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湖南长沙县金井镇，湖南东北部，往东穿过二十里山路就到了浏阳，再穿过几十里山路就是江西。我们的祖先是从江西迁到浏阳秧田村，再迁到金井镇的。罗氏家风，教育为先，浏阳秧田是全国闻名的博士村，一个五千人口的不大村落，几十年里出了26个博士，让人对这里的学风刮目相看。
嗲嗲娭毑
金井镇所有人都叫爷爷为公公，只有我家叫爷爷为嗲嗲（读音如此，应该是爹爹）。这么叫可能是因为我嗲嗲是抗战前期从20多里外的高桥镇付堂冲躲壮丁到金井落户的，他不是金井土著。
整个高桥付堂冲村子的居民都姓罗，我嗲嗲排行老四，是个遗腹子，打出娘肚子就没见过爷，四岁又死了娘，是大老兄拉扯大的。这个大老兄当年应该也只是个少年，带着两个老弟一个老妹一起长大成人，想必异常艰辛，却也被村子里的罗氏家风熏陶，在心底种下了教育的种子。嗲嗲的大老兄不知何故终生未婚，三哥只有一女，二姐有一子一女，他自己有二子三女：伯父、父亲和三个姑妈。
这三个姑妈都是当年金井的高学历姑娘。大姑妈在六十年代读完了初中，家里实在没钱供她去省城长沙读高中，只得放弃。二姑妈三姑妈比大姐小十几岁，读完初中时金井已经有了自己的达德高中，嗲嗲娭毑继续发力，又勒紧裤带供她们两只妹子读。两个姑娘都会读书，毫不费力读完高中，准备高考，却碰上文化大革命，高考取消，只得回家种田。一家人竹篮打水一场空，好不气恼。
嗲嗲的二姐有两个孩子，大儿子是个驼背，小女儿读书成绩不错。兄妹俩还没成年娘爷也都死了，驼背大哥给妹妹当起了爷，枉死判命（倾尽全力）供妹妹读书，读完初中又到长沙读高中，后来竟然考上了大学！这个驼背没有任何手艺，只能靠烧炭卖点钱，日夜贪黑用土车推到很远的长沙城去卖掉才能换回妹妹读中学和大学的学费和伙食费，直到妹子毕业有了工作，当了城里人的老师。
嗲嗲娭毑不让我父亲读初中是因为伢子很小年级就可以帮家里做很多事，妹子回家反正也做不了事，不如让她们冲一冲，兴许能改变作田人的苦命。其他人家，比如我奶奶，在娘家连个名字都没有，更别让她读书了。我奶奶直到嫁给我嗲嗲才有了个名字，她丈夫取的，还普通至极 – 王淑华。那个年代十个中华女性只怕有两个叫淑华。我母亲叫金淑华，一个邻居叫毛淑华，还有一个死了的邻居娭毑记得也是毛淑华，都嫁到了毛家。这几个淑华没一个可以说好命的。而我的三个姑妈名字就比这些家族书香气足得多，大姑妈青山，二姑妈水秀，三姑妈成香。
倾尽全力
嗲嗲娭毑供三个女儿读书算是倾尽了全力想改变子女的命运。在那个饭都吃不饱的年代，大多数农村女孩儿都是小学没毕业就回家帮家里做事，挣工分。我妈就只读了四年级，她嫁过来后有时会抱怨 家娘家爷（公公婆婆）对女儿偏心，她一个新媳妇起早摸黑挣来的工分想给儿子（我）做件新衣裳都不行，因为一家人先要保证两个妹子的学费和课本钱。无奈我爸应该也是拥护爹妈的决定的，她做不了任何主。一家人是这样想的：如果两个姑妈真考上了大学，就会成为公家人，那时朝中就有人了，罗家做什么事都好办了，现在勒紧裤带是值得的。但那个姓金的傻媳妇血管里流的不是罗家人的血，她不管那么多。
后来恢复高考，我二姑妈看着公社墙上的通知，回家拿起空置了多年的书包，又放下，叹了口气，她要嫁人了。三姑妈是个女斗士，在没有灯盏下狠狠地复习了一段时间，还是落榜了，她没有再尝试考第二次第三次。其实姐妹俩读书一直都是尖子生，估计全国第一年恢复高考时竞争太激烈了，其中很多都是城市知识青年，底子比她们乡里妹子到底要厚一些。要是两个姑妈不放弃，再考两次，也许就中了。可惜那个时候整个国家折腾来折腾去，将很多年轻人的志气和韧劲都磨掉了。
后来我们村比我姑妈小几岁的一个本家姑妈罗桂香就坚持不放弃，连考了三次高考，终于考上了，后来当上了长沙市的什么官，至今还能给村里和家里人带来实惠，比如拨款什么的。她小几岁，没有受文化大革命太大的影响。而且家中有两个哥哥照顾，供她一个人读书要轻松得多。
我的高考
1988年我初中毕业，以金井中学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长沙县第一中学，这是一所重点学校，让乡亲们刮目相看，因为在我之前金井镇还从来没有学生去这所学校上过学，但是很多人都知道考上一中在当年就是一只脚跨进了大学门。三年后我妹妹也考上了这所名牌中学，当时整个金井镇算是头一家。几年后我三姑妈的两个女儿也先后进入这所中学读书，让我姑妈出了一口恶气。他们兄妹俩供养我们后班子读书也是蛮亡命（拼命）的。不过罗氏祖先种下的读书种子终于在我们这一代生根发芽了。
我们那一年高考分四科：理工、文史、医农、还有地矿啥的。本来成绩中等的我选择了理工科，信心大增，因为我很讨厌历史、政治，也不喜欢化学，而理工科学生只要考语文、数学、外语和物理，四科我都不怕。我一直是文学社社长，作文不是问题，语文成绩不会差到哪里去，数学和英语是我强项，物理经过自己加强也有个中上等。考上一中我的一只脚进了大学，分科后另一只也跟进来了。
当时高考都是选择在每年最热的七月七号开考，那时候没有空调，热得不行，我和不少同学都中暑了，寝食难安。我连续多天毫无胃口，睡不着觉，身边又没个大人照顾，班主任老师是最后一期分班后的新老师，我这样的学生不会想到去他那里寻求帮助，结果高考时我严重低血糖考砸了。第一堂语文考试两个半小时下来后我是最后一个离开考室的，双眼发黑，摸到教室门口站了好久才离开。150分的语文我只考了90多分。记得当时的作文题是这样的：看图作文。第一张图，妈妈给小儿子夹了一块鱼，自己碗里都是鱼刺，笑眯眯地和儿子说：“娃，这鱼你吃，我喜欢吃鱼刺。” 第二张图，还是娘俩坐一块吃鱼，儿子长大了，嘻皮笑脸给白发亲娘夹了一块鱼刺，说；“妈，您喜欢吃鱼刺，都给你！” 我当时就很纠结，这儿子是不孝呢？还是真以为妈妈喜欢吃鱼刺呢？我也猜得到出题老师是要我们选择这儿子不孝，写篇议论文，大多数考生估计也没想其他的，可那个中暑的罗氏少年就犹豫不决，他想，说不定这人真的是温室里长大的，以为天下人都喜欢吃鱼刺呢。
如果没有中暑，我估计会很轻松作出决定，很快下笔作文，但是中暑的人或者生病的人往往会变得稀里糊涂，因为他们连作决定的力气也没有了。
下午考数学，150的总分只考了120分。当年的数学真的不难，正常发挥考140多是很轻松的。我记得最后一道大题是关于椭圆形的，我竟然连椭圆形的面积还是周长计算公式这么简单的东西都记错了。不过到了高考第二天，不知道是不是破釜沉舟的心理还是什么原因，天还是一样的热，我仍然吃不下饭，却发挥比较正常，英语和物理都考了140多分。考完后我知道自己很可能落榜，估计就在录取线上下，于是一个问题开始变得很现实。如果没考上大学，我会复读吗？还是干脆就回家开始挣钱养家？我当时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独立了，继续复读考上大学虽然希望很大，但是对我诱惑力并不大，我不想再给父亲增添负担，也一直非常渴望独立，去城里和外面的世界闯一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如果不读书了，我绝不待在农村种田，我会马上捆起衣服被子凉席去城里找工作，哪怕一点门路都没有我也要去闯。不管命运给我什么警告，我只跟着感觉走。
看分数的那天我在班车上遇到了一个同样戴眼镜的金井脱甲的姑娘，她是一中的复读生，本来比我高一届的，一起去看分数。她有同学已经在读大学了，所以和我讲了很多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东西。比如说，她和我的成绩估计都在录取线上下，如果录取了，很可能是大专。我说我根本没有填写大专的志愿，而且写明了我不服从分配，要我读大专我宁愿复读（我不是我们班唯一一个这样填志愿的）。她告诉我即使你这样填，也可能被一所叫做基大的长沙本地垃圾大学录取，因为那所学校很差，没人报考。她有同学就在那所垃圾学校读书。我听了有些忐忑不安，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一天会去一所大专学校读书，最起码也是湖南师范大学之类的。现在竟然开始希望被这所从没听说过的基大收到他们的垃圾袋里去，因为在家等高考分数的日子太让人压抑了，父亲本来对我抱有很大的期望的，他眼里的失望和担心比我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复读的话，滋味肯定更不好受。
我和那个学姐估计的分数都比较准确。拿到分数后，看样子她和我都很可能上大专。
看完分数回到家，我的左手开始严重发炎溃烂，因为当时是双枪，去长桥一中看分数之前我割禾的时候不小心割破了无名指和中指之间的分叉处手掌，以为不要紧，结果越来越厉害，疼得晚上根本睡不着，白色的血管都露出来了。父母对双枪期间的这种问题司空见惯，又要忙双枪，根本无暇顾及我的痛苦。偏偏这时候我父亲给人家用耕田机犁田的时候，连人带机器从一米多高的田埂上掉到了下一丘田，被压在烂泥里，一条腿膝盖被打碎。十八岁的我背着父亲在卫生院上上下下累得不行，平地上还好，偏偏那个该死的卫生院有上下两栋，从门诊去上面一栋看医生要背着他爬三十来步户外阶梯。实在爬不动了又不能放下，结果用尽了洪荒之力爬到上面差不多腿抽筋。好在那个时候的我对腿抽筋习以为常，每年双枪踩打稻机都会抽几次筋。
卫生院的青年医生是本地人，很野蛮，明明我父亲的膝盖被打碎了，他也左按右按，疼得我父亲只叫，他却说不按就找不出骨头碎在哪里。当时的卫生院自然是没有什么高级设备的。后来这个家伙给我的手清洗伤口、切掉坏肉、缝针的时候好像麻药根本不见效，还是他根本没有打麻药，疼得我赶紧用右手抓住左手，免得它缩回来。我妹妹坐在旁边看见我紧咬牙关也手足无措。那个暑假她读完了初中，也是忐忑不安不知道去哪里读高中，大家日子都不好受。
我的手伤愈合了，父亲却变成了一个瘸子，大部分气力活都做不了了，因为受伤的那条腿脚面提不起来，软嗒嗒的，筋没接上。要是我们家有钱就可以送他去长沙或者至少去路口镇的县中心医院治疗，可惜我们没钱。那个时候心里每天都是沉甸甸的，盛年的父亲突然之间成了残废，两个读书郎要用钱，地里的活还没干玩，要晒谷、送粮，总之一家人都难得笑一次。妹妹也报考了一中，但是她的成绩没有十足的把握上这所中学，有可能被附近的九中录取。于是蹶子父亲又拐着脚去找关系，一个叫做吴年祥的老师，确保她能进一中，真不知道他那时候准备做什么来供养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寄宿学校的女儿读完接下来的几年书。他好像和我们商量过要去赶脚猪（公猪配种），还想过在金井街上修单车补鞋子，这个修理工作他还确实还在行，公猪配种可能就嫌脾气火爆了些。问题是那能挣几个钱？自然这些刚出口就都遭到了我妈的坚决反对，倒不完全是因为挣钱少的原因。男人是个赶脚猪的，这话太难听了。我们做子女的估计再也不敢带同学回家。不过好消息是瘸子找关系的努力起了作用，妹妹刚好在一中分数线上，和她同分数的全县考生有一半没有被录取，她被吴老师照顾幸运地进入了一中。
在我等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有一天收到了一封信。邻居大姐大嫂大呼小叫地拿着那封信跑进我家给我，说我被清华大学录取了！我淡淡地笑了笑，这是不可能的事。拿起信封一看，的确是清华大学寄来的，不过是我一个高中同学盛仕斌寄给我的，他还在我们读高三一年级的时就被保送进了清华。这个时候他已经在清华做什么准备了，这家伙一进去好像就当了系里面的学生会副主席啥的，反正他是一辈子的人尖尖。从1991年那个热得没心肝的夏天开始，我们这些曾经的同班同学就彻底分道扬镳了。
到了去长沙县教委拿录取通知的时候，我举着还缠着绷带的左手去了一趟城里，在潘家坪长沙县教委转了一圈，不记得为什么却没拿到通知书。后来瘸子出马跑了一趟，笑容满面地回家了，进门的时候朝我晃了晃手里的一张纸，那就是录取通知书了。我丝毫没有他那样高兴的样子，只是有些悲哀，这一辈子就这样突然转向，要朝着一个完全陌生的方向前进了。
后来的故事
真被脱甲那个眼睛妹子说中，我被那个没人去的基大给录取了。学校大号是基础大学，全称长沙职业技术师范专科学校，莫名其妙一大堆，看着就烦，再看了看专业，是机械专业。好像听那个信息灵通的学姐说过，如果被这所学校的工程专业录取，你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当年师范专业没有工程专业吃香，而那所学校只有两个专业是非师范。我历来很讨厌机械，本系还有个工民建专业，可惜我没有胆量申请转专业，如果转过去了，说不定我大学毕业后就会守着工民建这个饭碗吃到今天。
从大学第一天起我就打定主意一辈子不干自己不感兴趣的机械，那就意味着参加工作后我没有任何资本，一切要从来再来。我后来之所以总是居无定所，这是原因之一。
嗲嗲娭毑播下的教育种子继续发芽，两个在一中读书的表妹也相继考上了大学。而且我们四个人最后都和外语扯上了关系。我妹妹是日语专业，最小的那个是英语专业，我和大表妹都是理工科，参加工作后都能够流利地说英语。我没成为机械男，却成了个英语男，还去了美国生活，后来回国进入了国内房地产设计领域，跟着感觉走的我到底走出了自己的感觉。现在房地产不景气，我在老家长沙金井定居，开了一个乡村旅馆和英语夏令营，跨度很大，自己都晕，但气定神闲。
汉语里有个词叫血脉相连，英语有个词叫做 bloodline 。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根植于我们每个人基因中的，除了容貌体格，有很多是属于家族的脾性，如今人到中年，我觉得我是个纯正的罗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