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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金井镇三位老革命之一,唯一的女性,也是金井第一实力大户郑家的闺女,张闻天的夫人,参加过长征的革命女子!1905年出生,2002年去世,97岁的高龄老太太。她的娘家就在现在的金井集镇旁。

从下面这些文字节选可以看出来,这对夫妇性格都很耿直,不同的是,张闻天是个有大爱、负责任、有独立见解的人,这样的人物自然和毛泽东这样的阴谋家站不到一块儿的,因此下场比较惨,76年,和毛泽东同一年去世。

而刘英则是一个思想上有些随大流的农村妇女形象,没有丈夫那么多的主见,但是也绝对不屈服邪魔外道,这大概也是她活了97岁,最终成为中共活党史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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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从“小麻雀”、女红军到女革命家 纪念张闻天和刘英同志

刘英个头极小,被称为“小麻雀”,可相貌秀气,瓜子脸、柳叶眉,小小的嘴,是典型的湘妹子形象。早在少女时代,她就表现出了要求上进、不屈不挠的性格。那时,她冲破家庭重男轻女思想的束缚,发奋求学。但死守封建传统观念的父亲以“三从四德”的戒律,紧紧束缚着她。为此,她一次次抗争,决不认命。凭着顽强毅力和过人聪颖,终于争得读书的权利。她先后在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附小、长沙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五卅”运动前后,刘英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并一步步走向革命新天地,从一个为个人找出路的倔强女子,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成长为一个为人民大众幸福而不屈奋斗的共产主义战士,并经受住了血雨腥风的洗礼。

在大革命高潮中,刘英担任了湖南省总工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干事,协助书记郭亮工作。1927年“马日事变”后,共产党转入了地下斗争,她任省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长,和滕代远在长沙近郊组织“灰日暴动”,因事机不密而失败。

白色恐怖中,刘英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行前一周,同即将赴醴陵任县委书记的林蔚结婚。林蔚曾留法勤工俭学,1926年从苏联回国,任湖南省委秘书长。不想这次分别竟成永诀。当1928年3月她返回长沙再赴上海时,方知林蔚已在醴陵的严酷斗争前线牺牲了。她只得在上海的湖南临时省委“住机关”一年多。

1929年春,党中央送刘英到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劳大”停办,她于年底转入国际无线电学校,成为一名无线电专家。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1932年底,刘英由莫斯科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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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驻苏联使馆时,张闻天引起王稼祥不满和毛主席疑忌

杨尚昆同刘英谈话时说:毛主席这个人非常多疑,后来洛甫到莫斯科当大使时,我想毛主席可能也有点怀疑。因为那个时候中央委员里头当大使的就是张闻天和王稼祥两个,而在王稼祥当大使同张闻天当大使时比较,苏联政治局对张闻天就比对王稼祥要重视,规格要高。

总理不兼外长了。他不提要张闻天当外交部部长,因为他知道毛主席不喜欢闻天。他提出让陈毅当,其实陈毅并没有干过外交。但是总理对闻天是很尊重的。他对闻天是又怕又有顾虑。闻天过去是同他一起搞领导工作的,他知道闻天写东西、搞哲学和马列主义,都高一头。

关于释放被俘美国人的问题,同英国建交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部里是有分工的。主管的乔冠华他们都是很有才干的。闻天非常赞成他们的意见,同意放美国俘虏,和英国建交。在会上,总理也是同意的。但他什么都要听毛主席的。跟毛主席一汇报,毛主席说:俘虏不能放,一个也不能放,放了,我手里就无牌可打了。结果总理从毛主席那里赶回来,马上又召集会。闻天最讨厌半夜三更开会。这天,半夜1点钟来电话了:开会。那只好去呀。总理说:主席不同意,政策要改变。结果弄得乔冠华、张闻天灰溜溜的。对这些,闻天是有意见的。他认为我们是在认真研究材料的基础上提出的意见,怎么毛主席一句话就改掉了?他觉得这样不合适。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不能完全由一个人说了算。他后来跟陈毅讲了这个意见,把这个例子也告诉了陈毅。陈毅很同情。陈毅这个人很开朗的,说:周总理这个人我了解,他什么都要抓,一个人哪里管得了那么多。

有一次我去西花厅开会,跟邓大姐聊了一聊。她和我是老关系。她叫我小杰,我本来叫郑杰嘛。她和我说:你跟胡子[指周恩来,那时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中不刮胡子,他的胡子又长得很长很密,所以大家叫他胡子]讲一讲,叫他不要管得那么宽;管那么宽干吗呀?叫他少管一点,各部的力量都很强嘛,为什么不要各个部去管呢?他的身体实在是不行了,晚上不睡觉,这样的话就要垮了;你跟他讲一讲;我跟他讲过好多次,他都不听。

我就去找总理,说:我有意见跟你提。他说,你提呀。我说:是邓大姐要我讲的,你管得太宽了,使你的健康受影响;你少管一点,各个部门就负责了。总理非常谦虚,说:健康有什么关系?人就是为了工作嘛!工作不管,行吗?昨天我没有管到,那个杨刚[总理的新闻秘书]就出事了。报纸看了吗?你看这条新闻就错了。他讲得有根有据的:不管行吗?我说:总理呀,这条新闻出了错,但你管得那么宽,也不一定都不出错。你叫她以后注意嘛,这也是锻炼人哪,你管得那么宽,事情也不一定都办得对。总理说:那不行,不管不行。


在长征路上,刘伯承,还有很多人都跟总理不合拍,看不惯周恩来的做法。刘伯承那时跟闻天能谈到一起,说:恩来管得太多了,我这个参谋长管的事情他也管。你看他那个本子,连背行李有几匹驴驹子都记着账,大小琐细的事都管。累得他写字的时候都打瞌睡,字迹就成了一坨一坨的,要让人猜都是些什么字。可电报还是要亲自写,这个怎么能行?对他这种作风有意见的,不是一个人几个人。

李克农和闻天谈得来,也知道总理是负责任的,但是过分了。

闻天反对大吃大喝,说宴请要简单些,这就同周总理有矛盾。周总理觉得中国是大国,要吃得好,要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都要上茅台,表示中国的气派。在这个问题上,闻天和周总理两个人不合拍。总理就是好排场,这同他的官僚出身有关。当年他就要我带头穿绸缎。闻天说:吃东西不一定要吃得太好,外交工作主要靠政策,不讲吃,吃得再好,要反对你还是要反对。

闻天对外援也有意见。说,人家上层一变,对这个国家援助的影响就完了,实际收获不大。闻天在外交部做一些事,毛主席是不听他的意见的。


闻天去参加庐山会议,本来准备谈的是国际问题的意见,但是后来谈了大跃进问题。我那时正在北戴河。有一天张茜和我说,告诉你一件事,你不要紧张。昨天闻天给陈毅打了电话,说犯了错误,缺点讲多了。陈毅说,缺点讲多了有什么?不要怕。

我对闻天犯了错误感到震惊。我说,庐山会议,人家不讲,你去讲什么呢?我埋怨他。明明毛主席对彭德怀有一肚子意见,总是要发泄的。彭德怀讲了,你还要讲。胡乔木也打电话来打招呼,你还讲什么?他说,我不讲能行吗?国家要垮。我说,国家要垮,靠你一个人能行吗?

庐山会议后,陈毅到家里来和闻天谈话。陈毅对大跃进也有看法,认为许多事是假的。他说,他本以为闻天是在国外问题上出问题,没有想到是在国内问题上出问题。

批判时闻天住院去动手术,陈毅到医院去看他,说:告诉你一点消息,主席请彭德怀吃饭,我也去吃了这顿饭;彭德怀讲了三点,一不自杀,二要求下去劳动,三什么的;主席对彭老总说,也许你是对的。

外交部批判我后,我就给杨尚昆打电话。杨尚昆说,哪个不了解你?少奇同志就说,刘英没有什么问题。这又不是什么株连九族,闻天是闻天的问题。他要我写信,说他可以夹在文件里转给毛主席。

我给毛主席写信,说从长征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向来拥护毛主席,是毛主席通知让我离开苏区参加长征的,我对毛主席从来没有反对过,向来是爱戴的。我和闻天的政治经历不同,从来是听党的话,服从领导,没有什么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能丈夫有什么错,老婆就犯什么错误呀。我和他不同,又不懂经济,过去也没有犯过什么错误。信后还附了个说明,对所谓我诬蔑攻击毛主席的揭发材料做了解释。

刘英和张闻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生活片断

闻天没有提及自己的遭遇,只是声音嘶哑、气息微弱地说:“彭德怀打得比我还厉害呀。”我说:“明天叫孙式平到经济所给你请个假吧。”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闻天的人身安全丝毫没有保障,红卫兵可以随时从天而降地把他揪走。一天半夜,我和闻天都睡下,孙式平照例拿走我们房门上的钥匙(第二天一早再插到门上)后,也睡下了。半夜,听见院子里“咕咚”一声响,孙式平赶紧跑出去,见一个人跳墙而入,打开了大门。更多的人涌进来,扬言要带走张闻天。孙式平问他要经济所的介绍信,说随便逮人不行。来人蛮横地说:“我们是外交部的,张闻天是我们的人。”孙式平也不让步:“他现在不是你们的人。”闻天听见吵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打开了灯。这一下造反派就从窗户跳了进来,喝令我们:“起来起来,跟我们走!准备开斗争会!”

闻天和我被带到一辆卡车上,挂上“反党分子”的大牌子,被逼迫着喊“打倒反党分子张闻天!”“打倒张闻天的老婆!”之类的口号。一路闹哄哄地来到外交部,造反派把我们关在旧办公楼的一间小房子里。屋子里乱七八糟,脏得要命,有两张行军床,没有任何铺盖,我们只好合衣躺在上边,哪里睡得着?

第二天早晨,给我们打来了一盆稀饭,一盆霉豆腐,“吃饭!吃了饭要开斗争会!”

我一肚子气,什么也吃不下。闻天很沉着,他悄悄对我说:“你要吃一点,不然顶不住啊。你看,这霉豆腐里还有点辣椒呢,来,吃一点。”说着,他夹起一块霉豆腐辣椒放到我碗里。在闻天的劝慰下,我勉强喝了半碗粥。

喝过粥,造反派就来了。先拖着闻天和我到处示众,几乎跑遍了外交部的每一个办公室和宿舍,其实好多房间里根本没有人,不过是折磨我们而已。我个子小,腿都跑木了,可一旦跟不上他们的步伐,就要挨骂。

接着便召开斗争会,

我说:“我说的都是实话。张闻天是反对大跃进的,他说这是得不偿失,老百姓遭殃,报上来的粮食、钢铁产量都是假的。外交部大炼钢铁他是制止的。”我“揭发”的这些他们不需要,这些问题闻天早已讲过多次,他们已掌握得烂熟了。他们想从我这儿挖到张闻天“里通外国”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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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0岁参加革命,1927年白色恐怖之下没有动摇,有人证明:李维汉,再:周恩来。1929年周恩来送我到苏联去学习,4年后回到中央苏区。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李维汉都是我的证人,你们去查吧。我在长征中的表现,许多老同志都可以证明,像蔡大姐、邓大姐……”他们打断我:“举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说:“毛主席、周恩来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去查吧。”

专案组的人真去调查了。他们找到财政部的一位大姐朱端绶,她是我长沙师范的同学,当年一起入党,在一个支部并肩战斗过的。从她身上专案组一无所获,反倒碰了一鼻子灰,以后也就不审查我了,又重新把斗争的矛头对准闻天。

刘英:“应该忘记的,都让它过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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