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金井镇三位老革命之一，唯一的女性，也是金井第一实力大户郑家的闺女，张闻天的夫人，参加过长征的革命女子！1905年出生，2002年去世，97岁的高龄老太太。她的娘家就在现在的金井集镇旁。
从下面这些文字节选可以看出来，这对夫妇性格都很耿直，不同的是，张闻天是个有大爱、负责任、有独立见解的人，这样的人物自然和毛泽东这样的阴谋家站不到一块儿的，因此下场比较惨，76年，和毛泽东同一年去世。
而刘英则是一个思想上有些随大流的农村妇女形象，没有丈夫那么多的主见，但是也绝对不屈服邪魔外道，这大概也是她活了97岁，最终成为中共活党史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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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从“小麻雀”、女红军到女革命家 纪念张闻天和刘英同志
刘英个头极小，被称为“小麻雀”，可相貌秀气，瓜子脸、柳叶眉，小小的嘴，是典型的湘妹子形象。早在少女时代，她就表现出了要求上进、不屈不挠的性格。那时，她冲破家庭重男轻女思想的束缚，发奋求学。但死守封建传统观念的父亲以“三从四德”的戒律，紧紧束缚着她。为此，她一次次抗争，决不认命。凭着顽强毅力和过人聪颖，终于争得读书的权利。她先后在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附小、长沙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五卅”运动前后，刘英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并一步步走向革命新天地，从一个为个人找出路的倔强女子，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成长为一个为人民大众幸福而不屈奋斗的共产主义战士，并经受住了血雨腥风的洗礼。
在大革命高潮中，刘英担任了湖南省总工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干事，协助书记郭亮工作。1927年“马日事变”后，共产党转入了地下斗争，她任省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长，和滕代远在长沙近郊组织“灰日暴动”，因事机不密而失败。
白色恐怖中，刘英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行前一周，同即将赴醴陵任县委书记的林蔚结婚。林蔚曾留法勤工俭学，1926年从苏联回国，任湖南省委秘书长。不想这次分别竟成永诀。当1928年3月她返回长沙再赴上海时，方知林蔚已在醴陵的严酷斗争前线牺牲了。她只得在上海的湖南临时省委“住机关”一年多。
1929年春，党中央送刘英到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劳大”停办，她于年底转入国际无线电学校,成为一名无线电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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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底，刘英由莫斯科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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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驻苏联使馆时，张闻天引起王稼祥不满和毛主席疑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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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同刘英谈话时说：毛主席这个人非常多疑，后来洛甫到莫斯科当大使时，我想毛主席可能也有点怀疑。因为那个时候中央委员里头当大使的就是张闻天和王稼祥两个，而在王稼祥当大使同张闻天当大使时比较，苏联政治局对张闻天就比对王稼祥要重视，规格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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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不兼外长了。他不提要张闻天当外交部部长，因为他知道毛主席不喜欢闻天。他提出让陈毅当，其实陈毅并没有干过外交。但是总理对闻天是很尊重的。他对闻天是又怕又有顾虑。闻天过去是同他一起搞领导工作的，他知道闻天写东西、搞哲学和马列主义，都高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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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释放被俘美国人的问题，同英国建交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部里是有分工的。主管的乔冠华他们都是很有才干的。闻天非常赞成他们的意见，同意放美国俘虏，和英国建交。在会上，总理也是同意的。但他什么都要听毛主席的。跟毛主席一汇报，毛主席说：俘虏不能放，一个也不能放，放了，我手里就无牌可打了。结果总理从毛主席那里赶回来，马上又召集会。闻天最讨厌半夜三更开会。这天，半夜1点钟来电话了：开会。那只好去呀。总理说：主席不同意，政策要改变。结果弄得乔冠华、张闻天灰溜溜的。对这些，闻天是有意见的。他认为我们是在认真研究材料的基础上提出的意见，怎么毛主席一句话就改掉了？他觉得这样不合适。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不能完全由一个人说了算。他后来跟陈毅讲了这个意见，把这个例子也告诉了陈毅。陈毅很同情。陈毅这个人很开朗的，说：周总理这个人我了解，他什么都要抓，一个人哪里管得了那么多。
有一次我去西花厅开会，跟邓大姐聊了一聊。她和我是老关系。她叫我小杰，我本来叫郑杰嘛。她和我说：你跟胡子[指周恩来，那时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中不刮胡子，他的胡子又长得很长很密，所以大家叫他胡子]讲一讲，叫他不要管得那么宽；管那么宽干吗呀？叫他少管一点，各部的力量都很强嘛，为什么不要各个部去管呢？他的身体实在是不行了，晚上不睡觉，这样的话就要垮了；你跟他讲一讲；我跟他讲过好多次，他都不听。
我就去找总理，说：我有意见跟你提。他说，你提呀。我说：是邓大姐要我讲的，你管得太宽了，使你的健康受影响；你少管一点，各个部门就负责了。总理非常谦虚，说：健康有什么关系？人就是为了工作嘛！工作不管，行吗？昨天我没有管到，那个杨刚[总理的新闻秘书]就出事了。报纸看了吗？你看这条新闻就错了。他讲得有根有据的：不管行吗？我说：总理呀，这条新闻出了错，但你管得那么宽，也不一定都不出错。你叫她以后注意嘛，这也是锻炼人哪，你管得那么宽，事情也不一定都办得对。总理说：那不行，不管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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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征路上，刘伯承，还有很多人都跟总理不合拍，看不惯周恩来的做法。刘伯承那时跟闻天能谈到一起，说：恩来管得太多了，我这个参谋长管的事情他也管。你看他那个本子，连背行李有几匹驴驹子都记着账，大小琐细的事都管。累得他写字的时候都打瞌睡，字迹就成了一坨一坨的，要让人猜都是些什么字。可电报还是要亲自写，这个怎么能行？对他这种作风有意见的，不是一个人几个人。
李克农和闻天谈得来，也知道总理是负责任的，但是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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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天反对大吃大喝，说宴请要简单些，这就同周总理有矛盾。周总理觉得中国是大国，要吃得好，要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都要上茅台，表示中国的气派。在这个问题上，闻天和周总理两个人不合拍。总理就是好排场，这同他的官僚出身有关。当年他就要我带头穿绸缎。闻天说：吃东西不一定要吃得太好，外交工作主要靠政策，不讲吃，吃得再好，要反对你还是要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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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天对外援也有意见。说，人家上层一变，对这个国家援助的影响就完了，实际收获不大。闻天在外交部做一些事，毛主席是不听他的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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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天去参加庐山会议，本来准备谈的是国际问题的意见，但是后来谈了大跃进问题。我那时正在北戴河。有一天张茜和我说，告诉你一件事，你不要紧张。昨天闻天给陈毅打了电话，说犯了错误，缺点讲多了。陈毅说，缺点讲多了有什么？不要怕。
我对闻天犯了错误感到震惊。我说，庐山会议，人家不讲，你去讲什么呢？我埋怨他。明明毛主席对彭德怀有一肚子意见，总是要发泄的。彭德怀讲了，你还要讲。胡乔木也打电话来打招呼，你还讲什么？他说，我不讲能行吗？国家要垮。我说，国家要垮，靠你一个人能行吗？
庐山会议后，陈毅到家里来和闻天谈话。陈毅对大跃进也有看法，认为许多事是假的。他说，他本以为闻天是在国外问题上出问题，没有想到是在国内问题上出问题。
批判时闻天住院去动手术，陈毅到医院去看他，说：告诉你一点消息，主席请彭德怀吃饭，我也去吃了这顿饭；彭德怀讲了三点，一不自杀，二要求下去劳动，三什么的；主席对彭老总说，也许你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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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批判我后，我就给杨尚昆打电话。杨尚昆说，哪个不了解你？少奇同志就说，刘英没有什么问题。这又不是什么株连九族，闻天是闻天的问题。他要我写信，说他可以夹在文件里转给毛主席。
我给毛主席写信，说从长征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向来拥护毛主席，是毛主席通知让我离开苏区参加长征的，我对毛主席从来没有反对过，向来是爱戴的。我和闻天的政治经历不同，从来是听党的话，服从领导，没有什么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能丈夫有什么错，老婆就犯什么错误呀。我和他不同，又不懂经济，过去也没有犯过什么错误。信后还附了个说明，对所谓我诬蔑攻击毛主席的揭发材料做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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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和张闻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生活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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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天没有提及自己的遭遇，只是声音嘶哑、气息微弱地说：“彭德怀打得比我还厉害呀。”我说：“明天叫孙式平到经济所给你请个假吧。”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闻天的人身安全丝毫没有保障，红卫兵可以随时从天而降地把他揪走。一天半夜，我和闻天都睡下，孙式平照例拿走我们房门上的钥匙（第二天一早再插到门上）后，也睡下了。半夜，听见院子里“咕咚”一声响，孙式平赶紧跑出去，见一个人跳墙而入，打开了大门。更多的人涌进来，扬言要带走张闻天。孙式平问他要经济所的介绍信，说随便逮人不行。来人蛮横地说：“我们是外交部的，张闻天是我们的人。”孙式平也不让步：“他现在不是你们的人。”闻天听见吵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打开了灯。这一下造反派就从窗户跳了进来，喝令我们：“起来起来，跟我们走！准备开斗争会！”
闻天和我被带到一辆卡车上，挂上“反党分子”的大牌子，被逼迫着喊“打倒反党分子张闻天！”“打倒张闻天的老婆！”之类的口号。一路闹哄哄地来到外交部，造反派把我们关在旧办公楼的一间小房子里。屋子里乱七八糟，脏得要命，有两张行军床，没有任何铺盖，我们只好合衣躺在上边，哪里睡得着？
第二天早晨，给我们打来了一盆稀饭，一盆霉豆腐，“吃饭！吃了饭要开斗争会！”
我一肚子气，什么也吃不下。闻天很沉着，他悄悄对我说：“你要吃一点，不然顶不住啊。你看，这霉豆腐里还有点辣椒呢，来，吃一点。”说着，他夹起一块霉豆腐辣椒放到我碗里。在闻天的劝慰下，我勉强喝了半碗粥。
喝过粥，造反派就来了。先拖着闻天和我到处示众，几乎跑遍了外交部的每一个办公室和宿舍，其实好多房间里根本没有人，不过是折磨我们而已。我个子小，腿都跑木了，可一旦跟不上他们的步伐，就要挨骂。
接着便召开斗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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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说的都是实话。张闻天是反对大跃进的，他说这是得不偿失，老百姓遭殃，报上来的粮食、钢铁产量都是假的。外交部大炼钢铁他是制止的。”我“揭发”的这些他们不需要，这些问题闻天早已讲过多次，他们已掌握得烂熟了。他们想从我这儿挖到张闻天“里通外国”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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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0岁参加革命，1927年白色恐怖之下没有动摇，有人证明：李维汉，再：周恩来。1929年周恩来送我到苏联去学习，4年后回到中央苏区。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李维汉都是我的证人，你们去查吧。我在长征中的表现，许多老同志都可以证明，像蔡大姐、邓大姐……”他们打断我：“举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说：“毛主席、周恩来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去查吧。”
专案组的人真去调查了。他们找到财政部的一位大姐朱端绶，她是我长沙师范的同学，当年一起入党，在一个支部并肩战斗过的。从她身上专案组一无所获，反倒碰了一鼻子灰，以后也就不审查我了，又重新把斗争的矛头对准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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