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夏夜清凉，经常晚上十点钟我还在河堤上放牛，因为那个时间段据说蚊子牛蝇都喝露水去了，要不就是晚上看不清楚猎物，辛苦了一天的牛可以在这个时候安心吃草。我也不怕蛇，就坐在草地上仰望星空、幻想山外的世界。有时候在公社大院里看电影的大人都回家了，我还在那里放牛，因为我很喜欢那样安静的时刻，而且没多少蚊子骚扰我。
那些大人很多都认识我父亲，都以为我父亲太凶，逼着我这么晚还在外面放牛，其实错怪他了。但我好像也没有去解释，反正估计没几个人会相信，一个农村孩子喜欢在晚上放牛。
放牛娃有两种翻译方法：little cowboy，或者是 little buffalo boy，小时候的我是个 buffalo boy。因为我家以前养的都是 buffalo （水牛），不是 cow （奶牛和黄牛）。南方的耕牛以水牛为主，黄牛要少一些。水牛力气大，而黄牛耐力好。
我对水牛一直很有感情，因为以前家里养过大概四五头牛，它们真的辛苦，犁地的时候，成群的牛蝇、小牛虻趴在它们脖子上、肚皮下吸它们的血，牛又痛又痒却又无可奈何，因为身后有一根鞭子在不停驱赶它往前走。牛带着枷，甩脖子赶蚊子很不方便，哪怕强行停下来甩一下脖子立马就走，也会被身后的农夫当成偷懒行为挨打。我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人。
现在的我不善于与人打交道，说话伤人，就和我的父亲有关系，一方面是从他那里遗传过来的脾气性格，这个占主要成分，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以前对待家人、对待牛、对待我的态度给我产生了不良影响。他现在不在世了，这么说并不是对逝者不敬，发牢骚，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希望现在的家长们不要重复前人的老路。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如果对中国人做一个调查，看谁对自己的心理伤害最深重，我估计父母都会排在最前面。
我作为助手配合父亲教过一头半大小牛犁地。那是一头才一岁多的小水牛，连少年都不是，只是一个儿童。在教小牛犁地之前几天，我帮助父亲给牛鼻子的两个鼻孔之间那一层软骨穿了一个洞，穿进去一根不会腐烂的光滑短木头，牛绳一端就绑在这根短木头上，另一头就在农夫手上，他拉一拉缰绳，牛的鼻子就会痛，就知道农夫要它往哪边走。
这个在牛鼻孔中间执行的穿刺程序相当于耕牛的成人礼，表示它要开始干活了，要承担家庭责任了。虽然鼻孔中间是软骨，不是皮肉，不会流血，但穿一个超过一公分的孔其实还是很痛。没有麻药，也没有止血消毒的程序，父亲把小牛的脑袋从牛栏门里扯出来，死命抱住它的脖子，不让牛往里缩，几乎是一个人就把这件事做了，我站在旁边帮不了什么忙，看得心惊肉跳。
两天后，在水田里，可怜的刚完成成牛礼的小牛在水田课堂上被父亲抽打得晕头转向，父亲的大嗓门不停责骂，它又听不懂，不知道该往何处去才对，往左走被打，往右走被抽。
父亲是一根筋，他的规则如果可能成立，那么其他的规则和可能性就绝对是错的，在他的眼里，这个世界上同一个问题不可能有两个答案。如果往左边走挨打了，往右边走被训斥了，那么自然就应该往前走，很简单嘛，人懂这个道理，牛怎么会不懂？如果不听话，那就肯定是偷懒，或者故意和他作对，那就死命打。可惜小牛是畜生，又只有一岁多，并不懂这些人类的规则，所以那些天里，整个村子里父亲的咒骂声响彻云霄，让幼小的牛和童年的我惊恐万状。
如果小牛走对了，那么咒骂声就被换成悠长的农夫指令“照沟行”，意思是照着前面犁过的沟来行走，这样后面的犁头会正好落在沟旁边，将地翻过来，不会产生有地没有被犁到的不专业情况。对我父亲这样的偏执症患者来说，如果犁地不到位，有一块稻田没有被翻过来就进行下一个整地步骤，会很难受。
在中国的乡下，尤其是南方山区，很多土得不行的词汇其实很古雅，比如这个“行”，农夫们都喊成 hang（航），而不是xing（行）。
但我没时间去品味这些掩埋在乡间泥土之下的古词，我当时在被逼着扮演一个帮凶和助教的角色，手上拿着一根一米长的棍子，一头用短绳子绑在小牛鼻孔之间栓牛绳的那根短木头上，牵着小牛的鼻子，引导它走，就和下面这个人一样。
上面这张图片展示的是粑地，就是把土疙瘩破碎，是第二道程序。我们三个当时在犁地，就和下面这个人一样。犁地是第一道程序，负责将稻田底层土翻上来，将有杂草的表土翻到下面去。
从上图可以看到，犁地是从外到内绕圈，先从田埂下的地方开始，慢慢缩小。
我用一根木棍牵引小牛，虽然它不会走错，但那些凶残的牛蝇时时刻刻趴在它娇嫩的脖子上、耳朵后还有肚子下吸血，它的尾巴和耳朵能够驱赶的范围很小，脖子被我的短木棍牵着，无法摆动去驱赶牛蝇，它的脖子因此只能往前伸着，忍受着牛蝇、鞭打、疲惫，还有责骂。
有时候小牛忍受不住用力挣脱我的短棍，摆动脖子去驱赶牛蝇，又会被后面的农夫打，说它偷懒，我很想为它辩驳，为小牛叫屈，但不敢。一岁多的小牛又痛又痒既害怕又委屈，在大约两个小时之后，终于忍受不住，私自停下来喘气，大颗泪珠滚落下来，它很小，但不喊叫不悲鸣，它在为自己的命运而哀哭。。。这一幕深深地刺入了我的双眼，几十年过去，至今不能释怀。
父亲不仅对这只小牛是这样的，对我们家的老牛也是一样的粗暴，我记得他的暴打让一只母牛忍受不住，拉着犁头在田里奔跑。要知道那个铁犁头是又重又尖锐的，要负责将厚厚的泥土翻过来，所以当老牛奔跑，逃离他这个暴君的时候，尖锐的犁头就弹起来，扎进它的后腿，但老母牛忍着痛，继续跑，直到被一处田埂拦住，拉不动犁头，最终被罗暴君抓住，一顿狠揍。
我自己何尝不是和小牛老牛类似的命运，每年暑假都会终日被父亲辱骂，“你真是蠢得做猪叫，” “你是一只猪，只少个尾巴。” 反正一天要挨他几十次骂，还不能还嘴。那样的日子就是促使我初中阶段就立志要努力读书，离开农村的主要原因。离开农村其实主要就是离开我的父亲，我在他身上没有体会到半点父亲的爱和关怀，恨了他很多年。
现在想起来，过去这几百年里，我们的农民其实都是和小牛一样的命运，包括我自己这个农民的儿子，也包括我父亲，并没多少机会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一辈子都是被强权和传统驱赶着前进。我算是幸运儿，在海外有过一段时间的半自由，但大部分日子里还是觉得自己很无力，一不小心就满身泥泞，疲惫不堪。
“牛哭了！” 我终于忍不住告诉后面没有看见小牛流泪这一幕的父亲，他也看到了，犹豫了一会儿，随后好像就停止了教牛，反正天色已晚。我心疼地卸下牛脖子上专门给它做的小号新木枷，牵着它赶紧去了河里，一路上不停拍死它身上那些喝血喝得起劲，赶都不走的牛蝇，拍得两手都是血，然后母亲在远处喊吃晚饭也不想回家吃，不停给它赶那种小尺寸的，同样吸血，没那么痛，但数量多得多的牛蝇，让它安心吃点青草。
牛蝇学名叫什么我不知道，至少有两种，都是浅色，一种比苍蝇长，简直和黄蜂一样目中无人，咬人很痛，有时候也会趁我们不小心，趴在我们的大腿上吸人的血，将它赶开后会发现血流不止。我们那时候一天到晚被蚊子苍蝇叮咬，穿长衣裤也无济于事，没有得传染病夭折真有些奇怪。
而且天天放牛割草，山里、水沟里钻来钻去，也没有哪个放牛娃被蛇咬的，也从来没有听说过牛被蛇咬的事情发生。
牛蝇和我们现在熟悉的苍蝇，以及家里厨房里那种我们叫饭蝇的不一样，它们被牛摆头赶走之后，飞起来最多一尺高又重新围攻牛，很顽固，有些我用手去驱赶，都不走，仿佛饿疯了。那时候，一头牛身上至少会有几十上百只牛蝇在想办法吸它们的血，所以牛需要不停地用脑袋加尾巴加耳朵加后腿去驱赶它们身上不同部位的吸血虫。
还有要命的是它们肚皮底下的牛蝇，牛自己的脑袋和尾巴都够不着，只好抬起后腿去蹭自己的肚皮，但可以蹭到的面积很有限，那些可恶的牛蝇就放开来在那里吸血。肚皮底下的皮比较薄，有些褶皱处还挺嫩，所以成了吸血的最佳地。
我有时候就钻到水牛的肚皮底下去拍死这些正喝血，来不及抽出口器的牛蝇，一不小心会被尖尖的牛后腿踢中后背，有些危险，因为牛后腿其实力气挺大，那蹄子也挺硬。但还好，虽然被踢中过，但没事。牛不是踢我，它们只是肚皮很痒。
村子里很多男孩女孩都要负责放牛割草，但夏夜的这个时候只有我才会出来放牛（有时候妹妹会和我一起），这个决定不是我做的，而是父亲，也差不多是唯一一个我欣然接受的工作任务。我们父子两个的另类在这件事上倒是挺统一的，也证明了一个人的性格真的和基因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鬼我倒是不怎么怕，只有点怕黑乎乎的地方窜出来一条蛇，咬我一口。那个时候不仅仅河堤上公路上都没有路灯，我们家里也是刚刚牵上电，还经常停电，需要大队用自己的发电机发电，要不然晚上电扇都用不了。黑漆漆的河堤上没人和我玩，我就靠在桥墩上抬头看星空，虽然看不懂那些星座，但怎么也看不够，对于外面的世界其实完全不了解，幻想都不知道该怎么想，因为当时的语文书里基本上没有对未来对城市或者对国外的描写，一般都是“毛泽东帮毛四阿婆收稻谷”或者“春天来了，柳树发芽了”这种。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旁边的一个乡罗代，我的外婆家。
那个时候，湖南农村没有电视没有书报杂志，没有公共报刊亭，只有极少数人家有收音机，现在还记得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档少儿节目，好像叫做《小喇叭》啥的，开头总是一个小女孩喊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那样的节目简直比一个绿豆冰棒还美味。
街上有人出租图书，就是以古装和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小人书，也叫连环画，租金开始是一分钱一本，摊主是个驼背老头，他既出租图书，也顺便补鞋子，算是镇上最早的个体户。孩子们就坐在小板凳上，租看他的连环画。我没钱，基本上没有机会成为老头的正式顾客，只能偷偷躲在其他大孩子的背后瞟，但人家又不认识我，一旦发现我偷着瞧就会躲开。
小小的放牛郎对新知识如饥似渴，和一只牛蝇一样，到处钻山打洞扩充自己的视野。这样的饥渴更加坚定了我的愿望：我要成为一个城里人，离开这里，离开这个我不想喊爸爸的人！
宿命
三十多年过去了，放牛娃从农村出去，在城里逗了一大圈竟然又鬼使神差回到了故乡金井，户口本上的身份由 “学生” 变为了“农业种植者”。
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城里工作的中国人普遍会早早地产生落叶归根这个愿望，有些我认识的朋友才三十多岁就这么想，我自己其实就是。我猜，农村和城市最大的不同是亲密熟络的邻里关系，这种领里关系带来的安全感应该就是我们总想回乡下老家的情感基础，城里人就没有这样强烈的牵绊。一旦农村变为外地人很多的郊区，这种亲切感会在我们这些游子心里立刻大打折扣，回到老家也会感觉很失望。
为什么我会从美国回国，然后住在乡下，主要就是这个原因。虽然我的童年可以说很不幸福，在村子里我还是个公认的好孩子，对我爱护有加，双枪季节都累得要死，大家还是互相帮助，这些我都没有忘记。在城市里，我只有在旧金山才体会到了类似的友好社区关系。
人作为从部落里走出来的群居动物，本质上并不适应城市的快速变化，即使是出生在城市里的年轻人，内心深处也并不平静，他们希望到陌生的乡下来度过一个周末或者节假日，因为这里的山川大地、这里悠久而很少变化的人文历史会给人一种稳定感，可以平缓快速前进的城市发展带来的眩晕感。这是我的理解，虽然我不是一个标准的城里人。
故乡虽然让人睡觉安稳，但赚钱养家不容易。乡镇官员和公务员大多数都是其他镇上的人，他们的家不在这里，因此不会有什么长远打算，下一级是社区和村委，干部是本地人，但没有很多实权，也没有什么资金可以动用。
所以，对我们这些生活在乡下的中年人来说，一直生活在乡下还是有些憋屈，所以我们镇上很多家庭都有两套房子，城里一套，乡下老家一套。我的梦想也是在城里再买一套很小的房子，一间房就够了，不招待客人，只是自己进城的时候不需要住旅馆，厨房也可以不要。周末的时候，晚上可以去看场电影，或者和一些老同学老朋友喝喝茶聊聊天，而不用急着回金井。这样的蜂巢小屋越小越好，在财务上不成为负担。估计很多年轻人会希望在市场上买一套这样的过渡房。
你看，不喜欢呆在农村的放牛娃注定是个流浪汉，一辈子都在行走，根扎不下来。我们这种性格的人其实很多，但很遗憾的是，我们大多数人，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都被早早地套上了木枷，被要求按照前面走过的路线前进，不得逃跑，不得走错。一旦不从，就会被后面的主人打骂。
如今大部分的中国孩子就是一头鼻子被穿刺的牛，由大人用木棍牵住，只能看着前方那座高考独木桥埋头用功，连给自己挠痒痒都没机会。
刘慈欣在《三体》中说过这么一句话，大意是：”当外星人注意到地球上开始有黑猩猩仰望太空时，他们就警觉起来，因为这个地球上即将出现智慧生物了。” 这句话反过来就是，如果一个人整天只知道埋着头往前走，不管他是在找路还是在找食，都无需担心他给高等生物造成威胁 。
中国人的生活很实际，眼睛盯着身边的几十平米，生怕被人抢了偷了教坏了或者打碎了，对于读书、思考、哲学、未来、科技这些普遍不感兴趣。而西方人，尤其是白人，犹太人，阅读和思考就多得多。这可能和不同民族的安全感有关。西方社会历来重视民主和自由，遇到不公平的事，哪怕自己不敢出头，也可以肯定会有其他人出头，所以内心是安定的。而中国人精于算计，在碰到社会不公的事情时，基本上可以确定大部分旁人会站在一旁看戏，能够碰到一个出头之人的机会渺茫，所以我们老百姓内心是不安定的。
看看方方老师的遭遇就知道了。
缺乏安全感，于是懒得做长远打算，或者去思考那些虚幻的事情，比如哲学，比如艺术。从晚清开始，带头造反的国人基本上都是家境不差，读过一些书甚至留过学的人，因为他们不需要担心生计的问题。
我们的孩子想打破这个魔咒，财务和思想两个方面都要摆脱枷锁。只有当他们长大以后生病有保险，读书不需要交学费，同时，除了高考还有很多条人生路可以选择，他们的一生才会真的自由和幸福。
不管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周末到乡下来吧，选一个没有手机信号的野外，去搭个帐篷露营，数星星，听蛙鸣鸟叫，看月缺月圆。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