不是只收本族弟子的私塾。 这三所高级小学相当于现在的初中,比小学规模大,设施完善。达德中学就更完善,老师水平更高了。 第一家高小是位于脱甲桥郑家祠堂的私立振德高小;第二家是位于九溪源黄虎屋场的私立尊阳女校;第三是公立小学,叫做长沙县第八高小,位于郑家塅斗焕里,是现在的金井中学的前身。 爱国教育 斗焕里是郑氏家族的一所大屋,本来是郑家一个很富有的人家,后来抽鸦片赌钱败落,房子大部分成了这所高小的产业。第八高小就在现在的金井镇三棵树茶园旁边的山坡下。这里靠近凤形山公园,九一八事变后,第八高小的师生非常气愤,在现在石壁湖公园的峭壁上写下四个十米见方的大字“誓雪国耻”,两里以外都可以看见。 抗战时期,老百姓的爱国热情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的。这种在学校知识分子里面普遍的激情,一进学堂就会被感染。 球场设施 单从球场建设方面来看,他们有篮球场、足球场、排球场、网球场,还有很多其他体育健身设施。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南京的一所军事院校交辎学校迁到了金井,位于现在的南阳庙,距离这所第八高小不到一公里,所以不少军官和军校学生都会跑到第八高小来打球。 寄宿制 这里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尊阳都的家境比较好的孩子,也有少部分来自周边山区靠近尊阳的平江和浏阳。除了学校周围少数孩子走读之外,其他都是寄宿制的。在高小读书的孩子和我们现在的初中生差不多,十二三岁,在这里开始了独立生活。 优秀教师 有一个年轻教师,叫做魏开元,为这所学校写了一首校歌,他的学音乐的弟弟 – 长沙市的一位音乐老师,为校歌谱曲。歌词如下: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尊清曙色新阳。储杞梓(表示栋梁之材),蓄梗楠(栋梁之材),人文蔚起何煌煌。崇明德,爱时光,男儿立志图自强。人群进化,世界大同,楚材济济,收功施于无疆! 纪念周和朝会 学校每周一的第一节课,是纪念周,师生集合于礼堂,先向孙中山先生遗像三鞠躬,或者静默三分钟;然后集体背诵孙总理遗嘱;最后是校长演讲。 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日救国往往是演讲的主要内容。 每天上课之前是朝会时间,同样集合在礼堂,向孙先生三鞠躬,安排一位老师小结一天来的学习生活,或者布置当天的突击工作和活动。 晨操、晨读、晚自习 所有学生每天先做晨操,然后是晨读,同样和现在的金井中学一样,有两个小时晚自习,主要是做作业。 作文和墨笔字 学校很重视语文课,每周一篇作文,课外再写一篇杂记。下午上课之前,练习墨笔字。 学生自治会 那些少年学生在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和大学的学生会一个性质,他们每周六下午会组织一次学生演讲会,提前公布参加演讲的6-8人名单,有老师现场指导。 从这点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中国教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理念很接近,学校老师有很大的自由度,学生有更多的机会。 真正的社会实践 一九三七年,为了响应全民抗战总动员的号召,双十节这天,金井地区党政军民商和各校师生,在南阳庙举行盛大的集会。八高的师生们编演了一幕话剧,叫做“枪毙韩复渠”,在大会上公演。 韩复渠是一个卖国大汉奸,后来被蒋介石诱捕枪毙。 王朔的几句话,分享一下。

[历史人物] “三三”中的李峻山与金井农会运动

作者:李祖权 昔日金井地区的农民革命运动轰动一时,是与当时的领导人——“三三”分不开的,这“三三”指的是(三个金井人)杨立三、余考三、李峻三(山)。[罗老师补充:杨立三和余考三都住在金井集镇附近,李峻三是脱甲那边的负责人,还有一个吴文炳,是双江那边的负责人。] 李峻山,(1874-1953年)有时写成李峻三,脱甲桥人,家境贫寒,少时学裁缝,那时没缝纫机,凭他的双手苦练,穿针走线,操得一手好技艺,远近闻名。革命的浪潮波及金井地带,他敏锐地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毅然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 开始,杨立三分配他组织工会活动,负责发动那些做沿门手艺的工人。 1927年,他任尊阳都忠信二团农会会长,由于他正直无私,加上能说善道,深受群众欢迎。 1930年,铲共义勇队兴起,镇压农民革命,农运只好转入秘密活动。当年七月,由于王某告发,反动派立意要拘捕李峻山。人民群众中有人闻风,先到李家报讯,要他暂时避开,免遭横祸,李不以为然,大声道:“我为民众利益而劳碌奔波,难道有罪!” 第二天铲共义勇队收买了农会中的郑××,带路去李家拘捕,李一眼见到郑××,怒从心上起,指着郑的鼻子大骂叛逆,郑××为了向铲共义勇队邀功,竟举起梭标,刺李峻山的手脚,刺得李一身血污,衣裤全部变为红色,惨不忍睹。而李峻山面不改色,对着郑××仍骂不绝口,解送县衙后被判处极刑。 后经族人李碧清(省参议员)出面周旋,改判为长期监禁。从此李峻山身居牢狱。 西安事变后,经多方努力,才保释出狱。 为生活计,由友人引荐在长沙市织机街一家缝纫店干活糊口,先后两年,多方寻找,未恢复与组织的联系。遂辞工回乡,把乌龟山龙王殿作为栖身之所,披上袈裟,表面上不问政治,满口慈悲济世,苦海渡人,内心却念念不忘自己的党组织。 1949年,全国解放,叛徒郑××诚惶诚恐,如坐针毡,备上礼物和40块银洋的红包到李峻山面前请罪。进门相见,纳头便拜,磕了个响头……。李峻山抑住愤怒,斥郑××为小人之见,眼光短浅,不但礼物未收,在清匪反霸运动中,也未给郑××加罪。 1950年,杨立三回家探亲,两人相见,悲喜交集,热泪盈眶。李峻山已七十六岁高龄,不便外出工作,经报请政府安排其生活,欢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