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李学坤，记录：罗军，协助：田壁君，地点：现在的湘丰村新沙

座谈会参与人士：林海涛（81岁）、王国芝（86岁）、周佑明（81岁），这三位都是李学坤老家的童年伙伴。座谈会具体地点是王仁生老人家里（82岁），也就是李学坤老家对面。由于健康原因，王仁生老人只能坐在旁边打瞌睡，无法参与座谈。感谢老人的媳妇给我们做中饭。

下面这些内容只是初步的素材整理，不是最终稿件，更不是《金井漫话》的文章，我没时间去完善修改。希望这些松散的资料能够调动金井本地朋友的积极性，一起来保护那些正在消失的人文财富。

土改期间分胜利果实

五十年代初期，就脱甲乡而言，当时是按照每个人两石一斗租的统一标准来分田地的。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按照每个人多少分多少亩，那时候分地考虑了面积和产量两个因素。每个乡的标准不一样。

分土地的时候，不仅仅在外面工作的人纷纷回到家里参与分地，个别国民党的逃兵不敢回家乡，也在这里落了户，分了地，当地人也没有排斥，说不许把胜利果实分给外地人。当然这个家伙人很灵泛，每到一个地方，先看当地大姓是哪家，那么他也说自己就是那个姓，本家，换一个地方住，又换了，最后土改分地的时候才说出真实的姓氏，原来这个四川逃兵，姓罗。

土改基本上是把地主的土地财产分给贫农。少部分是中农和富农，他们这些家庭的财产不动。贫农是没有余粮的，不够吃或者勉强够吃的人家。

根据李学坤老人八十多年的观察，土改那几年是脱甲地区幸福感最饱和的几年，因为很多家庭想尽了办法希望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这一下真的实现了。

金井地区农村土改是和抗美援朝同时发生的。

二战后，朝鲜半岛划分为北朝鲜南朝鲜，北边的老大哥是苏联，南边的老大哥是美国，1950年6月底，北朝鲜有了苏联的默许，突然进攻南朝鲜，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出兵支援南朝鲜，北朝鲜节节败退，苏联老大哥没有出来帮忙，中国于是派出志愿军，花了天价支援这场战争。这场战争打到1953年结束，历时三年。

脱甲乡的志愿军数量是整个长沙县的第一名，很积极。由于解放前连年战争，绝大多数当兵的都是有去无回，挡枪炮子的，所以没人愿意去朝鲜打仗，于是土改分地主资本家胜利果实的时候，就给这些志愿军战士家属多一些财产。地主家的床铺书桌大柜先让他们家挑选一套好的，其他贫农再分剩下的。

分田亩也是这样，军属可以分得一个半人田。这些志愿军战士为了家里多半个人的水田，赌上了自己的命。

土改是一个贫农团为首牵头操作的，都是当地人，基本上还是延续民国时期的农村自治的习惯，政府并没有多少精力来参与细节。脱甲东山的土改骨干包括董润生，黄太生，王广奇等人，负责宣传政策。

原则上是地主家剥削来的剩余价值要还给农民，个人物资不动他们的，大家一视同仁。但社员们往往是把好东西全部挑走，只剩下一些破破烂烂给他们。

参加座谈会的五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当年全部被划为贫农，但是贫农也分很多等级，一等贫农是穷得不能再穷的，比如周海涛家，六等是有些财产的，比如李学坤家里。

分财产的时候，社员们来到地主家搬东西，床铺书桌大柜是家家需要的大件好东西，数量有限，只有一等二等贫农才有，到了五等六等贫农，可以分的可能是一些没那么实用的物件，比如皮箱、绸布衣服，摆花的茶几等。决定要分，不留给地主的东西都用粉笔画一个圈，其他人就搬到大门外，然后统一集中到村子里一个地方，以联组为单位分配。

分财产一次很难分妥帖，李学坤家里第二次分到的东西是一件更不适用的 — 一件长衣，和尚穿的。

一等二等三等贫农是家里没有田的，林海涛家里是一等贫农， 上无片瓦，更别说有地了 ，所以先分一些有价值的，包括耕牛农具等。包括他们家在内的六户人家分到了一头牛，大黄牯牛。他父亲是做长工的，在进食堂的时候死了，这个长工躲过了被说成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

最底层贫农的屋子

解放前，金井郑氏是贵族，有48间大花屋，有专门用来养猪的屋子。但是那些最底层的老百姓住的地方连那些大户人家的猪楼都不如，一家几口人偎在一间房两间破房里，一下大雨就害怕房子垮，压死人。就两间房，有时候还要隔出一小块地方养猪，增加一些收入。

就这样的破房子也还是要租，自己盖不起，有些人家一年还要搬两次家。

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责任制后

五十年代初期的土改让大部分老百姓很开心，很多在外面打流的，赌钱打牌的，都回来了，因为分了地给他们。但是土改的益处被一场又一场运动抵消了，而且科技并没有进步。解放后的老百姓们还是累得要死，产量不高，总是饿。

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的是邓，而不是毛。

参加座谈会的几位八十多岁老人中，李学坤老先生是个知识分子，党的干部，不是农民，他认为如今农民不再需要担心没饭吃，主要是土地制度的改革，而其他几个老人是一辈子的农民，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种植技术的大幅度提高。

土改前，没有土地的金井农民如何解决吃饭问题

和现在的农民赚钱的基本途径差不多：做工、做小生意。做工有长工、零工、月工三种。

好的经验丰富的长工一年可以收入32石租谷。看牛伢子这样的长工头一年4石，三年后可能是十几石一年的工钱。没有手艺的零工大多数是八升谷一天，一石谷四天。篾匠和裁缝这样的工匠一天一般是一斗谷，因为不需要晒太阳，不太流汗，工钱比砖匠木匠低一些，后者是一斗二升谷一天。月工主要是收获季节请。

有些人家需要请人来整地，自己家又没有牛的话，那这个零工可以带犁耙副当，赶着牛来。一直牛一天的工钱要算两个劳动力的，这个人带牛来整地一天要算三天的工钱。

做小生意的指的是那些不需要铺面的生意，比如猪牛贩子，卖豆腐，或者从豆腐店批发一些油豆腐，挑着走街串巷卖掉，在50年代，这些油豆腐担子一趟也可以赚几块钱。

那时候的人都吃些什么

即使是解放后，家家户户都有地了，因为耕种技术不够，产品一直很低。所以水稻是肯定不够吃的，要有红薯、小麦等辅粮。还是不够的话一天就只吃两餐，晚饭就不吃了。

东山村有个八阿公，把家产大部分分给儿女，自己一个人住，为了省钱省粮，晚上不吃饭，就在火堆里烧一个芋头当晚饭。这个老头土改时被划为了地主，所有的老乡都说他一世人“不抵”。

如果家里没有红薯地种红薯，就等村里其他人家挖掉红薯过后，去挖第二轮，把人家红薯地里那些胖胖的肉根洗干净，拿回家当饭吃。反正不管是不是大饥荒的三年期间，有很多年份金井地区的农民都在高山大岭里四到处找吃食。

在那个饥饿的年代，粮食是主要交换品，现在粮食不成问题了，钱成为了主要交换品。形容那时候的富豪人家一般是说他们家有几百石租，形容现在的富豪人家一般是说家里有人当官没有，当多大的官。

石灰和农药

家肥不多，石灰是那个时代最主要的肥料，同时石灰也有杀虫的功能。农民经常需要推着土车子来去四五天到浏阳或者汨罗去买石灰。

讨米讨饭

离脱甲东山不太远的，现在观佳乡的白石洞和仰山塅以前穷人扎堆，人多地少，经常有很多人出去讨米。所谓白石洞的48只苦菜篮，48根讨米棍就是那个饥荒年代的心酸写照。

有些不愿意背井离乡去讨米的就留在家里，周边人家一看到有人办红白喜事，就赶过去讨吃。这些人里面有大叫化，大部分小叫花子都听他的安排，主人家需要讨好这个人。传说这些大叫花子中有些会法术，能够让宴席的米饭怎么蒸煮就是不熟，但很少有人能够证实。乡下七袋长老是有的，九袋没听说过。【点击这里阅读一篇关于思公桥的汪叫化的故事】金井这边的大叫花在涧山村，离老街不远，他叫做连驼子。这些人吃饭不上席，四碗一壶地下一KU(蹲)，围成一圈吃。壶是指酒，不能少了酒，但也只要四碗菜。

脱甲以前有个乡长死了娘，葬礼是大场合，光叫花子就有八桌。给他们吃了一米箩饭还不够，干脆就挑出一担米，分给了这些饿鬼。由于人实在太多，为了保证没有人要了再来要，就把所有叫花子都关在一间房里，然后一个个出去领，领了吃的就走到另一边去，不能再进这间房。要是碰到有乞丐把饭吃掉以后偷偷地重新回来讨吃，那个分饭的师傅会用瓢把他的碗都敲破。那个乡长家里的葬礼上负责给丐帮分饭的是王氏兄弟，解放前杀过人的。

东西红黑

解放前老百姓害怕的主要是东西红黑，红是指抢劫，黑是指盗贼，西是指叫花子，东是指？。

一直到九十年代，金井乡下还有偷稻谷的贼，七十年代以前，几十年的饥饿使得形形色色的偷吃食的盗贼出现：偷菜、偷米、偷饭、偷红茴。。。以前没有冰箱，剩饭就放在饭篮里，有些贼肚子饿了，就进来偷米饭，甚至连同饭篮都拿走。

有一个有文化会写字的偷饭贼觉得很不好意思，还给主家留下一张纸条，说明自己“受实冇饭呷”，甚至还留下了一点点钱。

米与迷信

至今金井人的迷信活动中，很多还需要用到米。以前医学不发达，迷信自然多。这些迷信的细节不需要细说，但米作为主粮的神圣地位在古时候可见一斑。

周三和

周三和早早地没了爹娘，不是病死就是饿死，留下兄妹两个孤儿，冇田冇屋。周三和十三岁就把老妹嫁了，自己去当学徒，当缝纫，后来也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是仍然家徒四壁。有时候帮一些穷人家做衣服，49年做的，到50年主人才挑一些米上门当工钱。这些人家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整天提心吊胆，帮人家做衣，只好和主人家说要早点散工，去找东西给一家人吃。

借到了谷，往往是肚子里已经饿得不行，用推子推一下，去掉壳，用嘴巴吹一下，连煮熟的时间都等不了了，直接就嚼糙米。

作物

除了主粮稻谷之外，红薯是排在第二位的副粮，以前种麦子的历史也比较久，和荞麦一起都是春收作物，提高土地的利用率。高粱、大豌、小豌也是种了多年的粮食。

粮仓

一般人家都没有粮仓，大户人家和米店、祠堂等公家单位才有。普通老百姓用靛桶等来装数量不多的粮食。祠堂一般都是有租的，这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包括我们王家祠堂。有些祠堂有很多租，有好几个粮仓，碰到战乱年代需要征粮的时候，这些大堆粮食往往会首先被军阀或者其他人盯上。

金井地区插过蓝靛，这是一种经济作物，用来制作蓝色染料的。靛桶就是加工蓝靛所需要的工具。

柴山

1958大跃进之前，人们虽说经常饿肚子，但是并不缺少柴。直到大跃进，把乡下的柴山都破坏了，烧柴的问题到了八十年代分田到户多年以后，人们开始烧煤，才解决。

推子和碾子

推子是竹子做的，一般人家都有，负责把谷壳去掉。去掉壳的米外面还有一层薄薄的半透明米皮，那是糙米，不太好吃，以前的人不知道那样有营养，坚持要把糙米外的皮也去掉，那就要用到两种工具中的一种：对球和碾子。

中等人家都有对球，一次可以冲一皮箩米。有钱人家用碾子，有些用牛拉碾子，有些用劳动力。少数穷人家连对球也置办不起，只好去借别人家的用。甚至还可以借大户人家的牛和碾子用一个时辰，不用给钱。

为了让米变得好吃一点，要踩600下对球，费时费力。

灌溉

乡下把灌溉系统叫做水路，没有水路保证的田是不值钱的。家族之间为了水路打官司和争斗的情况很常见。金井地区的水库基本上都是58年大跃进之后修建的，即使如此，直到80年代，双抢期间由于水路发生争斗的情况仍然很常见。

双抢就是指每年夏天，那些种两季水稻的农户需要快速收割，然后翻地施肥，快速插秧。抢就是指赶季节。因为早稻快收割之前要尽可能让稻田干燥，而收割完以后清走稻草，就要开始放水了，翻地和插秧都需要水田，那个季节农村需要大量的水，所以会发生争水的事情。有时候为了防止别人偷水，一家老小晚上还守在外面小溪不同的口子旁。

买卖水田的时候，地契上要将这些水路也交代清楚，写地契要买笔杆子，写好之后再让本家读书人检查一遍，免得吃亏。有一户人家卖地的时候在地契上写着“卖地，但市子树不卖。”，后来和新地主打起了官司，因为新地主说：“这块地上有柿子树，没有市子树，这棵树是我买的。”

旱灾蝗灾

当出现天灾导致地里大幅度减产的时候，佃户首先是约东家出来看，商谈减租免租的事情，然后再去想办法，去其他地方挣点口粮，比如说逃荒。如果是大面积遭灾，政府就要出面赈灾。大多数时候，是湖北河南的人逃荒到金井这边来，这里的人极少碰到大面积天灾集体出去逃荒的。

土改时期闹过一次蝗虫，政府发动人们用纱布做成网袋，用水将蝗虫冲到地下的水里，然后用这些网袋去舀，装进袋子里。政府要求每个乡把抓到的蝗虫向上汇报，那次脱甲乡捉了上千斤蝗虫。

农药

农药是在土改后搞互助组、农业社的时候才出现的，在那之前都是石灰，偶尔也有用黄藤水的，作用有限。首先是用666粉，用机子打，因为毒性大，味道重，后来这种农药被淘汰了。农药的使用让粮食产量提高的同时，也使得解放前后出生的这一批农民普遍身体素质不好，寿命比他们的父母短。

种植密度

几个老农民普遍认为现在的种植技术的改善是解决农民吃饭问题的最大功臣，他们有些可能不知道谁是袁隆平，对于种植密度的问题是有非常深刻的印象的。解放前，一般都是一尺栽一兜禾，到了五十年代，种植技术开始走样，急功近利，大概是58年大跃进的时候，甚至还有11寸的种植密度，意思是两兜禾苗之间只有一寸的距离，就是三公分，一只小脚都挤不进去。后来又有46寸，66寸等，最后好像都是88寸的间距。

有一个座谈会的老人说，他当年有一个打轮子的推架（插秧时划线的），听政府的指导，老是要改来改去。

间作与连作

五十年代以前都是单季水稻，冬天种小麦等春收作物。为了提高产量，五十年代从湖区开始，尝试间作。就是在早稻还没有收割的时候就把晚稻种下去。等到收割早稻的时候，晚稻已经长到一尺高了，虽然收割时会把这些晚稻踩倒压倒，但是它们任性很足，收割完后用工具勾扶一下，它们又会站起来。这种间作技术不需要集中在双抢季节干活，晚稻不需要翻地施肥，有一定优势，但是产量应该是不高，所以后来被连作代替了。而且这种方式不知道如何种晚稻的，应该会有早稻碍事，种植工作效率不高。

所谓连作就是早稻收割完，连着种晚稻。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种连作技术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现在的金井镇是一部分连作，双季稻，一部分是单季稻。

妇女开始下地干活

农村妇女放脚几十年后，到了五八年大跃进，才开始下地干活。当地人很少说大跃进，总是说进食堂。这个举动一方面让农村多了很多劳动力，另一方面，也标志着妇女地位开始大翻身。

以前送亲，新娘这边的父母和其他亲戚不能先吃饭的，要等男方的宾客宴席过后，才给女席准备。到了现在，新娘这边的父母兄弟姐妹叔叔伯伯都是上亲，绝对是最尊贵的客人。以前母党最大（新郎的舅舅），现在排在第二。

在有些场合，以前要先放鞭炮，女方才允许说话。

红色土改和蒋氏土改

红色土改是强行把地主资本家的土地和财产收走，这个过程充满暴力和血腥，虽然让很多贫民开心，但是伤了那些地主资本家的心。从土改开始，整个中国几十年都充满了野蛮和暴力。李学坤老人作为一辈子在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他认为这个过程是合理的，不得已的。而我们编辑组70多岁的田壁君老人则认为台湾的土地改革更合理，也就是政府出钱向那些地主购买土地，分给贫民，整个过程中没有对立，没有暴力。

今天，台湾人均年收入是世界第33位。

收税征粮

民国时期，每次有部队经过，都要找当地百姓征粮，要物资。如果有抗拒不交或者没东西交的，国民政府就派人肩一把枪来要，最终老百姓只好打发一点草鞋钱、茶钱，把他们送走。

抗战时期，保长经常一天到晚在村里催粮。有一个大祠堂，公田很多，祠堂里有几仓谷，全部被拿走支援前线。

粮食统购统销

由于土改过程中，中农和富农的土地财产没人动他们的，这些家庭土地比较多，有余粮，贫农里面有些勤劳的，也有一些粮食想卖钱。这时候出了一个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就是用低价把这些富农中农的粮食收走，卖到城市。从此，农村一直处在给城市打工的地位，城乡差别就是从五十年代大幅度拉开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那时候，农村还有一些做生意出身的人头脑比较灵活，想办法做生意，把农村的产品卖到城市去，虽然粮油棉这些主要农产品可能不敢经手，其他东西还是偷偷摸摸地碰一下，其实是正常的生意，但是被说成了投机倒把。而本来不公平的统购统销政策，被描成了红色。

红茶生产

从晚清开始的金井地区红茶生产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而不是我们之前认为的解放后就不生产红茶了。而且，脱甲地区生产的红茶并不是我们常见的红碎茶，茶包，而是和绿茶类似的茶叶。这样的红茶和绿茶不一样，不需要炒，主要是晒，然后揉、熏。有些农户还会故意让茶叶上一点霉，增加风味。不过解放前的红茶大量出口到底是这种红茶叶，还是红碎茶，有待考察。解放后，金井地区的红碎茶包也曾经获得过奖。

50年代，脱甲地区供销社丢了300块钱公款，这是供销系统准备用来收购金井红茶的款，三块钱一张的钞票，总共有1000多块钱。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所以县公安局来人办案，最后发现偷钱的是一个当地的能人，会写会算。从这件事来看，50年代脱甲地区红茶的产量和品质都仍然是名声在外的。

陇bai子（跛子）

脱甲地区解放前有个bai子，家里揭不开锅，只好把崽卖了，救活了一家人，包括一个女儿。抗美援朝结束后，这个儿子回来了，他已经成年，而且是个志愿军战士，没有死在战场上。这个儿子认他的姐姐，但是不认父。

被卖掉的这个儿子应该是在买他的那户人家过得很不好，要不然也不至于回到老家和这个他仇恨的父亲住在一起，养父母家里过得幸福的话，他也不至于去当志愿军，挡炮子。

农业学大寨

农业学大寨的主要目的是扩大面积，提高产量，学习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以至于在金井地区出现了一个词汇，叫做斗笠丘，就是说只有一平米这么大的地方也被开垦出来种粮食。

我们先来介绍一个远古时期的部落联盟，叫九黎。蚩尤我们都知道，他和北方的黄帝斗得很凶，这个蚩尤就是九黎之君，也就是首领。历史书上说，蚩尤和炎帝都被北方得黄帝打败了，但蚩尤与炎帝是什么关系却没有定论，有人说蚩尤其实就是炎帝，有人说蚩尤本是炎帝手下一个部落首领，后来不服炎帝的统治，打败了炎帝；还有人则说，蚩尤是炎帝的后人甚至可能是儿子，为了给父亲炎帝报仇，与黄帝大战，结果战死了。

不管如何，蚩尤的九黎部落联盟在中原地区的原始社会时期是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甚至差一点就打败了炎帝和黄帝，将中华民族导向另外一个方向。现在看来，黄帝虽然勇猛比不上蚩尤，但更有头脑，善于使用工具，比如指南针等，所以最后的结果是蚩尤的脑袋被割下来了。

蚩尤和九黎部落都在北方，河北山东一带，和我们金井镇有什么关系呢？别急，这个九黎部落在被重创并且失去伟大首领蚩尤之后，演化成了一个新的比较松散的部落联盟，叫做三苗，并且从中原地区被驱逐出去，来到了南方蛮荒之地，和当地的原始人结合。这其中就包括长沙地区。

有人说苗族等少数民族就是三苗部落联盟的后裔，证据之一就是今天的湘西苗族仍然有相关祭祀活动，但也有学者认为毫无关系。不过长沙人金井人的先祖是蚩尤和三苗人是没有多少人怀疑的。

这个不那么强大的三苗部落在整个夏朝五百年时间里都无声无息，有人认为被大禹灭掉了，也有人认为他们在南方的山中延续了漫长的年代，一直支撑到西周晚期才被楚国彻底消灭。

史书中后来没有记载三苗，也许只是换了个名字，叫做荆蛮。

这个三苗部落有人认为可以叫做三苗方国，因为她后来有了都城，具备了早期国家的一些特征。都城在哪里呢？就在我们长沙，具体地点是宁乡县的黄材镇，这里有一个炭河里古城，就是三苗方国的首都。记得四羊方尊这件国宝吗？就是炭河里挖掘出来的商周青铜器。在那个远古时代，长沙宁乡黄材镇可能是整个长江以南最发达的一个小镇。

有学者认为，在整个夏朝和商朝，还有西周几百年，我们金井的祖先的首都在宁乡的炭河里，他们都是三苗的子民。北边虽然有强大的中原人，但对于湖南这样的地方并不感兴趣，所以三苗部落联盟也好，三苗国也罢，反正默默无闻地以差不多原始人的状态支撑了几百上千年。

西周晚期是个什么年代？出了什么事？

还记得烽火戏诸侯的历史故事吗？说的就是西周晚期的昏君，在戏弄诸侯之后自然也就彻底丧失了对诸侯国的控制力，中国的中原地区进入了春秋时期，也就是诸侯国称霸的历史阶段。不仅仅诸侯不听周王的，就是那些南方山里面的小国，也开始起来扩展自己的版图，其中一个叫做虎方。

虎方本来是一个以老虎为图腾的部落联盟，后来也发展成为早期的国家，都城应该在江西樟树镇的吴城。这个虎方就是商王朝一直头疼的南方山区野蛮部落中的一个，好不容易把它们打趴下了，过不了几十年一有机会就造反背叛。所以到了春秋早期，周王朝已经分裂成诸侯小国，虎方开始往北方扩展，同时往湖南这边打，占领了以前三苗国的大部分领土，包括我们金井。

虎方是在江西北边和安徽一带发展起来的一个中原地区势力以外的小国，等到金井就成为了虎方国的一部分，住在这里的三苗人这个时候就成了扬越人，是南方百越人的一个大分支，和越国没什么关系。

到这个时候我们终于对自己家乡的历史有了出土文物作为证据，现在湖南省博物馆里就有金井在1982年出土的文物 – 六个青铜古鼎，一些青铜碎片，还有一把只有20公分长的匕首或者叫短剑，距今有2800年，那个墓是越人墓，但也有后来的研究员认为是西周的。

也就是说，直到这个时候，对我们这些湖南人和广东广西人而言，我们的历史书说的其实一直是外国人的故事，因为直到楚国吞并金井之前，这里只是一个南蛮小国。既然虎方国的图腾是老虎，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湖南江西安徽的山中都有华南虎，难怪中原人不想来。醴陵甚至还出土过装饰着大象的青铜器，意思是那时候直线距离不算太远的金井也可能有大象出没？

想象一下：我们的三千年前的老祖宗们曾经和大象与华南虎一起生活在山林里。。。

虎方国吞并了三苗国，但到了春秋时期也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就是有中原地区的技术和文明，同时对南方山区也不算太陌生的楚国。虎方的版图不断被压缩，江西和安徽的版图被占领后，重要的铜矿失去了，势力迅速衰微，只好将江西的都城迁到长沙的宁乡炭河里，这个曾经的三苗国的都城。

春秋后期，楚国还没有足够的精力来完全占领南边，想了个办法，将他征服的罗子国驱赶到汨罗一带，作为楚国和虎方之间的屏障。到了战国时期，楚国的吴起变法之后，楚人开始大规模向虎方国所控制的湘江流域进攻，最终虎方国被楚国所灭。

这个时候我们的祖先都成了楚人，终于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人面纹青铜短剑

1981年12月，金井茶场垦荒种茶时，老乡们意外挖出了六个青铜古鼎，他们一直以为是几个香炉。1982年，湖南省博物馆派人来，就地清理了一处墓葬，这是一个土坑竖穴，出土了一件青铜人面纹短剑，长20厘米，棱脊突，长条形扁茎上有两圆孔穿过。

在北方中原地区打仗，古代用车的比较多，车上的战士一般都用长矛等武器，短剑不合适，它比较适合南方的肉搏战。金井出土的这把只有二十公分长，有些人叫做匕首，它并不是作战用的，如果是武器，土坑不应该只有一把，比如长矛等都是很多一起出土，这把短剑应该是用来祭祀用的，或者是征战所用的礼仪用器。

这个土坑里还出土了六件青铜鼎，也从侧面说明，短剑的用途不是用来作战。可是，如果墓主人只是个将军的墓，应该不会有这么多青铜鼎吧？我的猜测是，这么多祭祀用的重器是不是可以说明，当时金井是一个小部落中心，或者一个三苗国/或者虎方国的重镇呢？没有人去研究，这样的问题只有我们金井人才会有兴趣去想。

剑身近格处有一人面纹，人面倒三角脸、圆眼有双耳，长条形扁茎上有两个穿孔，博物馆的相关研究员认定是春秋早期的东西。

上面这把匕首上的人面很重要，它与百越系民族中一直盛行的祖先头颅崇拜的习俗有关。这把如今在湖南省博物馆里常年展出的匕首上的这个人，可能就是我们金井人的始祖，将近三千年前的一个金井部落首领。他可能死于一场惨烈的战斗，也可能是死于农业祭祀。
古代祭祀需要杀人作为牺牲，不是只有战俘和奴隶，也包括部落自己的首领，而且这些首领是自愿做牺牲的，为了部族的生死存亡，为了孩子老人不至于饿死，他们选择去死。后人则选择将他的光辉形象铸造在一把短剑上，永远留念，并希望这位祖宗给年轻一辈的战士们带来力量，保佑他们的安全。

另外一个解释是，那个阴刻在宝剑上的人面和原始社会打仗的猎头习俗有关，大概是用来吓对方战士的。

先秦时期，人们对世界的感知既有现实的部分，也有超现实的部分。“国之大事，在祭与戎。”因此，奴隶主贵族很重视祭祖，在青铜器上表现出这种热情。

南方出土的青铜短剑很多，但金井出土的这种短剑据说在长江以南是唯一的一把，不过在遥远的河南省也有出土。为什么即使在宁乡炭河里也没有看到？这是一个谜，解释之一是：这是当时越人学习中原地区的铸剑技术做出来的，解释之二：这是从中原地区流过来的，不是南方的越人铸造的。不管是哪种解释，金井镇在春秋早期或者西周时期的重要作用很明显，当时应该不是一个小山村。甚至，也许这几个青铜古鼎就是我们金井的老祖宗自己铸造的，要不然，在那个年代，搬运六个这么重的又没有实际作战用途的古鼎到一个遥远的小镇去，穿山越岭，危险重重，不仅要防备不认识的部落，还要防备山里的华南虎。

这把宝剑是个稀有物件，应该是身份贵重的人才具备资格佩戴，但它和六个青铜鼎都埋在一个连墓砖都没有的土坑里，不知道为什么。按道理，那个时候的人是会烧砖的，即使没有砖，好歹也要用石头砌一个墓穴吧？我采访过当年参与了茶场开荒的当地人，她说，挖到这几个香炉的时候，周边确实没有墓砖。那个地方在一个小山腰上，就是如今的三棵树茶园那一大片平整的茶地那里，不会被水淹，按道理 ，如果是木棺，3000年后也不一定腐烂得渣滓都没了。

石器、陶器与青铜器

据资料说，六个青铜鼎的风格与北方楚国不一样，也与中原不同，有很强的地方特色，表示春秋早期金井还是南越人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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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湖南出土的几件春秋越式青铜鼎上，腹部主纹上下装饰阳突的“〈”组成的纹带，以长沙县金井乡干塘坳出土的1件青铜鼎的纹饰最为清楚，此纹样被当地学者名为曲折纹。（现在已经没有干塘坳这个地名了，40年前就已经被开垦成了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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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商朝时期，我们中华民族已经有了甲骨文，但是在长沙地区，直到商朝早期，我们的祖先，也就是三苗人，基本上还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只有石器和陶器，没有青铜器。那个时候中原的文明基本上还在长江北岸，只有商朝才勉强在长江南岸建立了军事据点。

商朝中期以后，洞庭湖东岸，包括岳阳地区和金井，兴起了一支新的文化，叫做费加河文化，这是一支由湖北、江西来的外来势力与长沙本土土著相融合产生的文化，标志之一就是终于会制造简单的小型青铜器了。

商朝被周朝灭掉，王朝更迭之际，文化迁徙增加，一部分商朝居民和江汉平原上的地方势力被驱赶到了洞庭湖以南，费加河文化于是被新一代的更先进的炭河里文化取代，青铜制造技术非常成熟，造出了举世闻名的四羊方尊。这些北方来的人也带来了其他技术，使得这里社会分化加剧，第一次出现了都市，也有一些小镇。我们可以假设，金井作为一个小镇出现，就是在商朝被周朝灭掉这段时期，也就是2800年前。

而湖南省博物馆的那把宝剑上的人面纹，就是我们共同的老祖宗，一个为了子孙后代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的值得尊敬的英雄。

后来，楚国和中原势力往南发展，是先从岳阳然后平江来的，岳阳和汨罗在某一个时期被楚国控制，而宁乡则还是虎方国，金井位于这两者之间，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可能会比宁乡炭河里稍微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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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长沙先秦历史初探》-兼论炭河里古文化 作者：喻立新
• 论湖湘文化的第一次断裂与融合
• 点击这里查看先秦时期湘江流域出土的一些文物图片

这是喻立新的观点，供读者参考：长沙之地在先秦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夏代至西周晚期为三苗时期，三苗于商末周初进入文明社会，炭河里古城址是三苗方国的都邑所在地。宁乡黄材是三苗商末西周时期的政治中心。

第二阶段，从西周晚期至公元前491年为虎方时期，宁乡黄材一带是虎方方国春秋中晚期的都邑所在地。

第三阶段，从公元前491年至前223年为楚国时期。此一阶段分前后两期，从公元前491年至“吴起相悼王”之时（即约公元前388年至382年期间）为楚国前期，长沙之地属楚黔中郡；从“吴起相悼王”之时至前223年为楚国后期，长沙之地隶属楚洞庭，宁乡黄材是楚洞庭郡治。

朱洪武登基是1368年，明朝洪武以来六百多年间，我们金井人说的都是江西话，也就是赣语，因为我们都是江西人的后裔。

湘东地区最后一次大规模移民是明朝初年，也就是洪武年间，从那以后，即使是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湘东地区的人口都没有断过，虽然断断续续都有百姓迁徙，但是这些外来人口因为数量少，他们必须学会当地人的方言，也就是现在的金井话，也叫赣语，金井人在这片土地上说赣语已经六百五十年了。

金井人的祖先应该来自江西修水县周边

湖南东北部的家谱显示，大部分家族的祖籍都在江西，而且主要是吉安府和南昌府过来的，南昌府和我们湘东北相对比较近，所以应该都是来自于南昌府。

金井如今是一个四万人的山区小镇，北面是平江县，属于岳阳地区，他们说说平江话，我们两种方言之间相似之处很多，互相能听懂对方的方言，可以判断我们是同根同源，都是从同一个江西南昌府的某一个地区迁移过来的。

金井西边过去是长沙县的开慧镇，再过去是岳阳地区的汨罗，这个东西向狭长地带的居民，包括金井、开慧、汨罗的一部分，说的是同一种方言，暂且叫做金井话。可以说明，我们不仅仅是从南昌府同一个地区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祖先应该曾经生活在同一两个镇上，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之间的方言基本上只有一点点口音的差别。

我去过与平江搭界的江西修水县城，他们说的话我全部能听懂，好像和平江话没什么区别，所以金井人的祖先八百年前应该生活在江西修水县附近。

想象一下，明朝初年江西填湖广时，有一队来自南昌府的赣人汉子，推着土车子，车上坐着一个小脚妇人，或者几个孩子，妇人身下是细软衣被，跋山涉水拖家带口来到金井落地生根，插标占地。后来的人跟着过来，由于好地已经差不多被先来者占了，于是一路往西，先经过金井镇的脱甲桥，然后是开慧镇，看到有荒芜没人种的田地就安家，一直到达西边的汨罗地区，也就是当年屈原投江的地方。直到已经没有地可以占。

为什么我们的方言和长沙话差别这么大？

金井的南面是同属长沙县的高桥镇，这个镇有一半人口说我们的金井话，另一半人说的是长沙方言，这两种方言相差很大，我们因为经常去长沙市，所以都可以听懂他们的话，但长沙孩子基本上完全听不懂我们的金井方言。我们虽然在地理上相距很近，但是血缘上相距很远。我们是江西人的后代，他们是湖南人的后代。

洪武落业之前几年，朱元璋曾经血洗湖南，其实不是整个湖南，而是我们湘东地区，尤其是湘东北，也就是现在说赣语的这些地区。他为什么要血洗湘东北？这是因为湖南湖北是陈友谅发家的地方，这里是他的大本营，所以陈友谅在鄱阳湖死后，他的部队往武昌撤，这里是他的都城，朱元璋追到武昌，陈友谅的儿子出城投降了，但陈友谅的弟弟和部分将领不愿意投降，他们就往最后的大本营 – 湖南撤退，朱元璋继续追，还没有到达长沙城，半路上陈友谅的弟弟也死了，剩下的残兵败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躲进长沙城，而是分散躲在了湘东北的山中，现在平江县有一个石牛寨，浏阳也有一个石牛寨，我们金井有一个黄英寨，都是当年的最后据点之一。周石牛和黄英都是陈友谅手下的将领，至于为什么平江和浏阳相距挺远的两个地方都有一个石牛寨，就不得而知了。

从浏阳石牛寨和我们金井黄英寨残留的一些线索推断，当年的地方百姓对这些残兵败将确实是很支持的，难怪朱元璋剿灭这几股残余势力之后，要血洗当地百姓。网上有不少学者说朱元璋血洗湖南其实是讹传，应该是血洗胡蓝两大家族，这个不对，这种说法无法解释为什么整个湘东北都没人了，需要那么大规模的移民。

在如今说长沙话的地区，找不到这么一个类似石牛寨的地方，可以说明当年陈友谅的部队没有躲到那些地方去，距离长沙城还有些距离，所以没有遭到朱元璋的报复。

为什么我们听不太懂浏阳话

金井的东边，翻过大山是浏阳。由于大山的阻隔，我们之间至今没太多交集，相互之间也很难听懂对方的语言；但是比起长沙话，我们之间的语言相似之处多很多，毕竟大家都是江西老表，而且都是来自于南昌府。

金井人的祖先来自东北方向，属于以前的南昌府的北部地区，而浏阳人的祖先来自于南昌府的南部地区，所以我们能听懂对方一部分语言，但不是全部。

其实浏阳也只是一部分人说我们熟悉的浏阳话，他们和我们这边一样是十里不同音，有说客家话的，有说湘语的。

长沙话是湘语的代表

长沙人听不懂浏阳话也听不懂金井话，他们说的是湘语。我们和浏阳人都可以听懂长沙话，因为它是湖南省的“官话”，从小就听老师在课堂上讲。

但在元末明初的朱元璋血洗湖南之前，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都或多或少经历过人口锐减的悲剧，以前的长沙可能也面临过需要大规模移民进来的局面。所以如今的长沙话也可能是外来语言。

韩少功的《马桥词典》

湖南作家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写过一本在国际上获得过大奖的类似小说的作品，里面记载的是汨罗一个叫做马桥的村子里的方言词汇，和他作为知青下乡听到见到的故事。汨罗离平江和我们金井都不算远，很多词汇是共同使用的，汨罗和平江都是岳阳地区的一部分。
书里面有一个例子，是“夷边”这个词汇，马桥当地的意思是“外边、周边”。我们学过语文都知道 夷 是一个古代词汇，比如蛮夷。平江县也是这么说的，我们金井的双江等偏北部的村子同样不说外边，说夷边。但是我们家同在金井镇，与双江相隔十几里，却不这样说，我们说【外头】，十里不同音。

《马桥词典》这本书里面的很多词汇也正是我们金井这边的方言，据说相当一部分是远古时期的雅语，也就是孔夫子当年讲课所使用的中国官方语言。他在日常生活中与家人邻居说的是鲁语，也就是方言。这就和我们现在的老师大多数在课堂上说普通话，也就是官话，生活中说方言一样。

金井话与平江话的关系

有学者说平江话是中国语言的活化石，就是说平江方言里有很多是远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词汇。比如平江话、我们金井话都把“站着说话” 讲成 “企得港话”。企字在古汉语里正是站立的意思，甲骨文写这个字是一个人长着一双大脚，稳稳站立。另外，平江话与同样比较古老的粤语和闽南语也有不少相似之处，据说广东人能够比较容易地听懂平江话。

大概可以这样理解，粤语与平江话都是古代雅语的直接后裔，其他语言多多少少都夹杂着不同地方的语言元素，只是离中原越远，保留的雅语词汇就越多。

在广东广西这种南方地方，人们说的汉语言很古老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平江会比较特殊，离湖北和中原不算太遥远，却保留了比长沙地区更多的古语词汇呢？这可能和平江地区山多、交通不发达、环境闭塞有关。直到今天，我们这些离平江很近的长沙人都认为他们那里似乎永远都是贫穷落后的，而且民风彪悍，有一点原始。我们金井人有时候会去平江吃喜酒或者送葬，就会发现他们似乎保留了比我们长沙人多得多的古代习俗，比如那边的人如果家里老了人，娘舅过去孝子孝孙全部要远远地出来跪在路边，然后孝子要在路上翻跟斗，意思是告诉娘舅，孝子非常伤心以至于捶胸顿足。

平江方言源自南昌赣语，他们的江西老表也同样生活在江西的大山之中，具备保留雅语词汇的条件。

平江话说【这个人】是：【yi Go nin】，和朝鲜语一致；我们金井话说成【gei Go nin】，长沙话是【go Go zen】，可以看到金井话似乎是平江方言和长沙方言的混合物，只是因为地理位置上更接近平江，因此也更倾向于平江话。

金井话夹在长沙话和平江话中间。在我们南边只有十几里远的高桥镇，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同一个村子，相隔两百米左右的两户人家，一家人说我们金井话，与平江话同根，另一家人则说长沙话，属于湘语，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幸亏大家都习惯了，听得懂对方的话。我去那个地方走亲戚，往往会不知所措，不得不在长沙话和金井话之间跳来跳去。

其实两种方言里面还是有很多词汇是一样的，毕竟都是南方，都保留了很多来自中原地区的雅语、官话词汇，比如：

• 祖父：长沙人平江人和我们金井人都说 diadia；茅斯，指厕所；闲素：平常；遭干：干旱；长沙人说【碰哒神】，金井人说【碰哒神气】，意思是【晕了头】。

关于新湘语和古湘语

所谓的湖南话主要是长沙话为代表，包括益阳、株洲、湘潭等地，说的都是一种方言。实际上长沙话只是新湘语的代表，而南边的湘乡话才是更古老的古湘语的代表。也就是说，我们金井的老祖宗在元末明初以前，是说长沙话的，说的是新湘语，浏阳平江也是。

平江属于岳阳市，岳阳地区的大部分人说的岳阳话和今天的长沙话差不多，都属于湘语，只有平江和汨罗的一部分说赣语，也就是在如今的平江石牛寨周边。岳阳市周围没有藏匿陈友谅的残部，所以没有被报复，所以也没有移民。

在五代十国南北朝时期，中国也是战乱频繁，经常出现大规模的移民，都是从中原地区往南方山区迁移。先是与当地人说的语言融合，形成了古湘语，后来新的移民再次叠加在长沙及其他湘北周边地区，方言再次融合，成为了新湘语。

相比长沙话，湘西和常德地区说的话属于西南官话，这就是当年移民南迁的一个证明，那里的语言保留的湘语词汇比较少，北方人听懂他们的语言比听懂长沙话容易很多。

金井人在南北朝之前说的话应该和现在湘乡地区说的方言差不多。想不到吧？我们长沙人总说听湘乡人说话就像对方准备找人打架一样，一个字也听不懂，原来我们的长沙古人曾经就是说那种语言的。不过时间不算太长而已。

楚人说的是什么语言

楚国人在春秋战国时期为了争霸，向中原地区的人学习雅语，所以楚国人说的话和雅语差不太多。刘邦的政权是我们楚国人为主，建立汉朝后，就将楚国人说的话立为汉朝的官话。经过汉朝几百年，三国两晋，以楚国话为基础的官话被整个华夏民族接纳，也就是中原官话。

客家话

东晋灭亡后，中原地区被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战争不断，中原人纷纷逃离到南方来，很多时代居住在大山里，他们就是客家人，意思是只是过客，迟早要回到中原老家。这些一门心思要回家的中原人坚持说自己的更优雅的官话，不和当地方言融合，一千多年来语言变化比较小，所以至今居住在不同省份的客家人仍然能够互相交流毫无障碍，因为这些客家人说的客家话就是中原官话。

至少我知道现在浏阳东乡等地的客家人就一直坚持说自己的客家话，完全没有被赣语和湘语同化，所以有理由相信，客家话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中原官话，从汉朝刘邦开始到南北朝期间，我们金井地区居住的先民说的是和客家话差不多的语言，就叫汉语吧。

粤语是直接传承自诸子百家时代的雅语，中原官话是楚国方言与雅语的结合，客家话是中原官话，所以现在的粤语和客家话很多词发音是一样的。

温州话

那么在汉朝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呢？楚国吞并长沙之前，金井属于南方的虎方国，江西那边过来的。虎方国说什么语言？应该是南方越语，当然这是一种没有历史根据的猜测和统称，在那个很原始的年代，相隔万里的人们说的话不可能一致，但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共同的词汇和发音流传下来。

南方越语又是个什么玩意？据说现在的温州话特别难懂，又很复杂，专家说因为相对闭塞的温州保存了还算比较纯正的南方越语的基因，所以在春秋战国的大部分时候，我们金井先人说的话应该有些接近现在的温州话，想不到吧？

那时候湖南也开始经常打仗，尤其是北方长沙地区一带，所以湖南中部南部地区现在应该也有一些方言词汇是难民带过去的。

苗语

金井在非常漫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非常蛮荒的，那时候的人属于三苗部落联盟，说的话没有名字，只能取名为三苗语。如果现在的湘西苗人就是三苗的残存，那么我们的金井先人在夏商西周那个部落时期，说的话和现在的苗族语言估计有些接近。

史记：三苗在江汉、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传说，尧时，三苗作乱，尧发兵征讨，作战于丹水，打败三苗。禹时，三苗不服，禹与三苗进行了一场历时70天的大战，从此三苗在历史记载中消失。此后，史籍中不再见三苗的活动。

汉魏学者一般说，三苗是以蚩尤为君的九黎部落后裔。下面这个文物就是三苗部落时期的器物。

好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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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茂文先生老家在双江乡青山村。旅台数十年，乡土之情，无时或释。 自、海峡开禁之后，不仅书信频传，而且每年几乎都要回乡探亲一次。他在旧居的原址，建造楼房一幢，与兄弟合为一院，名日饶家园。 1992年，双江乡石板桥高小要改善办学条件，充实教学设备，资金缺乏，一时难以筹措，经研究，邀请旅台乡亲资助。茂文先生回乡探亲期间，也曾了解家乡教育概况，接到函信后，就他所知的各位乡亲，以各种通讯方式分别进行转告，各位旅台乡亲都非常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都踊跃慷慨解囊，热心支持，共集得捐资计美金1700元，新台币9300元。所有联络电话费、邮资、汇费、影印费等都由茂文先生负担。 93年重阳节，在石板桥高小举行交接仪式，茂文先生夫妇亲自参加了，代表各位集捐的旅台乡亲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盛赞家乡的新貌，阐述了发展教育事业的深远意义。双江乡党政领导同志代表全乡人民向饶先生并通过饶先生向各位旅台乡亲的热心襄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加仪式的还有石板桥高小（原崇德完小）的老校友和饶先生的老知交。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盛会，深为旅台乡亲的爱心所感动，填俚词《临江仙》一阕并书成条幅以赠茂文先生：

阿里龙华相望，洞庭日月波平。多劳鱼雁寄书频。黄花迎客笑，赤子故园情。 白发一堂欢聚，沧桑旧梦重温。百年大计最关心。心桥连两岸，同作育花人。

慷慨资助的芳名如下，记以铭谢：饶文炳先生、饶伯昆先生、饶湘俊先生、饶子蕃先生、饶文岳先生、饶茂文先生、饶彦夫先生、饶日章先生、饶建国先生、吴学仁先生、吴渡海先生、吴福恩先生、吴剑中先生、吴敬梅女士、杨铁夫先生、杨淑梅女士、杨菊英女士、陈金富先生、陈德庆先生、喻达士先生、张淑莲女士、宋达文先生、黄建文先生、廖亿纯女士。饶茂文先生对青山学校、饶文岳先生对大桥学校另有捐助。

2022年，我们井溪景区重新修了一个码头，叫做茶运码头，和以前的老码头相比，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

• 如今的茶运码头主要是一个金井古镇的纪念地，是一个游泳玩水的场所，以前的码头没有茶运两个字，是一个货运中转站，茶叶只是一部分货物，有一些大宗商品包括石灰，用船从下游运来，也是在这里上岸；
• 老码头在河的对岸，东岸。因为地球自转运动，河的东岸明显水深很多，适合停船，而现在的茶运码头主要是玩水，那西岸更合适，这里水浅。如果以后河里再也不挖沙的话，西岸迟早又会形成一片沙滩，尤其是现在的茶运码头这个地方，很适合形成沙滩。现在来我们井溪景区，要过一座金井桥，过桥之后沿河而下的左边，以前就是金井老河的大片沙滩，所以这里有两个村民小组如今的名字还是洲上，意思是沙洲上。
• 由于以前的码头在河的东岸，也就是靠近古井这边，所以以前的茶庄，也就是茶叶加工厂，都建在古井这边。清朝到民国，中国的茶叶产品就是从这个码头，运到了世界各地，包括欧洲，晚晴和民国时期，金井以及湖南出了那么多读书人，能够看清楚世界的人，应该就和湖南的茶叶大量出口赚了钱有关系。

关于辛追夫人和陪葬的茶叶

在马王堆一号古墓中，出土了一些西汉时期的茶叶，那是安化黑茶，虽然这个墓里面没有绿茶和毛尖陪葬，并不能说那时候的长沙周边不种植绿茶，毕竟黑茶的加工比绿茶更复杂而讲究，更有档次，绿茶大概因为太普通，没有陪葬在这个贵妇人身边而已。

金井距离马王堆比起安化要近得多，所以辛追夫人一家大多数时候可能喝的是金井等周边地带生产的绿茶。应该可以这么说，既然黑茶都有了，绿茶当时在长沙国里应该挺普遍的了。

前往长沙国的利仓一家

楚汉相争，有一个姓吴的江西人，一起参与了推翻秦朝的农民起义，他先是追随西楚霸王，被项羽封为衡阳王，后来霸王倒了，他归顺了刘邦，被刘邦封为七个异姓王之一，衡阳王成了长沙王，长沙国于是诞生，江西人吴老板成为了第一任长沙王。

刘邦一旦立足根基，就开始铲除这些开国功臣，只有长沙国因为位于广州的南越国与中原之间，是一个重要缓冲地带，所以一直没有铲除，但是刘邦毕竟对吴氏不信任，所以就派了一个同样一同打天下的但是地位稍微逊于吴老板的河南人来监督他们吴家，这个河南人本来封地是在河南，叫利仓，现在到了长沙国当丞相，既要听从刘邦的，也要听从长沙王的，他也有爵位。

这个利仓的老婆就是辛追，马王堆一号墓的主人。利仓自己的墓是马王堆二号墓，利仓的大儿子是三号墓。二号墓和三号墓都没有一号墓大，是因为他们都先死，辛追先死了老公利仓，相位爵位被大儿子继承，但他也死在了娘之前，辛追还有个二儿子，继承了兄长的爵位和相位，他先和兄长一起安葬了父亲，然后安葬了兄长，再又安葬了自己的母亲，很有经验了，何况这个时候他继承了兄长的爵位相位，有些实力。所以虽然母亲的地位远不如父亲和兄长，但由于后安葬，儿子可能也比较孝顺，准备时间比较充分，所以这个墓规模是最大的，陪葬品超过了辛追的丈夫和大儿子。

金井位于长沙国与中原之间的古道上，也许当年这个辛追夫人和丈夫从河南的封地过来，就在金井古镇上一间客栈里歇息过，她可能还喝过金井古井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