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采风 | 脱甲东山村 |《金井漫话》第九期 2019.06.10

采访人:李学坤,记录:罗军,协助:田壁君,地点:现在的湘丰村新沙 座谈会参与人士:林海涛(81岁)、王国芝(86岁)、周佑明(81岁),这三位都是李学坤老家的童年伙伴。座谈会具体地点是王仁生老人家里(82岁),也就是李学坤老家对面。由于健康原因,王仁生老人只能坐在旁边打瞌睡,无法参与座谈。感谢老人的媳妇给我们做中饭。 下面这些内容只是初步的素材整理,不是最终稿件,更不是《金井漫话》的文章,我没时间去完善修改。希望这些松散的资料能够调动金井本地朋友的积极性,一起来保护那些正在消失的人文财富。 土改期间分胜利果实 五十年代初期,就脱甲乡而言,当时是按照每个人两石一斗租的统一标准来分田地的。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按照每个人多少分多少亩,那时候分地考虑了面积和产量两个因素。每个乡的标准不一样。 分土地的时候,不仅仅在外面工作的人纷纷回到家里参与分地,个别国民党的逃兵不敢回家乡,也在这里落了户,分了地,当地人也没有排斥,说不许把胜利果实分给外地人。当然这个家伙人很灵泛,每到一个地方,先看当地大姓是哪家,那么他也说自己就是那个姓,本家,换一个地方住,又换了,最后土改分地的时候才说出真实的姓氏,原来这个四川逃兵姓罗。 土改基本上是把地主的土地财产分给贫农。少部分是中农和富农,他们这些家庭的财产不动。贫农是没有余粮的,不够吃或者勉强够吃的人家。 根据李学坤老人八十多年的观察,土改那几年是脱甲地区幸福感最饱和的几年,因为很多家庭想尽了办法希望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这一下真的实现了。 金井地区农村土改是和抗美援朝同时发生的。 二战后,朝鲜半岛划分为北朝鲜南朝鲜,北边的老大哥是苏联,南边的老大哥是美国,1950年6月底,北朝鲜有了苏联的默许,突然进攻南朝鲜,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出兵支援南朝鲜,北朝鲜节节败退,苏联老大哥没有出来帮忙,中国于是派出志愿军,花了天价支援这场战争。这场战争打到1953年结束,历时三年。 脱甲乡的志愿军数量是整个长沙县的第一名,很积极。由于解放前连年战争,绝大多数当兵的都是有去无回,挡枪炮子的,所以没人愿意去朝鲜打仗,于是土改分地主资本家胜利果实的时候,就给这些志愿军战士家属多一些财产。地主家的床铺书桌大柜先让他们家挑选一套好的,其他贫农再分剩下的。 分田亩也是这样,军属可以分得一个半人田。这些志愿军战士为了家里多半个人的水田,赌上了自己的命。 土改是一个贫农团为首牵头操作的,都是当地人,基本上还是延续民国时期的农村自治的习惯,政府并没有多少精力来参与细节。脱甲东山的土改骨干包括董润生,黄太生,王广奇等人,负责宣传政策。 原则上是地主家剥削来的剩余价值要还给农民,个人物资不动他们的,大家一视同仁。但社员们往往是把好东西全部挑走,只剩下一些破破烂烂给他们。 参加座谈会的五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当年全部被划为贫农,但是贫农也分很多等级,一等贫农是穷得不能再穷的,比如周海涛家,六等是有些财产的,比如李学坤家里。 分财产的时候,社员们来到地主家搬东西,床铺书桌大柜是家家需要的大件好东西,数量有限,只有一等二等贫农才有,到了五等六等贫农,可以分的可能是一些没那么实用的物件,比如皮箱、绸布衣服,摆花的茶几等。决定要分,不留给地主的东西都用粉笔画一个圈,其他人就搬到大门外,然后统一集中到村子里一个地方,以联组为单位分配。 分财产一次很难分妥帖,李学坤家里第二次分到的东西是一件更不适用的 — 一件长衣,和尚穿的。 一等二等三等贫农是家里没有田的,林海涛家里是一等贫农, 上无片瓦,更别说有地了 ,所以先分一些有价值的,包括耕牛农具等。包括他们家在内的六户人家分到了一头牛,大黄牯牛。他父亲是做长工的,在进食堂的时候死了,这个长工躲过了被说成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 最底层贫农的屋子 解放前,金井郑氏是贵族,有48间大花屋,有专门用来养猪的屋子。但是那些最底层的老百姓住的地方连那些大户人家的猪楼都不如,一家几口人偎在一间房两间破房里,一下大雨就害怕房子垮,压死人。就两间房,有时候还要隔出一小块地方养猪,增加一些收入。 就这样的破房子也还是要租,自己盖不起,有些人家一年还要搬两次家。 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责任制后 五十年代初期的土改让大部分老百姓很开心,很多在外面打流的,赌钱打牌的,都回来了,因为分了地给他们。但是土改的益处被一场又一场运动抵消了,而且科技并没有进步。解放后的老百姓们还是累得要死,产量不高,总是饿。 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的是邓,而不是毛。 参加座谈会的几位八十多岁老人中,李学坤老先生是个知识分子,党的干部,不是农民,他认为如今农民不再需要担心没饭吃,主要是土地制度的改革,而其他几个老人是一辈子的农民,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种植技术的大幅度提高。 土改前,没有土地的金井农民如何解决吃饭问题 和现在的农民赚钱的基本途径差不多:做工、做小生意。做工有长工、零工、月工三种。 好的经验丰富的长工一年可以收入32石租谷。看牛伢子这样的长工头一年4石,三年后可能是十几石一年的工钱。没有手艺的零工大多数是八升谷一天,一石谷四天。篾匠和裁缝这样的工匠一天一般是一斗谷,因为不需要晒太阳,不太流汗,工钱比砖匠木匠低一些,后者是一斗二升谷一天。月工主要是收获季节请。 有些人家需要请人来整地,自己家又没有牛的话,那这个零工可以带犁耙副当,赶着牛来。一直牛一天的工钱要算两个劳动力的,这个人带牛来整地一天要算三天的工钱。 做小生意的指的是那些不需要铺面的生意,比如猪牛贩子,卖豆腐,或者从豆腐店批发一些油豆腐,挑着走街串巷卖掉,在50年代,这些油豆腐担子一趟也可以赚几块钱。 那时候的人都吃些什么 即使是解放后,家家户户都有地了,因为耕种技术不够,产品一直很低。所以水稻是肯定不够吃的,要有红薯、小麦等辅粮。还是不够的话一天就只吃两餐,晚饭就不吃了。 东山村有个八阿公,把家产大部分分给儿女,自己一个人住,为了省钱省粮,晚上不吃饭,就在火堆里烧一个芋头当晚饭。这个老头土改时被划为了地主,所有的老乡都说他一世人“不抵”。 如果家里没有红薯地种红薯,就等村里其他人家挖掉红薯过后,去挖第二轮,把人家红薯地里那些胖胖的肉根洗干净,拿回家当饭吃。反正不管是不是大饥荒的三年期间,有很多年份金井地区的农民都在高山大岭里四到处找吃食。 在那个饥饿的年代,粮食是主要交换品,现在粮食不成问题了,钱成为了主要交换品。形容那时候的富豪人家一般是说他们家有几百石租,形容现在的富豪人家一般是说家里有人当官没有,当多大的官。 石灰和农药 家肥不多,石灰是那个时代最主要的肥料,同时石灰也有杀虫的功能。农民经常需要推着土车子来去四五天到浏阳或者汨罗去买石灰。 讨米讨饭 离脱甲东山不太远的,现在观佳乡的白石洞和仰山塅以前穷人扎堆,人多地少,经常有很多人出去讨米。所谓白石洞的48只苦菜篮,48根讨米棍就是那个饥荒年代的心酸写照。 有些不愿意背井离乡去讨米的就留在家里,周边人家一看到有人办红白喜事,就赶过去讨吃。这些人里面有大叫化,大部分小叫花子都听他的安排,主人家需要讨好这个人。传说这些大叫花子中有些会法术,能够让宴席的米饭怎么蒸煮就是不熟,但很少有人能够证实。乡下七袋长老是有的,九袋没听说过。【点击这里阅读一篇关于思公桥的汪叫化的故事】金井这边的大叫花在涧山村,离老街不远,他叫做连驼子。这些人吃饭不上席,四碗一壶地下一KU(蹲),围成一圈吃。壶是指酒,不能少了酒,但也只要四碗菜。 脱甲以前有个乡长死了娘,葬礼是大场合,光叫花子就有八桌。给他们吃了一米箩饭还不够,干脆就挑出一担米,分给了这些饿鬼。由于人实在太多,为了保证没有人要了再来要,就把所有叫花子都关在一间房里,然后一个个出去领,领了吃的就走到另一边去,不能再进这间房。要是碰到有乞丐把饭吃掉以后偷偷地重新回来讨吃,那个分饭的师傅会用瓢把他的碗都敲破。那个乡长家里的葬礼上负责给丐帮分饭的是王氏兄弟,解放前杀过人的。 东西红黑 解放前老百姓害怕的主要是东西红黑,红是指抢劫,黑是指盗贼,西是指叫花子,东是指?。 一直到九十年代,金井乡下还有偷稻谷的贼,七十年代以前,几十年的饥饿使得形形色色的偷吃食的盗贼出现:偷菜、偷米、偷饭、偷红茴。。。以前没有冰箱,剩饭就放在饭篮里,有些贼肚子饿了,就进来偷米饭,甚至连同饭篮都拿走。 有一个有文化会写字的偷饭贼觉得很不好意思,还给主家留下一张纸条,说明自己“受实冇饭呷”,甚至还留下了一点点钱。 米与迷信 至今金井人的迷信活动中,很多还需要用到米。以前医学不发达,迷信自然多。这些迷信的细节不需要细说,但米作为主粮的神圣地位在古时候可见一斑。 周三和 周三和早早地没了爹娘,不是病死就是饿死,留下兄妹两个孤儿,冇田冇屋。周三和十三岁就把老妹嫁了,自己去当学徒,当缝纫,后来也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是仍然家徒四壁。有时候帮一些穷人家做衣服,49年做的,到50年主人才挑一些米上门当工钱。这些人家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整天提心吊胆,帮人家做衣,只好和主人家说要早点散工,去找东西给一家人吃。 借到了谷,往往是肚子里已经饿得不行,用推子推一下,去掉壳,用嘴巴吹一下,连煮熟的时间都等不了了,直接就嚼糙米。 作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