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金井漫话》

采访人:李学坤,记录:罗军,协助:田壁君,地点:现在的湘丰村新沙

座谈会参与人士:林海涛(81岁)、王国芝(86岁)、周佑明(81岁),这三位都是李学坤老家的童年伙伴。座谈会具体地点是王仁生老人家里(82岁),也就是李学坤老家对面。由于健康原因,王仁生老人只能坐在旁边打瞌睡,无法参与座谈。感谢老人的媳妇给我们做中饭。

下面这些内容只是初步的素材整理,不是最终稿件,更不是《金井漫话》的文章,我没时间去完善修改。希望这些松散的资料能够调动金井本地朋友的积极性,一起来保护那些正在消失的人文财富。

土改期间分胜利果实

五十年代初期,就脱甲乡而言,当时是按照每个人两石一斗租的统一标准来分田地的。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按照每个人多少分多少亩,那时候分地考虑了面积和产量两个因素。每个乡的标准不一样。

分土地的时候,不仅仅在外面工作的人纷纷回到家里参与分地,个别国民党的逃兵不敢回家乡,也在这里落了户,分了地,当地人也没有排斥,说不许把胜利果实分给外地人。当然这个家伙人很灵泛,每到一个地方,先看当地大姓是哪家,那么他也说自己就是那个姓,本家,换一个地方住,又换了,最后土改分地的时候才说出真实的姓氏,原来这个四川逃兵,姓罗。

土改基本上是把地主的土地财产分给贫农。少部分是中农和富农,他们这些家庭的财产不动。贫农是没有余粮的,不够吃或者勉强够吃的人家。

根据李学坤老人八十多年的观察,土改那几年是脱甲地区幸福感最饱和的几年,因为很多家庭想尽了办法希望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这一下真的实现了。

金井地区农村土改是和抗美援朝同时发生的。

二战后,朝鲜半岛划分为北朝鲜南朝鲜,北边的老大哥是苏联,南边的老大哥是美国,1950年6月底,北朝鲜有了苏联的默许,突然进攻南朝鲜,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出兵支援南朝鲜,北朝鲜节节败退,苏联老大哥没有出来帮忙,中国于是派出志愿军,花了天价支援这场战争。这场战争打到1953年结束,历时三年。

脱甲乡的志愿军数量是整个长沙县的第一名,很积极。由于解放前连年战争,绝大多数当兵的都是有去无回,挡枪炮子的,所以没人愿意去朝鲜打仗,于是土改分地主资本家胜利果实的时候,就给这些志愿军战士家属多一些财产。地主家的床铺书桌大柜先让他们家挑选一套好的,其他贫农再分剩下的。

分田亩也是这样,军属可以分得一个半人田。这些志愿军战士为了家里多半个人的水田,赌上了自己的命。

土改是一个贫农团为首牵头操作的,都是当地人,基本上还是延续民国时期的农村自治的习惯,政府并没有多少精力来参与细节。脱甲东山的土改骨干包括董润生,黄太生,王广奇等人,负责宣传政策。

原则上是地主家剥削来的剩余价值要还给农民,个人物资不动他们的,大家一视同仁。但社员们往往是把好东西全部挑走,只剩下一些破破烂烂给他们。

参加座谈会的五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当年全部被划为贫农,但是贫农也分很多等级,一等贫农是穷得不能再穷的,比如周海涛家,六等是有些财产的,比如李学坤家里。

分财产的时候,社员们来到地主家搬东西,床铺书桌大柜是家家需要的大件好东西,数量有限,只有一等二等贫农才有,到了五等六等贫农,可以分的可能是一些没那么实用的物件,比如皮箱、绸布衣服,摆花的茶几等。决定要分,不留给地主的东西都用粉笔画一个圈,其他人就搬到大门外,然后统一集中到村子里一个地方,以联组为单位分配。

分财产一次很难分妥帖,李学坤家里第二次分到的东西是一件更不适用的 — 一件长衣,和尚穿的。

一等二等三等贫农是家里没有田的,林海涛家里是一等贫农, 上无片瓦,更别说有地了 ,所以先分一些有价值的,包括耕牛农具等。包括他们家在内的六户人家分到了一头牛,大黄牯牛。他父亲是做长工的,在进食堂的时候死了,这个长工躲过了被说成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

最底层贫农的屋子

解放前,金井郑氏是贵族,有48间大花屋,有专门用来养猪的屋子。但是那些最底层的老百姓住的地方连那些大户人家的猪楼都不如,一家几口人偎在一间房两间破房里,一下大雨就害怕房子垮,压死人。就两间房,有时候还要隔出一小块地方养猪,增加一些收入。

就这样的破房子也还是要租,自己盖不起,有些人家一年还要搬两次家。

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责任制后

五十年代初期的土改让大部分老百姓很开心,很多在外面打流的,赌钱打牌的,都回来了,因为分了地给他们。但是土改的益处被一场又一场运动抵消了,而且科技并没有进步。解放后的老百姓们还是累得要死,产量不高,总是饿。

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的是邓,而不是毛。

参加座谈会的几位八十多岁老人中,李学坤老先生是个知识分子,党的干部,不是农民,他认为如今农民不再需要担心没饭吃,主要是土地制度的改革,而其他几个老人是一辈子的农民,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种植技术的大幅度提高。

土改前,没有土地的金井农民如何解决吃饭问题

和现在的农民赚钱的基本途径差不多:做工、做小生意。做工有长工、零工、月工三种。

好的经验丰富的长工一年可以收入32石租谷。看牛伢子这样的长工头一年4石,三年后可能是十几石一年的工钱。没有手艺的零工大多数是八升谷一天,一石谷四天。篾匠和裁缝这样的工匠一天一般是一斗谷,因为不需要晒太阳,不太流汗,工钱比砖匠木匠低一些,后者是一斗二升谷一天。月工主要是收获季节请。

有些人家需要请人来整地,自己家又没有牛的话,那这个零工可以带犁耙副当,赶着牛来。一直牛一天的工钱要算两个劳动力的,这个人带牛来整地一天要算三天的工钱。

做小生意的指的是那些不需要铺面的生意,比如猪牛贩子,卖豆腐,或者从豆腐店批发一些油豆腐,挑着走街串巷卖掉,在50年代,这些油豆腐担子一趟也可以赚几块钱。

那时候的人都吃些什么

即使是解放后,家家户户都有地了,因为耕种技术不够,产品一直很低。所以水稻是肯定不够吃的,要有红薯、小麦等辅粮。还是不够的话一天就只吃两餐,晚饭就不吃了。

东山村有个八阿公,把家产大部分分给儿女,自己一个人住,为了省钱省粮,晚上不吃饭,就在火堆里烧一个芋头当晚饭。这个老头土改时被划为了地主,所有的老乡都说他一世人“不抵”。

如果家里没有红薯地种红薯,就等村里其他人家挖掉红薯过后,去挖第二轮,把人家红薯地里那些胖胖的肉根洗干净,拿回家当饭吃。反正不管是不是大饥荒的三年期间,有很多年份金井地区的农民都在高山大岭里四到处找吃食。

在那个饥饿的年代,粮食是主要交换品,现在粮食不成问题了,钱成为了主要交换品。形容那时候的富豪人家一般是说他们家有几百石租,形容现在的富豪人家一般是说家里有人当官没有,当多大的官。

石灰和农药

家肥不多,石灰是那个时代最主要的肥料,同时石灰也有杀虫的功能。农民经常需要推着土车子来去四五天到浏阳或者汨罗去买石灰。

讨米讨饭

离脱甲东山不太远的,现在观佳乡的白石洞和仰山塅以前穷人扎堆,人多地少,经常有很多人出去讨米。所谓白石洞的48只苦菜篮,48根讨米棍就是那个饥荒年代的心酸写照。

有些不愿意背井离乡去讨米的就留在家里,周边人家一看到有人办红白喜事,就赶过去讨吃。这些人里面有大叫化,大部分小叫花子都听他的安排,主人家需要讨好这个人。传说这些大叫花子中有些会法术,能够让宴席的米饭怎么蒸煮就是不熟,但很少有人能够证实。乡下七袋长老是有的,九袋没听说过。【点击这里阅读一篇关于思公桥的汪叫化的故事】金井这边的大叫花在涧山村,离老街不远,他叫做连驼子。这些人吃饭不上席,四碗一壶地下一KU(蹲),围成一圈吃。壶是指酒,不能少了酒,但也只要四碗菜。

脱甲以前有个乡长死了娘,葬礼是大场合,光叫花子就有八桌。给他们吃了一米箩饭还不够,干脆就挑出一担米,分给了这些饿鬼。由于人实在太多,为了保证没有人要了再来要,就把所有叫花子都关在一间房里,然后一个个出去领,领了吃的就走到另一边去,不能再进这间房。要是碰到有乞丐把饭吃掉以后偷偷地重新回来讨吃,那个分饭的师傅会用瓢把他的碗都敲破。那个乡长家里的葬礼上负责给丐帮分饭的是王氏兄弟,解放前杀过人的。

东西红黑

解放前老百姓害怕的主要是东西红黑,红是指抢劫,黑是指盗贼,西是指叫花子,东是指?。

一直到九十年代,金井乡下还有偷稻谷的贼,七十年代以前,几十年的饥饿使得形形色色的偷吃食的盗贼出现:偷菜、偷米、偷饭、偷红茴。。。以前没有冰箱,剩饭就放在饭篮里,有些贼肚子饿了,就进来偷米饭,甚至连同饭篮都拿走。

有一个有文化会写字的偷饭贼觉得很不好意思,还给主家留下一张纸条,说明自己“受实冇饭呷”,甚至还留下了一点点钱。

米与迷信

至今金井人的迷信活动中,很多还需要用到米。以前医学不发达,迷信自然多。这些迷信的细节不需要细说,但米作为主粮的神圣地位在古时候可见一斑。

周三和

周三和早早地没了爹娘,不是病死就是饿死,留下兄妹两个孤儿,冇田冇屋。周三和十三岁就把老妹嫁了,自己去当学徒,当缝纫,后来也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是仍然家徒四壁。有时候帮一些穷人家做衣服,49年做的,到50年主人才挑一些米上门当工钱。这些人家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整天提心吊胆,帮人家做衣,只好和主人家说要早点散工,去找东西给一家人吃。

借到了谷,往往是肚子里已经饿得不行,用推子推一下,去掉壳,用嘴巴吹一下,连煮熟的时间都等不了了,直接就嚼糙米。

作物

除了主粮稻谷之外,红薯是排在第二位的副粮,以前种麦子的历史也比较久,和荞麦一起都是春收作物,提高土地的利用率。高粱、大豌、小豌也是种了多年的粮食。

粮仓

一般人家都没有粮仓,大户人家和米店、祠堂等公家单位才有。普通老百姓用靛桶等来装数量不多的粮食。祠堂一般都是有租的,这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包括我们王家祠堂。有些祠堂有很多租,有好几个粮仓,碰到战乱年代需要征粮的时候,这些大堆粮食往往会首先被军阀或者其他人盯上。

金井地区插过蓝靛,这是一种经济作物,用来制作蓝色染料的。靛桶就是加工蓝靛所需要的工具。

柴山

1958大跃进之前,人们虽说经常饿肚子,但是并不缺少柴。直到大跃进,把乡下的柴山都破坏了,烧柴的问题到了八十年代分田到户多年以后,人们开始烧煤,才解决。

推子和碾子

推子是竹子做的,一般人家都有,负责把谷壳去掉。去掉壳的米外面还有一层薄薄的半透明米皮,那是糙米,不太好吃,以前的人不知道那样有营养,坚持要把糙米外的皮也去掉,那就要用到两种工具中的一种:对球和碾子。

中等人家都有对球,一次可以冲一皮箩米。有钱人家用碾子,有些用牛拉碾子,有些用劳动力。少数穷人家连对球也置办不起,只好去借别人家的用。甚至还可以借大户人家的牛和碾子用一个时辰,不用给钱。

为了让米变得好吃一点,要踩600下对球,费时费力。

灌溉

乡下把灌溉系统叫做水路,没有水路保证的田是不值钱的。家族之间为了水路打官司和争斗的情况很常见。金井地区的水库基本上都是58年大跃进之后修建的,即使如此,直到80年代,双抢期间由于水路发生争斗的情况仍然很常见。

双抢就是指每年夏天,那些种两季水稻的农户需要快速收割,然后翻地施肥,快速插秧。抢就是指赶季节。因为早稻快收割之前要尽可能让稻田干燥,而收割完以后清走稻草,就要开始放水了,翻地和插秧都需要水田,那个季节农村需要大量的水,所以会发生争水的事情。有时候为了防止别人偷水,一家老小晚上还守在外面小溪不同的口子旁。

买卖水田的时候,地契上要将这些水路也交代清楚,写地契要买笔杆子,写好之后再让本家读书人检查一遍,免得吃亏。有一户人家卖地的时候在地契上写着“卖地,但市子树不卖。”,后来和新地主打起了官司,因为新地主说:“这块地上有柿子树,没有市子树,这棵树是我买的。”

旱灾蝗灾

当出现天灾导致地里大幅度减产的时候,佃户首先是约东家出来看,商谈减租免租的事情,然后再去想办法,去其他地方挣点口粮,比如说逃荒。如果是大面积遭灾,政府就要出面赈灾。大多数时候,是湖北河南的人逃荒到金井这边来,这里的人极少碰到大面积天灾集体出去逃荒的。

土改时期闹过一次蝗虫,政府发动人们用纱布做成网袋,用水将蝗虫冲到地下的水里,然后用这些网袋去舀,装进袋子里。政府要求每个乡把抓到的蝗虫向上汇报,那次脱甲乡捉了上千斤蝗虫。

农药

农药是在土改后搞互助组、农业社的时候才出现的,在那之前都是石灰,偶尔也有用黄藤水的,作用有限。首先是用666粉,用机子打,因为毒性大,味道重,后来这种农药被淘汰了。农药的使用让粮食产量提高的同时,也使得解放前后出生的这一批农民普遍身体素质不好,寿命比他们的父母短。

种植密度

几个老农民普遍认为现在的种植技术的改善是解决农民吃饭问题的最大功臣,他们有些可能不知道谁是袁隆平,对于种植密度的问题是有非常深刻的印象的。解放前,一般都是一尺栽一兜禾,到了五十年代,种植技术开始走样,急功近利,大概是58年大跃进的时候,甚至还有11寸的种植密度,意思是两兜禾苗之间只有一寸的距离,就是三公分,一只小脚都挤不进去。后来又有46寸,66寸等,最后好像都是88寸的间距。

有一个座谈会的老人说,他当年有一个打轮子的推架(插秧时划线的),听政府的指导,老是要改来改去。

间作与连作

五十年代以前都是单季水稻,冬天种小麦等春收作物。为了提高产量,五十年代从湖区开始,尝试间作。就是在早稻还没有收割的时候就把晚稻种下去。等到收割早稻的时候,晚稻已经长到一尺高了,虽然收割时会把这些晚稻踩倒压倒,但是它们任性很足,收割完后用工具勾扶一下,它们又会站起来。这种间作技术不需要集中在双抢季节干活,晚稻不需要翻地施肥,有一定优势,但是产量应该是不高,所以后来被连作代替了。而且这种方式不知道如何种晚稻的,应该会有早稻碍事,种植工作效率不高。

所谓连作就是早稻收割完,连着种晚稻。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种连作技术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现在的金井镇是一部分连作,双季稻,一部分是单季稻。

妇女开始下地干活

农村妇女放脚几十年后,到了五八年大跃进,才开始下地干活。当地人很少说大跃进,总是说进食堂。这个举动一方面让农村多了很多劳动力,另一方面,也标志着妇女地位开始大翻身。

以前送亲,新娘这边的父母和其他亲戚不能先吃饭的,要等男方的宾客宴席过后,才给女席准备。到了现在,新娘这边的父母兄弟姐妹叔叔伯伯都是上亲,绝对是最尊贵的客人。以前母党最大(新郎的舅舅),现在排在第二。

在有些场合,以前要先放鞭炮,女方才允许说话。

红色土改和蒋氏土改

红色土改是强行把地主资本家的土地和财产收走,这个过程充满暴力和血腥,虽然让很多贫民开心,但是伤了那些地主资本家的心。从土改开始,整个中国几十年都充满了野蛮和暴力。李学坤老人作为一辈子在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他认为这个过程是合理的,不得已的。而我们编辑组70多岁的田壁君老人则认为台湾的土地改革更合理,也就是政府出钱向那些地主购买土地,分给贫民,整个过程中没有对立,没有暴力。

今天,台湾人均年收入是世界第33位。

收税征粮

民国时期,每次有部队经过,都要找当地百姓征粮,要物资。如果有抗拒不交或者没东西交的,国民政府就派人肩一把枪来要,最终老百姓只好打发一点草鞋钱、茶钱,把他们送走。

抗战时期,保长经常一天到晚在村里催粮。有一个大祠堂,公田很多,祠堂里有几仓谷,全部被拿走支援前线。

粮食统购统销

由于土改过程中,中农和富农的土地财产没人动他们的,这些家庭土地比较多,有余粮,贫农里面有些勤劳的,也有一些粮食想卖钱。这时候出了一个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就是用低价把这些富农中农的粮食收走,卖到城市。从此,农村一直处在给城市打工的地位,城乡差别就是从五十年代大幅度拉开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那时候,农村还有一些做生意出身的人头脑比较灵活,想办法做生意,把农村的产品卖到城市去,虽然粮油棉这些主要农产品可能不敢经手,其他东西还是偷偷摸摸地碰一下,其实是正常的生意,但是被说成了投机倒把。而本来不公平的统购统销政策,被描成了红色。

红茶生产

从晚清开始的金井地区红茶生产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而不是我们之前认为的解放后就不生产红茶了。而且,脱甲地区生产的红茶并不是我们常见的红碎茶,茶包,而是和绿茶类似的茶叶。这样的红茶和绿茶不一样,不需要炒,主要是晒,然后揉、熏。有些农户还会故意让茶叶上一点霉,增加风味。不过解放前的红茶大量出口到底是这种红茶叶,还是红碎茶,有待考察。解放后,金井地区的红碎茶包也曾经获得过奖。

50年代,脱甲地区供销社丢了300块钱公款,这是供销系统准备用来收购金井红茶的款,三块钱一张的钞票,总共有1000多块钱。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所以县公安局来人办案,最后发现偷钱的是一个当地的能人,会写会算。从这件事来看,50年代脱甲地区红茶的产量和品质都仍然是名声在外的。

陇bai子(跛子)

脱甲地区解放前有个bai子,家里揭不开锅,只好把崽卖了,救活了一家人,包括一个女儿。抗美援朝结束后,这个儿子回来了,他已经成年,而且是个志愿军战士,没有死在战场上。这个儿子认他的姐姐,但是不认父。

被卖掉的这个儿子应该是在买他的那户人家过得很不好,要不然也不至于回到老家和这个他仇恨的父亲住在一起,养父母家里过得幸福的话,他也不至于去当志愿军,挡炮子。

农业学大寨

农业学大寨的主要目的是扩大面积,提高产量,学习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以至于在金井地区出现了一个词汇,叫做斗笠丘,就是说只有一平米这么大的地方也被开垦出来种粮食。

不知道什么原因,从清朝中期开始,金井有了一个比较典雅的官方名称,叫尊阳,就跟古代人有一个小名有一个大名一样,解放后,这个典雅的大名被官方去掉了。

尊阳出过一些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军官,其中有一个是双江旺兴村双思冲人,当过国民党的师军需处处长,后来是辽宁县县长,不过我们今天主要将的是一个国民党小兵的故事,这个人姓喻,叫做喻新民。2018年时他还健在,九十多岁了,离我们山水学堂不远,那一年我们冬令营的中学生们一起去访问过他,听他讲了当年的故事。

老嗲嗲是金井镇惠农人,曾经是上面说到的这个处长老乡的副官。他当年没有参加过抗日,那时候抗日战争还没有爆发,他在参与剿共,地点是江西省的樟树镇,但国民党的这次剿共失败,官兵都逃跑了,喻新民也跑回了湖南老家。

国民党为什么会在江西古镇之一的樟树镇输得很惨呢?因为当时那里已经是共产党的地盘,当地老百姓很多都是共产党。

樟树镇打输了,逃跑的时候,那位老乡陈处长,把十块大洋交给他,说别多拿,身上钱多了路上不安全。其实当时这位处长和其他军官身边有十几箱军饷,里面有很多大洋,但是这些军官都不敢多拿。他们将那些军饷箱子搭上封条,上锁,扔在樟树镇,然后树倒猢狲散,各自穿上便衣,往不同方向跑了。

有位姓曹的营长准备多拿,但陈处长不准。他自己不敢回湖南长沙老家,跑到了四川他岳父那边躲了起来;副官喻新民也不敢回金井老家,因为逃兵抓到了都要杀头的,他跑到浏阳社港一个叫做石船的大山里躲了起来,石船距离他家不远,走路半天就可以到。

从江西樟树镇到社港,他一路上都是走路逃跑的。

在石船大山里躲了好几年,才敢回金井老家成亲结婚。

解放后,后来这些国名党的逃兵都经常挨批斗,那位陈处长在四川躲到六几年才敢回金井老家,另一位金井双江的黄埔毕业生,国民党的军官,被共产党批斗很多次,到了1986年,共产党政府又想要他进入政协,当双江武装部来找他邀请他的时候,把他吓得浑身发抖不敢上车。

在那个时代,七十几岁的老人也会被打。

喻新民没有当过国民党的军官,回金井老家后参加过农会,分田分山,算是半个共产党的人,所以没有被批斗得那么厉害,但他的孩子都跟着倒霉,红小兵都不许参加。

参考资料:

我们先来介绍一个远古时期的部落联盟,叫九黎。蚩尤我们都知道,他和北方的黄帝斗得很凶,这个蚩尤就是九黎之君,也就是首领。历史书上说,蚩尤和炎帝都被北方得黄帝打败了,但蚩尤与炎帝是什么关系却没有定论,有人说蚩尤其实就是炎帝,有人说蚩尤本是炎帝手下一个部落首领,后来不服炎帝的统治,打败了炎帝;还有人则说,蚩尤是炎帝的后人甚至可能是儿子,为了给父亲炎帝报仇,与黄帝大战,结果战死了。

不管如何,蚩尤的九黎部落联盟在中原地区的原始社会时期是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甚至差一点就打败了炎帝和黄帝,将中华民族导向另外一个方向。现在看来,黄帝虽然勇猛比不上蚩尤,但更有头脑,善于使用工具,比如指南针等,所以最后的结果是蚩尤的脑袋被割下来了。

蚩尤和九黎部落都在北方,河北山东一带,和我们金井镇有什么关系呢?别急,这个九黎部落在被重创并且失去伟大首领蚩尤之后,演化成了一个新的比较松散的部落联盟,叫做三苗,并且从中原地区被驱逐出去,来到了南方蛮荒之地,和当地的原始人结合。这其中就包括长沙地区。

有人说苗族等少数民族就是三苗部落联盟的后裔,证据之一就是今天的湘西苗族仍然有相关祭祀活动,但也有学者认为毫无关系。不过长沙人金井人的先祖是蚩尤和三苗人是没有多少人怀疑的。

这个不那么强大的三苗部落在整个夏朝五百年时间里都无声无息,有人认为被大禹灭掉了,也有人认为他们在南方的山中延续了漫长的年代,一直支撑到西周晚期才被楚国彻底消灭。

史书中后来没有记载三苗,也许只是换了个名字,叫做荆蛮。

这个三苗部落有人认为可以叫做三苗方国,因为她后来有了都城,具备了早期国家的一些特征。都城在哪里呢?就在我们长沙,具体地点是宁乡县的黄材镇,这里有一个炭河里古城,就是三苗方国的首都。记得四羊方尊这件国宝吗?就是炭河里挖掘出来的商周青铜器。在那个远古时代,长沙宁乡黄材镇可能是整个长江以南最发达的一个小镇。

四羊方尊

有学者认为,在整个夏朝和商朝,还有西周几百年,我们金井的祖先的首都在宁乡的炭河里,他们都是三苗的子民。北边虽然有强大的中原人,但对于湖南这样的地方并不感兴趣,所以三苗部落联盟也好,三苗国也罢,反正默默无闻地以差不多原始人的状态支撑了几百上千年。

西周晚期是个什么年代?出了什么事?

还记得烽火戏诸侯的历史故事吗?说的就是西周晚期的昏君,在戏弄诸侯之后自然也就彻底丧失了对诸侯国的控制力,中国的中原地区进入了春秋时期,也就是诸侯国称霸的历史阶段。不仅仅诸侯不听周王的,就是那些南方山里面的小国,也开始起来扩展自己的版图,其中一个叫做虎方

虎方本来是一个以老虎为图腾的部落联盟,后来也发展成为早期的国家,都城应该在江西樟树镇的吴城。这个虎方就是商王朝一直头疼的南方山区野蛮部落中的一个,好不容易把它们打趴下了,过不了几十年一有机会就造反背叛。所以到了春秋早期,周王朝已经分裂成诸侯小国,虎方开始往北方扩展,同时往湖南这边打,占领了以前三苗国的大部分领土,包括我们金井。

虎方是在江西北边和安徽一带发展起来的一个中原地区势力以外的小国,等到金井就成为了虎方国的一部分,住在这里的三苗人这个时候就成了扬越人,是南方百越人的一个大分支,和越国没什么关系。

到这个时候我们终于对自己家乡的历史有了出土文物作为证据,现在湖南省博物馆里就有金井在1982年出土的文物 – 六个青铜古鼎,一些青铜碎片,还有一把只有20公分长的匕首或者叫短剑,距今有2800年,那个墓是越人墓,但也有后来的研究员认为是西周的。

也就是说,直到这个时候,对我们这些湖南人和广东广西人而言,我们的历史书说的其实一直是外国人的故事,因为直到楚国吞并金井之前,这里只是一个南蛮小国。既然虎方国的图腾是老虎,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湖南江西安徽的山中都有华南虎,难怪中原人不想来。醴陵甚至还出土过装饰着大象的青铜器,意思是那时候直线距离不算太远的金井也可能有大象出没?

想象一下:我们的三千年前的老祖宗们曾经和大象与华南虎一起生活在山林里。。。

虎方国吞并了三苗国,但到了春秋时期也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就是有中原地区的技术和文明,同时对南方山区也不算太陌生的楚国。虎方的版图不断被压缩,江西和安徽的版图被占领后,重要的铜矿失去了,势力迅速衰微,只好将江西的都城迁到长沙的宁乡炭河里,这个曾经的三苗国的都城。

春秋后期,楚国还没有足够的精力来完全占领南边,想了个办法,将他征服的罗子国驱赶到汨罗一带,作为楚国和虎方之间的屏障。到了战国时期,楚国的吴起变法之后,楚人开始大规模向虎方国所控制的湘江流域进攻,最终虎方国被楚国所灭。

这个时候我们的祖先都成了楚人,终于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人面纹青铜短剑

1981年12月,金井茶场垦荒种茶时,老乡们意外挖出了六个青铜古鼎,他们一直以为是几个香炉。1982年,湖南省博物馆派人来,就地清理了一处墓葬,这是一个土坑竖穴,出土了一件青铜人面纹短剑,长20厘米,棱脊突,长条形扁茎上有两圆孔穿过。

在北方中原地区打仗,古代用车的比较多,车上的战士一般都用长矛等武器,短剑不合适,它比较适合南方的肉搏战。金井出土的这把只有二十公分长,有些人叫做匕首,它并不是作战用的,如果是武器,土坑不应该只有一把,比如长矛等都是很多一起出土,这把短剑应该是用来祭祀用的,或者是征战所用的礼仪用器。

这个土坑里还出土了六件青铜鼎,也从侧面说明,短剑的用途不是用来作战。可是,如果墓主人只是个将军的墓,应该不会有这么多青铜鼎吧?我的猜测是,这么多祭祀用的重器是不是可以说明,当时金井是一个小部落中心,或者一个三苗国/或者虎方国的重镇呢?没有人去研究,这样的问题只有我们金井人才会有兴趣去想。

剑身近格处有一人面纹,人面倒三角脸、圆眼有双耳,长条形扁茎上有两个穿孔,博物馆的相关研究员认定是春秋早期的东西。

上面这把匕首上的人面很重要,它与百越系民族中一直盛行的祖先头颅崇拜的习俗有关。这把如今在湖南省博物馆里常年展出的匕首上的这个人,可能就是我们金井人的始祖,将近三千年前的一个金井部落首领。他可能死于一场惨烈的战斗,也可能是死于农业祭祀。
古代祭祀需要杀人作为牺牲,不是只有战俘和奴隶,也包括部落自己的首领,而且这些首领是自愿做牺牲的,为了部族的生死存亡,为了孩子老人不至于饿死,他们选择去死。后人则选择将他的光辉形象铸造在一把短剑上,永远留念,并希望这位祖宗给年轻一辈的战士们带来力量,保佑他们的安全。

另外一个解释是,那个阴刻在宝剑上的人面和原始社会打仗的猎头习俗有关,大概是用来吓对方战士的。

先秦时期,人们对世界的感知既有现实的部分,也有超现实的部分。“国之大事,在祭与戎。”因此,奴隶主贵族很重视祭祖,在青铜器上表现出这种热情。

南方出土的青铜短剑很多,但金井出土的这种短剑据说在长江以南是唯一的一把,不过在遥远的河南省也有出土。为什么即使在宁乡炭河里也没有看到?这是一个谜,解释之一是:这是当时越人学习中原地区的铸剑技术做出来的,解释之二:这是从中原地区流过来的,不是南方的越人铸造的。不管是哪种解释,金井镇在春秋早期或者西周时期的重要作用很明显,当时应该不是一个小山村。甚至,也许这几个青铜古鼎就是我们金井的老祖宗自己铸造的,要不然,在那个年代,搬运六个这么重的又没有实际作战用途的古鼎到一个遥远的小镇去,穿山越岭,危险重重,不仅要防备不认识的部落,还要防备山里的华南虎。

这把宝剑是个稀有物件,应该是身份贵重的人才具备资格佩戴,但它和六个青铜鼎都埋在一个连墓砖都没有的土坑里,不知道为什么。按道理,那个时候的人是会烧砖的,即使没有砖,好歹也要用石头砌一个墓穴吧?我采访过当年参与了茶场开荒的当地人,她说,挖到这几个香炉的时候,周边确实没有墓砖。那个地方在一个小山腰上,就是如今的三棵树茶园那一大片平整的茶地那里,不会被水淹,按道理 ,如果是木棺,3000年后也不一定腐烂得渣滓都没了。

石器、陶器与青铜器

湖南资兴旧市春秋墓出土铜鼎
湖南资兴旧市春秋墓出土铜鼎,与金井1982年出土的铜鼎为同一个时代,属于同一个文化。

据资料说,六个青铜鼎的风格与北方楚国不一样,也与中原不同,有很强的地方特色,表示春秋早期金井还是南越人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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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湖南出土的几件春秋越式青铜鼎上,腹部主纹上下装饰阳突的“〈”组成的纹带,以长沙县金井乡干塘坳出土的1件青铜鼎的纹饰最为清楚,此纹样被当地学者名为曲折纹。(现在已经没有干塘坳这个地名了,40年前就已经被开垦成了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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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商朝时期,我们中华民族已经有了甲骨文,但是在长沙地区,直到商朝早期,我们的祖先,也就是三苗人,基本上还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只有石器和陶器,没有青铜器。那个时候中原的文明基本上还在长江北岸,只有商朝才勉强在长江南岸建立了军事据点。

商朝中期以后,洞庭湖东岸,包括岳阳地区和金井,兴起了一支新的文化,叫做费加河文化,这是一支由湖北、江西来的外来势力与长沙本土土著相融合产生的文化,标志之一就是终于会制造简单的小型青铜器了。

商朝被周朝灭掉,王朝更迭之际,文化迁徙增加,一部分商朝居民和江汉平原上的地方势力被驱赶到了洞庭湖以南,费加河文化于是被新一代的更先进的炭河里文化取代,青铜制造技术非常成熟,造出了举世闻名的四羊方尊。这些北方来的人也带来了其他技术,使得这里社会分化加剧,第一次出现了都市,也有一些小镇。我们可以假设,金井作为一个小镇出现,就是在商朝被周朝灭掉这段时期,也就是2800年前。

而湖南省博物馆的那把宝剑上的人面纹,就是我们共同的老祖宗,一个为了子孙后代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的值得尊敬的英雄。

后来,楚国和中原势力往南发展,是先从岳阳然后平江来的,岳阳和汨罗在某一个时期被楚国控制,而宁乡则还是虎方国,金井位于这两者之间,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可能会比宁乡炭河里稍微早一些。

炭河里遗址
炭河里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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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这是喻立新的观点,供读者参考:长沙之地在先秦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夏代至西周晚期为三苗时期,三苗于商末周初进入文明社会,炭河里古城址是三苗方国的都邑所在地。宁乡黄材是三苗商末西周时期的政治中心。

第二阶段,从西周晚期至公元前491年为虎方时期,宁乡黄材一带是虎方方国春秋中晚期的都邑所在地。

第三阶段,从公元前491年至前223年为楚国时期。此一阶段分前后两期,从公元前491年至“吴起相悼王”之时(即约公元前388年至382年期间)为楚国前期,长沙之地属楚黔中郡;从“吴起相悼王”之时至前223年为楚国后期,长沙之地隶属楚洞庭,宁乡黄材是楚洞庭郡治。

朱洪武登基是1368年,明朝洪武以来六百多年间,我们金井人说的都是江西话,也就是赣语,因为我们都是江西人的后裔。

湘东地区最后一次大规模移民是明朝初年,也就是洪武年间,从那以后,即使是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湘东地区的人口都没有断过,虽然断断续续都有百姓迁徙,但是这些外来人口因为数量少,他们必须学会当地人的方言,也就是现在的金井话,也叫赣语,金井人在这片土地上说赣语已经六百五十年了。

金井人的祖先应该来自江西修水县周边

湖南东北部的家谱显示,大部分家族的祖籍都在江西,而且主要是吉安府和南昌府过来的,南昌府和我们湘东北相对比较近,所以应该都是来自于南昌府。

金井如今是一个四万人的山区小镇,北面是平江县,属于岳阳地区,他们说说平江话,我们两种方言之间相似之处很多,互相能听懂对方的方言,可以判断我们是同根同源,都是从同一个江西南昌府的某一个地区迁移过来的。

金井西边过去是长沙县的开慧镇,再过去是岳阳地区的汨罗,这个东西向狭长地带的居民,包括金井、开慧、汨罗的一部分,说的是同一种方言,暂且叫做金井话。可以说明,我们不仅仅是从南昌府同一个地区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祖先应该曾经生活在同一两个镇上,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之间的方言基本上只有一点点口音的差别。

我去过与平江搭界的江西修水县城,他们说的话我全部能听懂,好像和平江话没什么区别,所以金井人的祖先八百年前应该生活在江西修水县附近

想象一下,明朝初年江西填湖广时,有一队来自南昌府的赣人汉子,推着土车子,车上坐着一个小脚妇人,或者几个孩子,妇人身下是细软衣被,跋山涉水拖家带口来到金井落地生根,插标占地。后来的人跟着过来,由于好地已经差不多被先来者占了,于是一路往西,先经过金井镇的脱甲桥,然后是开慧镇,看到有荒芜没人种的田地就安家,一直到达西边的汨罗地区,也就是当年屈原投江的地方。直到已经没有地可以占。

为什么我们的方言和长沙话差别这么大?

金井的南面是同属长沙县的高桥镇,这个镇有一半人口说我们的金井话,另一半人说的是长沙方言,这两种方言相差很大,我们因为经常去长沙市,所以都可以听懂他们的话,但长沙孩子基本上完全听不懂我们的金井方言。我们虽然在地理上相距很近,但是血缘上相距很远。我们是江西人的后代,他们是湖南人的后代。

洪武落业之前几年,朱元璋曾经血洗湖南,其实不是整个湖南,而是我们湘东地区,尤其是湘东北,也就是现在说赣语的这些地区。他为什么要血洗湘东北?这是因为湖南湖北是陈友谅发家的地方,这里是他的大本营,所以陈友谅在鄱阳湖死后,他的部队往武昌撤,这里是他的都城,朱元璋追到武昌,陈友谅的儿子出城投降了,但陈友谅的弟弟和部分将领不愿意投降,他们就往最后的大本营 – 湖南撤退,朱元璋继续追,还没有到达长沙城,半路上陈友谅的弟弟也死了,剩下的残兵败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躲进长沙城,而是分散躲在了湘东北的山中,现在平江县有一个石牛寨,浏阳也有一个石牛寨,我们金井有一个黄英寨,都是当年的最后据点之一。周石牛和黄英都是陈友谅手下的将领,至于为什么平江和浏阳相距挺远的两个地方都有一个石牛寨,就不得而知了。

从浏阳石牛寨和我们金井黄英寨残留的一些线索推断,当年的地方百姓对这些残兵败将确实是很支持的,难怪朱元璋剿灭这几股残余势力之后,要血洗当地百姓。网上有不少学者说朱元璋血洗湖南其实是讹传,应该是血洗胡蓝两大家族,这个不对,这种说法无法解释为什么整个湘东北都没人了,需要那么大规模的移民。

在如今说长沙话的地区,找不到这么一个类似石牛寨的地方,可以说明当年陈友谅的部队没有躲到那些地方去,距离长沙城还有些距离,所以没有遭到朱元璋的报复。

为什么我们听不太懂浏阳话

金井的东边,翻过大山是浏阳。由于大山的阻隔,我们之间至今没太多交集,相互之间也很难听懂对方的语言;但是比起长沙话,我们之间的语言相似之处多很多,毕竟大家都是江西老表,而且都是来自于南昌府。

金井人的祖先来自东北方向,属于以前的南昌府的北部地区,而浏阳人的祖先来自于南昌府的南部地区,所以我们能听懂对方一部分语言,但不是全部。

其实浏阳也只是一部分人说我们熟悉的浏阳话,他们和我们这边一样是十里不同音,有说客家话的,有说湘语的。

长沙话是湘语的代表

长沙人听不懂浏阳话也听不懂金井话,他们说的是湘语。我们和浏阳人都可以听懂长沙话,因为它是湖南省的“官话”,从小就听老师在课堂上讲。

但在元末明初的朱元璋血洗湖南之前,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都或多或少经历过人口锐减的悲剧,以前的长沙可能也面临过需要大规模移民进来的局面。所以如今的长沙话也可能是外来语言。

韩少功的《马桥词典》

湖南作家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写过一本在国际上获得过大奖的类似小说的作品,里面记载的是汨罗一个叫做马桥的村子里的方言词汇,和他作为知青下乡听到见到的故事。汨罗离平江和我们金井都不算远,很多词汇是共同使用的,汨罗和平江都是岳阳地区的一部分。
书里面有一个例子,是“夷边”这个词汇,马桥当地的意思是“外边、周边”。我们学过语文都知道 夷 是一个古代词汇,比如蛮夷。平江县也是这么说的,我们金井的双江等偏北部的村子同样不说外边,说夷边。但是我们家同在金井镇,与双江相隔十几里,却不这样说,我们说【外头】,十里不同音。

《马桥词典》这本书里面的很多词汇也正是我们金井这边的方言,据说相当一部分是远古时期的雅语,也就是孔夫子当年讲课所使用的中国官方语言。他在日常生活中与家人邻居说的是鲁语,也就是方言。这就和我们现在的老师大多数在课堂上说普通话,也就是官话,生活中说方言一样。

金井话与平江话的关系

有学者说平江话是中国语言的活化石,就是说平江方言里有很多是远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词汇。比如平江话、我们金井话都把“站着说话” 讲成 “企得港话”。企字在古汉语里正是站立的意思,甲骨文写这个字是一个人长着一双大脚,稳稳站立。另外,平江话与同样比较古老的粤语和闽南语也有不少相似之处,据说广东人能够比较容易地听懂平江话。

大概可以这样理解,粤语与平江话都是古代雅语的直接后裔,其他语言多多少少都夹杂着不同地方的语言元素,只是离中原越远,保留的雅语词汇就越多。

在广东广西这种南方地方,人们说的汉语言很古老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平江会比较特殊,离湖北和中原不算太遥远,却保留了比长沙地区更多的古语词汇呢?这可能和平江地区山多、交通不发达、环境闭塞有关。直到今天,我们这些离平江很近的长沙人都认为他们那里似乎永远都是贫穷落后的,而且民风彪悍,有一点原始。我们金井人有时候会去平江吃喜酒或者送葬,就会发现他们似乎保留了比我们长沙人多得多的古代习俗,比如那边的人如果家里老了人,娘舅过去孝子孝孙全部要远远地出来跪在路边,然后孝子要在路上翻跟斗,意思是告诉娘舅,孝子非常伤心以至于捶胸顿足。

平江方言源自南昌赣语,他们的江西老表也同样生活在江西的大山之中,具备保留雅语词汇的条件。

平江话说【这个人】是:【yi Go nin】,和朝鲜语一致;我们金井话说成【gei Go nin】,长沙话是【go Go zen】,可以看到金井话似乎是平江方言和长沙方言的混合物,只是因为地理位置上更接近平江,因此也更倾向于平江话

金井话夹在长沙话和平江话中间。在我们南边只有十几里远的高桥镇,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同一个村子,相隔两百米左右的两户人家,一家人说我们金井话,与平江话同根,另一家人则说长沙话,属于湘语,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幸亏大家都习惯了,听得懂对方的话。我去那个地方走亲戚,往往会不知所措,不得不在长沙话和金井话之间跳来跳去。

其实两种方言里面还是有很多词汇是一样的,毕竟都是南方,都保留了很多来自中原地区的雅语、官话词汇,比如:

  • 祖父:长沙人平江人和我们金井人都说 diadia;茅斯,指厕所;闲素:平常;遭干:干旱;长沙人说【碰哒神】,金井人说【碰哒神气】,意思是【晕了头】。

关于新湘语和古湘语

所谓的湖南话主要是长沙话为代表,包括益阳、株洲、湘潭等地,说的都是一种方言。实际上长沙话只是新湘语的代表,而南边的湘乡话才是更古老的古湘语的代表。也就是说,我们金井的老祖宗在元末明初以前,是说长沙话的,说的是新湘语,浏阳平江也是。

平江属于岳阳市,岳阳地区的大部分人说的岳阳话和今天的长沙话差不多,都属于湘语,只有平江和汨罗的一部分说赣语,也就是在如今的平江石牛寨周边。岳阳市周围没有藏匿陈友谅的残部,所以没有被报复,所以也没有移民。

在五代十国南北朝时期,中国也是战乱频繁,经常出现大规模的移民,都是从中原地区往南方山区迁移。先是与当地人说的语言融合,形成了古湘语,后来新的移民再次叠加在长沙及其他湘北周边地区,方言再次融合,成为了新湘语。

相比长沙话,湘西和常德地区说的话属于西南官话,这就是当年移民南迁的一个证明,那里的语言保留的湘语词汇比较少,北方人听懂他们的语言比听懂长沙话容易很多。

金井人在南北朝之前说的话应该和现在湘乡地区说的方言差不多。想不到吧?我们长沙人总说听湘乡人说话就像对方准备找人打架一样,一个字也听不懂,原来我们的长沙古人曾经就是说那种语言的。不过时间不算太长而已。

楚人说的是什么语言

楚国人在春秋战国时期为了争霸,向中原地区的人学习雅语,所以楚国人说的话和雅语差不太多。刘邦的政权是我们楚国人为主,建立汉朝后,就将楚国人说的话立为汉朝的官话。经过汉朝几百年,三国两晋,以楚国话为基础的官话被整个华夏民族接纳,也就是中原官话。

客家话

东晋灭亡后,中原地区被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战争不断,中原人纷纷逃离到南方来,很多时代居住在大山里,他们就是客家人,意思是只是过客,迟早要回到中原老家。这些一门心思要回家的中原人坚持说自己的更优雅的官话,不和当地方言融合,一千多年来语言变化比较小,所以至今居住在不同省份的客家人仍然能够互相交流毫无障碍,因为这些客家人说的客家话就是中原官话。

至少我知道现在浏阳东乡等地的客家人就一直坚持说自己的客家话,完全没有被赣语和湘语同化,所以有理由相信,客家话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中原官话,从汉朝刘邦开始到南北朝期间,我们金井地区居住的先民说的是和客家话差不多的语言,就叫汉语吧。

粤语是直接传承自诸子百家时代的雅语,中原官话是楚国方言与雅语的结合,客家话是中原官话,所以现在的粤语和客家话很多词发音是一样的。

温州话

那么在汉朝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呢?楚国吞并长沙之前,金井属于南方的虎方国,江西那边过来的。虎方国说什么语言?应该是南方越语,当然这是一种没有历史根据的猜测和统称,在那个很原始的年代,相隔万里的人们说的话不可能一致,但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共同的词汇和发音流传下来。

南方越语又是个什么玩意?据说现在的温州话特别难懂,又很复杂,专家说因为相对闭塞的温州保存了还算比较纯正的南方越语的基因,所以在春秋战国的大部分时候,我们金井先人说的话应该有些接近现在的温州话,想不到吧?

那时候湖南也开始经常打仗,尤其是北方长沙地区一带,所以湖南中部南部地区现在应该也有一些方言词汇是难民带过去的。

苗语

金井在非常漫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非常蛮荒的,那时候的人属于三苗部落联盟,说的话没有名字,只能取名为三苗语。如果现在的湘西苗人就是三苗的残存,那么我们的金井先人在夏商西周那个部落时期,说的话和现在的苗族语言估计有些接近

史记:三苗在江汉、荆州数为乱,于是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传说,尧时,三苗作乱,尧发兵征讨,作战于丹水,打败三苗。禹时,三苗不服,禹与三苗进行了一场历时70天的大战,从此三苗在历史记载中消失。此后,史籍中不再见三苗的活动。

汉魏学者一般说,三苗是以蚩尤为君的九黎部落后裔。下面这个文物就是三苗部落时期的器物。

好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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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茂文先生老家在双江乡青山村。旅台数十年,乡土之情,无时或释。 自、海峡开禁之后,不仅书信频传,而且每年几乎都要回乡探亲一次。他在旧居的原址,建造楼房一幢,与兄弟合为一院,名日饶家园。 1992年,双江乡石板桥高小要改善办学条件,充实教学设备,资金缺乏,一时难以筹措,经研究,邀请旅台乡亲资助。茂文先生回乡探亲期间,也曾了解家乡教育概况,接到函信后,就他所知的各位乡亲,以各种通讯方式分别进行转告,各位旅台乡亲都非常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都踊跃慷慨解囊,热心支持,共集得捐资计美金1700元,新台币9300元。所有联络电话费、邮资、汇费、影印费等都由茂文先生负担。 93年重阳节,在石板桥高小举行交接仪式,茂文先生夫妇亲自参加了,代表各位集捐的旅台乡亲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盛赞家乡的新貌,阐述了发展教育事业的深远意义。双江乡党政领导同志代表全乡人民向饶先生并通过饶先生向各位旅台乡亲的热心襄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加仪式的还有石板桥高小(原崇德完小)的老校友和饶先生的老知交。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盛会,深为旅台乡亲的爱心所感动,填俚词《临江仙》一阕并书成条幅以赠茂文先生:

阿里龙华相望,洞庭日月波平。多劳鱼雁寄书频。黄花迎客笑,赤子故园情。 白发一堂欢聚,沧桑旧梦重温。百年大计最关心。心桥连两岸,同作育花人。

慷慨资助的芳名如下,记以铭谢:饶文炳先生、饶伯昆先生、饶湘俊先生、饶子蕃先生、饶文岳先生、饶茂文先生、饶彦夫先生、饶日章先生、饶建国先生、吴学仁先生、吴渡海先生、吴福恩先生、吴剑中先生、吴敬梅女士、杨铁夫先生、杨淑梅女士、杨菊英女士、陈金富先生、陈德庆先生、喻达士先生、张淑莲女士、宋达文先生、黄建文先生、廖亿纯女士。饶茂文先生对青山学校、饶文岳先生对大桥学校另有捐助。

山水学堂强调学生的双语交流能力,世界格局和判断力,所以我们打算在人手齐备之后,推出一个双语广播电台,学生自己写稿、自己播音,每周两次对全世界进行广播,用双语向全世界介绍我们这个城市、和我们学生自己,大声向全世界喊出自己的心声、梦想。

如果是夏令营,我们一般也是计划每天下午午睡起来之后,都是安排这个活动,每天制作一期双语视频节目,然后发布到我们的英文频道上。

营长安排分工:写稿、查字典、翻译、播音,录音由辅导员志愿者用手机负责,指导翻译由辅导员负责,指导播音、纠正发音、上传学生的音频文件和照片到山水学堂的 YOUTUBE 和 FACEBOOK 以及国内的抖音这三个频道。

山水之间冬夏令营和周末营的晚间活动主要包括学生中英双语广播录制。这个广播电台主要是两部分内容,一是所有学生当天的主要想法和发现,二是介绍金井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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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正福,摘自 金井漫话

    解放前的乡公所曾设在金井沙田,乡公所的人不少是赌徒牌客,但表面上也张贴告示禁赌拿赌。

    郑家塅有郑氏兄弟,家境颇为殷实,对牌赌跃跃欲试,只奈家父管教甚严,无法到社会上游荡。乡公所一同姓干事,深知其原委,便与之交游,进而设计了一场诱赌骗局。这乡干事,把郑氏兄弟引到一个僻静小屋,告诉他俩赌“红盒子”,初涉赌场的兄弟俩,一学即会。

乡干事当然先给他们尝点甜头,以撩发其赌瘾。

    一晚,郑氏兄弟说是与干事有约,要去一聚。其父指望巴结官场,叮嘱之余,自是应允。兄弟俩与干事一见面,便上赌桌。这“红盒子”又叫“孔明灯’’,如果把灯摆在对面,则可透过盒壳看到盒中模糊的色点。若是赌场老手,一看便能猜中。郑氏兄弟哪知其中奥妙,只叹手气不佳,幸喜身上赌资不多,下注自然小气,玩过半夜,那干事只赢了几块大洋。油水未干,哪肯罢手,他趁出房小解之机,托人暗通乡长,派人拿赌。

    拿赌的来了,乡干事溜了,郑氏兄弟则被带到乡公所,关进黑房,他俩不愿供出别人,总是守口如瓶,任人宰割,消息传开,兄弟之父,费尽周折,送来百数大洋,赌案也未了结。

    有抱不平者,撰写一副对联,摸黑斗胆,贴在乡长房前,联云:

    竹杠莫多敲,进言乡长台前,得放手时须放手;

    棉花来得恶,谨防孔明灯下,要留心处且留心。

    此联极平易,对官府的贪婪和赌场的欺诈,直言警告,撰联人的心肠,多少有些侠义。

2022年,我们井溪景区重新修了一个码头,叫做茶运码头,和以前的老码头相比,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

  • 如今的茶运码头主要是一个金井古镇的纪念地,是一个游泳玩水的场所,以前的码头没有茶运两个字,是一个货运中转站,茶叶只是一部分货物,有一些大宗商品包括石灰,用船从下游运来,也是在这里上岸;
  • 老码头在河的对岸,东岸。因为地球自转运动,河的东岸明显水深很多,适合停船,而现在的茶运码头主要是玩水,那西岸更合适,这里水浅。如果以后河里再也不挖沙的话,西岸迟早又会形成一片沙滩,尤其是现在的茶运码头这个地方,很适合形成沙滩。现在来我们井溪景区,要过一座金井桥,过桥之后沿河而下的左边,以前就是金井老河的大片沙滩,所以这里有两个村民小组如今的名字还是洲上,意思是沙洲上。
  • 由于以前的码头在河的东岸,也就是靠近古井这边,所以以前的茶庄,也就是茶叶加工厂,都建在古井这边。清朝到民国,中国的茶叶产品就是从这个码头,运到了世界各地,包括欧洲,晚晴和民国时期,金井以及湖南出了那么多读书人,能够看清楚世界的人,应该就和湖南的茶叶大量出口赚了钱有关系。

关于辛追夫人和陪葬的茶叶

在马王堆一号古墓中,出土了一些西汉时期的茶叶,那是安化黑茶,虽然这个墓里面没有绿茶和毛尖陪葬,并不能说那时候的长沙周边不种植绿茶,毕竟黑茶的加工比绿茶更复杂而讲究,更有档次,绿茶大概因为太普通,没有陪葬在这个贵妇人身边而已。

金井距离马王堆比起安化要近得多,所以辛追夫人一家大多数时候可能喝的是金井等周边地带生产的绿茶。应该可以这么说,既然黑茶都有了,绿茶当时在长沙国里应该挺普遍的了。

前往长沙国的利仓一家

楚汉相争,有一个姓吴的江西人,一起参与了推翻秦朝的农民起义,他先是追随西楚霸王,被项羽封为衡阳王,后来霸王倒了,他归顺了刘邦,被刘邦封为七个异姓王之一,衡阳王成了长沙王,长沙国于是诞生,江西人吴老板成为了第一任长沙王。

刘邦一旦立足根基,就开始铲除这些开国功臣,只有长沙国因为位于广州的南越国与中原之间,是一个重要缓冲地带,所以一直没有铲除,但是刘邦毕竟对吴氏不信任,所以就派了一个同样一同打天下的但是地位稍微逊于吴老板的河南人来监督他们吴家,这个河南人本来封地是在河南,叫利仓,现在到了长沙国当丞相,既要听从刘邦的,也要听从长沙王的,他也有爵位。

这个利仓的老婆就是辛追,马王堆一号墓的主人。利仓自己的墓是马王堆二号墓,利仓的大儿子是三号墓。二号墓和三号墓都没有一号墓大,是因为他们都先死,辛追先死了老公利仓,相位爵位被大儿子继承,但他也死在了娘之前,辛追还有个二儿子,继承了兄长的爵位和相位,他先和兄长一起安葬了父亲,然后安葬了兄长,再又安葬了自己的母亲,很有经验了,何况这个时候他继承了兄长的爵位相位,有些实力。所以虽然母亲的地位远不如父亲和兄长,但由于后安葬,儿子可能也比较孝顺,准备时间比较充分,所以这个墓规模是最大的,陪葬品超过了辛追的丈夫和大儿子。

金井位于长沙国与中原之间的古道上,也许当年这个辛追夫人和丈夫从河南的封地过来,就在金井古镇上一间客栈里歇息过,她可能还喝过金井古井的水。

作者:杨中平,摘自《金井漫话》

    1936年7月,我从欧洲经英、美、日本回国,即到财政部税警总团参谋处任科长。税警总团原属于财政部,一切人员装备完全按陆军编制。当时总团长为黄杰,下设六个团,武器比较精良,并聘请德国军事顾问一人。步枪,轻重机枪、小炮大炮都来自德国、捷克和瑞士。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在这民族危亡之际,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命令税警总团改编为第八军,辖两个旅,第一旅旅长何绍同,下辖原税警第一、二、三团,第二旅旅长孙立人,下辖第四、五、六团。黄杰被任为第八军军长。

    1937年8月中旬,第八军奉令开赴上海参加抗战,布防在蕴藻滨。当时阴雨连绵,泥泞路滑,为避免空袭,一切行动都在夜间。在黑夜里,高一脚,低一脚,一不小心就会跌倒。

在上海抗战期间,制空权在日军手中,日军飞机低飞扫射投弹。同时,日军用气球高悬空中观察,对我军阵地一目了然。

日军向蕴藻滨发动进攻。我是参谋处的科长,每天要到前线了解情况,要通过阵地,为了避免暴露目标,只得迂回曲折前进。

有一次,我走过一座四柱三嵌的石墓,看见敌机飞来,就急忙躲在石墓的左边。它似乎发现了目标,投了一颗小型炸弹,我虽然满身泥沙,但没有被炸伤。我看到敌机向前进,急忙转到石墓右边,它又投了一颗炸弹,我侥幸没有受伤。日机远离,我又继续前进。

    我军英勇奋战,伤亡惨重。后来,日军在第二旅第二团(原税警总团第五团)防线突破阵地。旅长孙立人问邱团长说:“你的阵地被突破,你怎么办?”邱团长只好带着特务连冲上去,邱团长就此牺牲了。

孙立人胸部右琐骨也被弹片打断了,手抬不起来,宋子文请美国外科医生为他医治。后来,在汉口旅馆里,我去看他,他的手已可抬起一半。

    从上海抗战下来,第八军原税警总团的两个旅伤亡过半,缩编为第四十师。后来又加上两个贵州师,仍为第八军,开赴河南开封,兰封防守。

    在上海抗战时,六个团的高射机关枪连的法国制造的哈只开斯高射机关枪运动困难,都留在苏州、无锡铁路线上担任防空任务,我被任命为第八军高射机关枪营营长,后又沿津浦铁路转陇海铁路担任防空任务,开赴开封、兰封担任防空。曾打下日军飞机一架。

   作者简介:杨中平先生现年92岁,家住脱甲西山,现(1996年前后)为云南参事室副主任。湖南大学交通系毕业后, 黄埔军校第6期交通科毕业, 曾赴瑞士和奥地利陆军学校、德国步兵坦克学校留学 ,回国后参加抗日战争,是昆明起义将领,国民党少将军衔,号启震,生于1907年。 云南和平解放后,投诚的杨将军一直居住在云南。

作者:饶望之,摘自《金井漫话》

蒙童馆和私塾

 金井地区在封建时代的启蒙教育为蒙童馆和私塾。新型初级小学(一至四年级),是在戊戌变法后才启步的,高级小学(五、六年级)则始于民国初年;中学直到抗日战争的四十年代才创建。一百多年来的沧桑变幻,本地区教育事业兴衰成败,有着和全县、全省乃至全国所共有的情况。

改祠堂为学堂 + 私立初级小学的出现

首先谈谈初级小学教育概况:戊戌变法中(1898)维新派提出改祠堂为学堂,本地区才有了私立初级小学,但发展缓慢,边远地区尤为滞后。这些学校多由各氏族(姓氏)在祀田租谷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办学经费。因为设备简陋,教师工资不多,办学也不太难,因而氏族之间、本姓宗系之间存在着互相攀比、竞争的思想,所以到辛亥革命前后,私立小学不断出现。如蒲塘、观佳有杨氏私立进德、进修小学;西大洞有吴氏崇信、崇本;团山有饶氏群辉、群英;金井有孙氏务本、易氏玉轩、脱甲有郑氏振德小学等等。

[罗老师注:王家祠堂以前是金井当地王氏家族的祠堂,这个宗族祠堂在解放前也被改为了一所小学, 据在这里读过书的杨海青老人所说,叫做经济小学(应该是经世济民的意思,而不是说这里的孩子都要学会做生意赚钱。),主要应该是金井老街上和周边的王氏家族子弟在这里读书。]

小学课程和教师

教师多为本姓有点文化知识的人(男性为主)。课程设置为国文、算术、体操、音乐四门,学制为四年制,但无升留级制度。

学级编制为多级复式,一个班也就是一个学校,内有2-4个年级。学期终了,教师能把多年级语、算课本教完,算是负责的了。有的教师还经常外出喊礼或搓麻将,常置教学于不顾,因为无考试制度,本地又无高级小学可升,学生的成绩好坏,就无从计较了。

而教师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则是颇受尊敬的,这大抵是受了儒家尊师重道的思想渲染所致。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敬先生,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这对教师和民众有一定的约束力。

罗老师注:民国时期,初小有些是三年,有些是四年,高小则大多数是三年,少数是两年。初小是义务教育,家长掏的钱很少。

公办小学的出现

抗日战争爆发后,实行乡保制度,并同时兴办公立小学,原则上是一保一校,私立学校较多的地区则不设,地域大而人口较多的则增设一校或两校。

教师由乡文化股聘任和管理,学制、课程、学级编制与私校同,但因有文化股检查督促,执行比较认真。教师多系当地读过些书的人或因战乱滞留家乡的军政小职员,师范(含简易师范)毕业生则是风毛麟角。

教师的去留,由乡文化股或县里派遣的视学员(督学)考核之后决定。考核分甲、乙、丙、丁四等,被列为丁等的便要辞退。这样,教师对付视学员必须毕恭毕敬,奉如神明,只要招待得好一些,即使教学成绩差,也可获得升级。当时讥讽视学员有这么一句话:“一个肚子一只鸡,打个甲字算我的。”当然,这与前些时某些人巴结逢迎领导一食千金相比,就算不得什么了。

罗老师注:民国时期有一部《教育宪法》,要求中央财政收入的15%作为教育经费,县一级要求拿出35%来做教育,有些军阀比如张作霖和阎锡山甚至拿出40%办教育。别误解,这不是中央政府要求他们这么做,而是他们主动这么做的。那时候,有些当了汉奸的人也会很热心办教育。

高级小学

(金井镇)本地区的高级小学,是在姜济寰任长沙县第一任县长时,倡导在全县办百所高小后,大约在二十年代末才有了第十一高小(后改为第八高小)。校舍系借用斗焕里(俗称土墈里,应该是在如今的三棵树茶园坡下)郑姓房屋,初办时只有一两个班,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大都读寄宿,一般贫苦农民子弟不敢问津,因而学额严重不足。

学制、课程、教材、教学、考试制度都比较正规和完善。校长由长沙县教育科委任;教师由校长聘用,期限为一年(也可连聘或一年两聘)工资由长沙县发放,初为光洋,来源于县学宫租谷。三十年代末改发实物(稻谷),来源于专用的田亩租谷和田赋附加(租亩捐)。高小老师月支三百至四百市斤。(略高于保校)后该校于抗战初期改为承祖乡中心国民学校,迁校址于观佳拔茅田,后迁檀山石塘屋,1949年由人民政府接管,改名为长沙县十四完全小学,后改为涧山完小。

罗老师注: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

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洋,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国小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

尊阳女校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杨立三同志倡导,地方集资兴办了尊阳女校,校址设黄浦屋场,为职业性质,专招女生,学生一边学文化,一边学缝纫刺绣,这是本地区教育事业一次创新,该校于抗战期间迁涧山石塘屋,后迁金井伴松园,1950年下期由人民政府接管,改名为金井完小。

(金井完小应该是现在的金井中学的前身。)

罗老师注:<金井漫话>另外一篇文章写过尊阳女校的事情,在那篇文章中,这所学校的创立主要是金井郑氏家族中一些读书人,以及其他姓氏地方乡绅的功劳,杨立三好像不是主导人。

开物农校

金井地区除了尊阳女校,还有一所开物农校,都是属于当时的实业学校,现在的技校。在金井粮站地底下,有三百位抗日阵亡将士墓的尸骨,其中五人就是开物农校的少年学生,被日军侦察部队杀害在涧山。民国时期的实业学校有甲乙两种,乙种是读完四年初小,十二三岁年纪就去上的技校,甲种则要求读完完小,十五六岁再去上。

振德小学 + 崇德小学

此外,还有郑姓为主创办的振德小学,校址脱甲桥;吴姓创办的崇德小学,校址石板桥。人民政府接管后,分别改为脱甲完小、石板桥完小。

教师的饭碗

旧社会,教师们在官僚豪绅心目中是备受岐视的,稍有不称他们的心意时,便会随时被除名。因而教师的工作极不稳定,一年(或一期)之后,未来的饭碗在何处,那就要看自己的“命运”如何了。那时人们给教师取了些称号:“落笔穷”、“穿绿长褂子的人”、“吃粉笔灰的”等,教师无可奈何地自怨:“家有五斗粮,不当孩子王”、“前世作多哒恶,这世教小学”。

私塾退出历史舞台

人民政府接管全部公私立学校后,明令取缔私塾,并在1953年以后的几年间,进行了布点调整,校舍修善、增添设备、提高师资……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教育事业沿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政策,蓬勃向前发展。

解放后的教师

在这期间,教师的工作任务是十分繁重的,每个教师除每周完成15-20节教学任务外,还得参加各项中心工作,如迎解支前、清匪反霸、土改、复查、查田定产、协办生产互助组、合作社;主持扫除文盲,定点下到农民中参加抢插、抢收劳动;假期和重大节日,还得组织文艺宣传队下到各乡社宣传演出。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教师还得生产自救,参加种植蔬菜和杂粮的劳动:各级学校,强调集体公宿、学习、办公、参加体育锻练,每月开一次生活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尽管如此,但教师积极性很高,都深恐有悖“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有负党和人民的重托,负担再重,工作再累,都能任劳任怨,从不叫苦叫累,有的教师还坚持带病工作,因而深为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所嘉许。

正当教育事业方兴未艾的时节,却遭遇了“整风反右”运动的干扰,有的教师被划为“右派分子”,被批斗或开除公职,被“摘除”帽子的,以后在职还是冠以“摘帽右派”称号。随后又是什么“反骄娇二气”、“拔白旗、竖红旗”、“红专辩论”等政治运动,教师中无形地分成了“红”、“黑”两派,“黑派”成员中人所共知的是一些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较复杂、年龄偏大的教师,虽然他(她)们有一定的教学能力,但在那样的政治氛围下,也不能尽其所长大胆工作。

之后,在批判“智育第一”、“读书做官论”的风潮中,许多教师只能诚惶诚恐地工作。

这以后,“三面红旗”运动中,师生全力投入“全民大 炼钢铁”,“支援修筑京广复线”……,学校教学完全处于停滞状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师又是清理阶级队伍重点点对象之一。

尤其是十年浩劫,各级学校师生又都转入造反、打倒一切的斗争漩涡,学校“停课闹革命”,“黑七类”的教师,被批斗挂牌,游乡,什么污辱教师的行径,无奇不有,连社会上刮起一股“臭老九”的歪风,使教师斯文扫地,就不必侈谈什么“师道尊严”

“复课闹革命”以后,课堂教学完全流于形式,搞什么“学工、学农、学军”,“学唱样板戏”,推行“双高课”,无非是为了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双基”教学被摒弃无遗,完全违背了“循序渐近”的教学原理和“由浅人深”学生接受知识的科学规律,弄得学生无所适从,严重地耽误了一代人,这一教训是够惨痛的啊!

金井第一所中学 – 达德中学

本地区的中学,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才有的。这以前,一些高小毕业学生想读中学,只能到五、六十里外的开物农校、协均中学或长沙市内的中学就读。必须筹建中学,为本地区一些有识之士所共识。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由甘草坑郑稚岑先生等首倡建校,并将沙田照壁屋捐作校舍,邀集了郑、杨、吴、罗、饶、王、李、戴、朱、陈、汤等十几姓热心人士组成筹委会,着手筹集资金、修葺校舍,购置设备,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已初具雏形。

日寇犯湘时,大部分校舍和设备惨遭焚毁,不得不重起炉灶。几经周折,于一九四三年宣告开学,取名“达德中学”。长沙解放后,校名依旧,1958年由人民政府接管,改为金井中学,并增设高中班,后又改为长沙县第九中学,是本地区最高学府。五十多年来,该校为本地区培育了大量人才,不少毕业生成为本地区中、小学教师的中坚力量。人们曾号誉它为不挂牌的师范学校,这大概不为过份。       

纵观半个世纪以来,本地区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是经历了不知几许的,风风雨雨,多少坎坷曲折,给我们的教训是很深刻的。“大跃进”期间,假、大、空言行泛滥成灾,教育事业也深遭其害。

当时一些头脑发热的人,盲目地提出什么幼儿园初小不出生产队,高小不出大队、中学不出公社、大学不出区,一时间从幼儿园到大学,在毫无办学的条件下,居然“挂牌营业”。过不多久便烟消云散,只落得个局面混乱、劳民伤财罢了。    

马列主义告诉我们:“经济是基础,文化教育是上层建筑”。教育事业的发展、兴盛,必须是在国民经济繁荣兴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末20年间,教育事业出现的的状况,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七、八年出现的崭新面貌,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而今金井地区已实现村有完小,乡有初中,地区有完全中学;各级学校,都已换成楼房,教学设备不断完善;教师工资逐年提高,队伍稳定;教学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它必将开出更为鲜艳的花,结出肥硕的果。

罗老师补充介绍

金井曾经有一所军事院校 – 交辎学校

抗战时期,很多沿海大学都往内地迁,有一所军事院校就搬迁到了我们金井镇,位于现在的南阳庙小山头上。这所学校叫做交辎学校,是培养中国第一支装甲部队的地方。可以说,金井是中国第一支装甲部队诞生的地方。后来湖南长沙也成为了抗战前线,这所高级军事院校又从金井搬迁到了衡阳,最后衡阳也不安全了,又迁到了广西。点击这里了解这所学校的历史。

中国军队第一次拥有坦克,是抗战时期中央军从英国进口的轻型坦克,就藏在现在金井中学旧址,以前是一片树林。躲在树林里,日军的飞机就很难看到,要不然会被轰炸。

现在的军事院校很多,但是在民国时期,全国只有少数几所军事院校,交辎学校虽然没有黄埔军校那么有名,但是也为中国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将领。交辎学校的不少教官都是国民党高级将军,大都出身不错,很有教养,他们穿着帅气的黄色呢子军装在金井老街上吃饭购物,有时候会分一些肉给当地孩子吃,比如九溪寺的夏一 。

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民国时期,不仅初小读书是义务制教育,师范生也是免费的。

现在的金井镇所有的学校都是公立学校,大家都习以为常,以为理应如此。实际上以前并不是这样,民国时期金井大部分学校都是私立的,地方百姓自己办学,怎么教,请什么老师,用什么教材都是地方乡绅和老师说了算。

金井会不会出现一所大学?

如果相信中国的教育会和美国靠拢,那么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事实上,美国的大学很多都是位于小镇上,而不是大城市。有些综合性的州立大学比如加州大学,有很多分校,分布在加州各地,包括一些小镇。但是这样的小镇也同样会出一些世界顶级科学家。

还有,普林斯顿和伯克利这种顶级大学,就位于小镇上。住在小镇上的居民经常一不小心就在路上碰到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希望有生之年,能够在金井看到这一天,在镇上散步,不小心就碰上一个世界级科学家或者艺术家或者作家。

我们普通人可以为金井本地教育事业做些什么

我觉得最要紧的是,作为成年人,要开始把自己当成一个学生,主动学习,少刷抖音等没什么内涵的东西,多看书或者至少去读一下手机上的那些严肃的文章。只有自己成长了,变得喜欢看书了,才能在孩子周围营造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这比什么都重要。很多人看微信只关注别人的视频或者图片,很少会关注文字,这是一种只喜欢浅层思考的习惯,这个社会的很多本质性的东西你肯定看不懂,不仅仅会影响你的人生,也会影响孩子的人生。

还有,不要过多干涉孩子的成长,包括不要过多限制他们,尤其当你是那种整天刷抖音或者打麻将的父母的时候,你对孩子成长的干涉有时候负面作用超过正面作用。多一点信任、多一点尊重,不仅仅自己少操心,孩子也会发育得更健康。

金井茶厂的当家人周长树是关于我们金井茶叶的权威人士和理所当然的代言人,周老板和很多记者说过,在我们金井山中有一条茶马古道,但是没有说出到底在哪里。

先搞清楚湘茶起源

《尚书》里面有一句【三帮底贡厥名】,是古籍中最早记载茶产地的文字之一,名是指茗茶,贡就是进贡,表示在3000年前,三帮底 这个地方就开始向中原进贡茶叶了。三帮底这个地方据清朝人考证,是湖南的耒阳。为什么中原地区没有茶叶可以就近进贡给王室贵族呢?因为茶叶最适合种植的维度在湖南江西四川这一条线,北方不适合种,即使在那个气候不太一样的年代。

不过那个时候湖南产茶不代表就会种茶,当时的销量很少,所以野生茶树就够采了。另外要注意,那个时候的老百姓并不喝茶,只有王公贵族喝。据说,那个时候的贡茶是为了祭祀,一些当地人也有采茶当作菜来吃的,还有当作草药来用的。神农尝百草,就发现茶能够解毒。

湖南乃至中国最早有意识地种茶的是楚国人后裔,居住在湘北山中的瑶族人,秦朝灭掉出国后,瑶族人南迁躲在山里,开始在一个叫做【千家峒】的地方广种茶树。

参考资料   湖南茶文化

西汉魏晋

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是装茶叶的盒子,还有彩帛、竹简等,都说明那个时候的王室是经常喝茶的,不管其目的是为了保健,还是当成一种时尚饮料。这时候的古人仍然只是采摘野生茶树上的茶叶而已,种茶只是局限在很少的地方。

神农氏,也就是炎帝的故乡是湖南,死后葬在茶陵,在那个时候,茶陵是中国最大的茶叶产区,湖南最早的茶叶集散地,既然湘西种茶历史悠久,所以马王堆的辛追奶奶喝的可能是来自于耒阳、或者茶陵,也可能来自湘西瑶族的贡茶。

但这个时候,茶仍然不是一种今天这样的饮料,而是一种草药。

既然同属长沙,金井离长沙古城很近,那里是大城市,也是茶叶的主要市场,想必金井生活的古人也会去山中寻找茶树,想办法将生意做进长沙城去。但有没有开始主动栽种茶树,则有待考证。

到魏晋时期,王室贵族开始不再仅仅将茶当作草药,而是一种高级饮品,需求量自然增加了很多,人们有意识地种茶、驯化野生茶树应该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湘茶作为中国茶叶的最重要的代表和主要产区,应该是最早种茶的地方。而长沙历来就是湘茶的中心,所以,我们可以推测,金井也是在魏晋时期开始尝试种茶的。

唐朝

我们旅馆旁边有个九溪寺,金井古井和九溪寺是唐朝初年建的,而且是尉迟恭这样的重量级人物督建,说明当时金井镇已经比较繁盛,是一个地方重镇,可能还是一个军事重镇,因为尉迟恭是武将。这样重要而有规模的古镇不可能完全靠种田支撑得起来。

金井古镇位于金井河与稍窄一些的脱甲河交汇处,交通优势比较明显,应该有产品外销,其中最有可能的就是茶叶,其次可能还有粮食、木炭等。茶叶和粮食的贸易应该都比较发达,才可能促使尉迟恭在古镇旁边兴建一个相当规模的古寺。

唐代各种古籍文献记录的关于湖南种茶规模的资料比较多,可以判断当时湖南种茶已经非常普遍,不再依靠野生茶树,政府获得的税收很多。长沙地区包括现在的安化益阳等地,历来是湘茶的龙头,也是全国主要的产茶基地。
同时,茶也开始变成寻常百姓的饮品,因此需求量大增。所以,最迟在唐代初期,也许更早一些,金井正式开始种茶。

宋朝

湖南最有名的茶是安化黑茶,不过长沙周边地区包括金井高桥等地产量大,每到采茶季节,来自南方广东广西福建的茶商有些会来到这里收购茶叶。

福建其实自己也产有名的武夷茶,但是量不够,所以会到湖南来采购,加工以后作为武夷茶销往国内外市场。有意思的是,今天的金井茶园也在给别的名牌茶叶作嫁衣裳,就是安化黑茶,他们的供应量不足,茶叶原材料有些是金井这边供应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在同行眼里,金井的茶叶品质是很好的吧。

周老板说的金井茶叶先走山中小道,也许最开始就是销往广东福建的,去这几个地方只能走山中小路。

那时候云南四川等地的茶叶已经通过川藏线滇藏线和丝绸之路销往中东阿拉伯世界,湘茶有没有加入暂时还没有看到可靠的资料来佐证,毕竟从长沙地区经过湘西去重庆四川似乎成本很高,去云南同样路途遥远,不过比起丝绸之路也许算不了什么。假如那个时候金井的茶叶选择经过益阳和安化,湘西,然后前往重庆四川的话,因为我们的西面没有什么山,不需要穿山越岭,直接走大路就是了。

元朝

到了元朝,长沙府各地茶园开始大量生产边茶,也就是用来卖到边境地区,与少数民族交换交换马匹、皮毛、药材等,那时候主要是北上销往西北,比起走滇藏线,要省事一些。

这就是安化的现代马帮。

明朝

到了明朝,安化黑茶和宁乡益阳等地的茶叶成为新一代王朝的贡茶,而且安化黑茶为首的湘茶继续大量销往西北地区,原因是湘茶产量大价格低,虽然比较苦涩味道,但是正和西北人的意。他们没什么蔬菜吃,肉食多,需要茶来分解脂肪。

安化的茶马古道一直保存到现在,青石板的小路上每块石头都是故事,我们看不到金井消失在山中的茶马古道,只能站在安化或者益阳的古道上遥想一番。

很多人可能以为茶马古道是用马来驼茶,其实很多时候是用牦牛和骆驼,而马有时候不仅仅是运输工具,也是用来交换的商品。

从明朝开始一直到民国,长沙市都是中国最主要的茶叶产地,而长沙县的高桥镇,与金井相隔只有十几里的一个河边古镇,是长沙地区最大的茶叶集散中心。

清朝

到了清朝道光年间,为了满足西方人喝茶的习惯,湘茶开始以红茶为主,浏阳生产的红茶异军突起,获得过国际金奖,金井和高桥这边的红茶也不错,很多出口。兴盛时期据说金井+单家坝+范林桥+高桥沿线十多里的河岸总共有四十八家生产茶叶的茶庄,也有单单是高桥古镇就有四十八家茶庄的,他们在采茶季节同时开秤收茶,非常热闹。到了这个时候,如果山中还有茶马古道,应该已经被废弃了,因为主要市场是欧美国家,产品都是红茶,全部走水路。

到清代,丝绸之路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中俄茶叶之路,这个时候,金井茶叶作为湘茶的重要成员,还销往了蒙古、俄罗斯、欧洲大陆。2013年内蒙古二连浩特组织了一百头骆驼重走茶叶之路的大型纪念活动,起点就是湘茶主产区的长沙,北上蒙古、俄罗斯,然后向西走,终点站在德国、法国。虽然俄国人的地图上正式起点是汉口,当中国这边的茶商知道汉口的茶叶基本上来自福建与湖南的居多。《乔家大院》编剧搞错了,乔致庸贩卖的不是福建武夷山茶,而是湖南安化黑茶。不过乔致庸不是唯一的晋商,有些商队卖的是长沙县北边的茶,黑茶还是红茶不得而知,肯定不会是现在常见的松散的绿茶。

重走茶叶之路大型纪念活动

明朝古桥和码头

金井古镇与码头之间是一条河,叫金井河,古镇在河的西岸。由于地球自转,每一条河的西面都是水流比较平缓而且河水比较浅,所以金井老河西岸古镇前是大片的沙洲。我们王家祠堂乡村旅馆、金井古井、九溪寺还有金井古镇的老码头都在河的另一边,也就是东岸,这边水流急,水比较深,适合行船,茶叶、生猪、木炭、粮食等都是在现在的金井古井旁的码头装船,用竹排运到高桥镇或者长沙市这些集散地转运。

金井古井和古镇之间以前有一座漂亮而坚固的明朝三拱石桥,我很小的时候见过,还记得一点。这座桥见证了当时繁荣的茶叶贸易,很可惜在78年左右被莫名其妙地拆掉了,因为当时的金井人一穷二白,虽然附近山里多的是石头,可是没钱购买炸药开采,所以将这座明朝古桥拆掉,在400米外更重要的位置兴建了另外一座石桥。唉!

尝试寻找金井的茶马古道

来说说金井茶叶的主要市场,如果山中曾经有过茶马古道,应该是连接这些主要市场的。

最开始是长沙城,去那里容易,不需要什么山中古道。后来增加了西北和西藏这些大市场,包括俄罗斯蒙古等,去这些地方的茶叶应该都是先运到长沙这个大集散中心,没有道理直接用牲口驼着去大西北。即使是安化黑茶,也都是走水路,入洞庭湖,再北上的。

后来清朝乾隆以后,出口的茶叶全部要通过广州这唯一一个口岸,湘茶也是一样。大量金井茶叶被转运到了广州,然后出口到英国、美国等。这些茶可能是走陆路去广州的,也可能是绕一大圈水路去。不管怎样,都应该是从高桥镇集散中心出发。

鸦片战争以后,闭关锁国的清王朝不得不开放更多口岸,广州的地位被上海和福州取代,成为出口红茶的主要港口。金井的红茶自然都是从上海然后是汉口走,继续走水路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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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琨是朱玖莹的外甥,陈元良是朱的老部属。

    朱玖莹,生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金井镇观佳鹤霞园人。性耽文史,学识渊博,酷爱书法,各体兼长,作品辑为《临池点滴》书法集。解放前,历任河南商丘、南阳行政专员,。湖南衡阳市长、湖南省民政厅长代省府主席。去台后,深居简出,以诗书自娱。晚年回大陆,定居长沙市。1997年在长沙逝世,享年100岁,终遂落叶归根之愿。

    1983年,朱氏给刘志琨的信中说:“来信我已细细看过,知汝天性甚好,旧日所学并未完全荒疏,现出云雾而见青天,仍望力图振作,并将儿女辈带好教好,以期有成。天下久分必合,相信迟早必再见也。”

    亲笔对联寄语陈元良,联云:

    “久别但求仍壮健,逢人为我问平安。”

    另附纸云:“商丘为修县志,累次专人来要材料,承你与志琨、茂怡等相约写去,自无不妥。我总想皇天不负苦心人,我们仍有携手去商丘、南阳观光之日也。

    朱氏的《临池点滴》中有自作的自度曲两首:又到重阳,移火入房,谁家儿女不眷恋大陆风光?可怜门外,日灼尘扬,飘风吹不散烦暑,骤雨送不到清凉。休怪心随境转,依稀昨夜、有梦还乡。却怕登高处,悠悠极目,何处是潇湘。(庚午重阳作)

    年怕到中秋,人怕到中年。昔常闻此语,不觉太可怜。孤岛栖迟二十载,天边又见一轮圆。风是这样飕,月是这样娟娟,万里一声兼一色,苍苍无尽心茫然,海天凝望只悬悬。(癸卯中秋有忆)

    挽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联:

    染翰寄情时,坠石奔云,浩荡一生犹此境;

    遗言藏骨处,高山大月,魂魄千秋恋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