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我们山水学堂有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师 – 李赍ji宾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我们山水之间营地所在地王家祠堂里有一所初级小学 – 经济小学(经世济民的意思),也是金井地区当时兴办的众多新派小学校之一。李老师就是这所简陋的小学老师,当时只有二十多岁,出身贫寒,但是非常敬业。 在那个年代,初级小学相当于现在的小学,基本上都是私立的,地方百姓自己建的,高级小学相当于现在的初中,中学则相当于现在的高中。小学老师基本上是本地人,学历不高,工资低;中学老师很多是城里来的,工资高一些;达德中学是金井地区最高学府,教师资历和他们的工资都要高很多。李老师就是金井本地人,家在现在的惠农四家塅。 先生1903年出生,1962年57岁就去世了。他当了30多年的老师,给金井地区培养了不少人才。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正义之士。 当年,我们王家祠堂旁边的九溪寺旁有一个国民政府在镇上设立的自治局。现在听来这也没什么特别,但是在民国时期,以及民国之前,政府的机构只到县一级,所谓古时候的九品芝麻官,就是指县长,乡镇一级都是老百姓自治的。如今在金井镇设立一个自治局,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一般来说是为了抓钱,那是个战乱频仍的年代,虽然国民政府不需要给公务员发如今这么多的工资,但是军费开支不小。金井镇是个相对富裕的大镇,所以他们将手伸到了这里。 九溪寺旁这个国民政府压迫百姓,侵害良民,令金井人深恶痛绝,但是又敢怒不敢言。经济小学的年轻李老师半夜写了一副对联,独自贴在了这个局的大门两侧: 缙绅诸公、猪公狗公、似叫鸡公,公不为公,公心何在。公道何存,今日假公图乐利。自治总局、酒局、肉局、是淫秽局,局为骗局,局内者甜,局外者苦,何时结局得太平。 这副对联后来被广而传之,惊动了自治局的上级,派人下来巡视,金井群众纷纷告状,上级最后把这些坏家伙撤换了。 1926年,金井镇的农协风起云涌,赤卫队也如火如荼地开展革命斗争,国民党成立铲共义勇队,在金井镇进行疯狂镇压,抓捕屠杀了大批农民协会会员和赤卫队员。李老师作为一个教书先生,挺身而出,保释了多位农友脱险。 李老师是那一个旧时代里的金井脊梁,同时文采书法俱佳,一辈子助人于危难,待儿女慈爱尽心,又是一位让人尊敬的父亲。让我们为100年前我们王家祠堂的李老师致敬。

我在尼泊尔写书的日子

金井镇《我们都是追梦人》征文投稿 2003年的非典刚刚爆发,我从长沙出发,坐吉普车穿过西藏,穿过喜马拉雅山的雪山,过界河,然后坐公共汽车来到了加德满都 –尼泊尔的首都,开始了五个月教书写书的日子。 那一年我正好30岁,去尼泊尔算是我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 这个礼物其实充满未知数,后来还充满惊险和穷困,但我很庆幸自己大胆接受了这份礼物。没有我在尼泊尔的经历,我后来就不会拿到美国签证,从而彻底改变我无望的人生。 我是有目的地去尼泊尔的,在去之前通过网络认识了一个当地的朋友,叫做普拉卜 PRABAL,和我年纪相近,告诉我中国和尼泊尔通商不久,很多人想学中文,做中国人的生意,邀请我过去教中文。所以刚过去,我就信心十足地租了一套在当地算是昂贵的公寓作为商住两用楼,买了二十套单人新课桌,买了两台电脑,办公桌,新家具炊具,也没有去注册,就把“飞龙中文学校 FLYING DRAG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的招牌在 加德满都游客最多的 THAEEL 汤妹儿老城区挂了起来。 我是第一个在尼泊尔开中文学校的中国人,在我之前,中国大使馆派了一个女老师在那边一所学校教。她拿着几百美金一个月的高工资,我听了心里有点酸,因为她的英文还没我的好。 我的中文学校位于三楼,房东是个有钱的知识分子,一家人住在英国。这房子有四层,在当时加德满都的私宅里,算是很高的了。三个房间的公寓,房租大概九百多人民币,相当于当地四个饭店服务人员的工资。所以现在想来,这第一步棋就走错了,房租成本明显太高,所以根本就没有当地学生来报名,即使我将学费一降再降,这些月工资只有两百人民币的尼泊尔人也还是负担不起学中文的学费。偏偏这些饭店宾馆的服务人员最希望学中文,因为当时中国游客越来越多,又一个个出手阔绰。 我认识了一个懂一丁点中文的当地导游阿俊AJUN,长得挺帅气的男孩子,就因为接待了一个江浙过去的大款,让这个老板很开心,所得收入让他有能力把姐姐弟弟都从大山里接到加德满都,三姐弟租了一套还不错的房子,弟弟可以在大城市上学,姐姐也在大城市找了一份工作。 我的飞龙中文学校总共只有两个学生,一个是三十三岁的德国青年,住在学校对面旅馆里的游客,他学中文是因为想从尼泊尔去西藏,然后从西藏去云南香格里拉,再去东南亚,然后去澳洲,美洲,非洲,回到欧洲。。。对,他在进行为期两年的环球旅行,而且不坐飞机火车,只靠徒步和搭顺风车顺风远洋货船。当时由于非典期间,尼泊尔这边的游客被关在樟木边境外不能进入西藏,所以他有时间每天来我那里上课。 另外一个学生是加德满都当地的律师,这个中年人不仅仅是个有钱人,而且出身高贵种姓。尼泊尔和印度一样是一个种姓社会,分为四个层级,这个律师告诉我他是皇室那个级别的,看到最低种姓的比如在酒店里打扫卫生的那些人,是绝对不会搭理的,大概连用脚踢都会嫌对方脏的架势。 教书这条路走不通,我只好另辟蹊径,决定专门针对尼泊尔这个国家写中文教材。因为我注意到,他们当时能够买到的中文教材基本上只有两本,一本是英国出的,比较专业,但别说对当地人,就是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也太贵了,大概20英镑左右。另外一本价格合适,但是里面错误很多,是一个在中国留学了大概两三年的印度姑娘出的。这两个老外教中文肯定比不上我。 因为刚来加德满都用力过猛,到这时候我已经身无分文了,没钱买机票,回不了国,只好便宜卖掉一天都没用过的课桌,然后亏本卖掉一台新电脑,剩下最后一台开始写我的《基础中文》(BASIC CHINESE)。要是不能在一个月之内写完这本教材并且找到当地出版商帮我出书,我就连饭都没得吃了。 结果一个月之后,我果真没有找到出版商! 偏偏在这个时候,我又病倒了 — 在尼泊尔生活过的中国人几乎每个人都会拉肚子,因为他们的公共卫生太差了。我只是在街上买了一根黄瓜,在小贩的清水里洗了一下当水果吃,就上吐下泻折腾个没完,身边又没人照顾,也没钱买药。两天翻江倒海过后我想到了客死他乡这个词。 白天躺在床上,前胸贴后背,模模糊糊看到街对面房子顶上有一群猴子在吃东西,大概是路边小庙里的供果,心里就想,要是我把窗子一直开着,病死了的话,对面的猴子可能会过来把我给吃了,最好连骨头皮毛都带走,这样人家可能只以为我失踪了,去当地寺庙修行去了,不会把一个人孤零零地病死在房间里这个可怕的消息带回中国。 白天晚上都在睡,也没怎么吃东西,告诉自己拼命喝盐开水,想把细菌冲出来,代替吃药。 我的三楼卧室窗外是一棵大樟树,树冠正好伸到床前,晚上从树上黑乎乎的地方传来一阵阵异常凄厉的悲鸣,不知道是什么动物,好像是一只被锁在地狱里受刑的女鬼在拖长了声音喊:“苦啊 — 苦啊—”,我非常害怕那个披头散发的女鬼顺着树枝从窗户爬进来,又不敢起身去关窗,只好大气都不敢出,数着数等天亮。 万幸我没有病死,也没有饿死,三十岁的我继续活在一个叫做汤妹儿的地方。好说好歹,房东退给我押金和一部分房租,在三个月房租到期之前,我从那个昂贵的THAMEL 汤妹儿公寓里搬了出来,在那个德国青年住的旅馆里租了一间房,只要一千五百卢比,大概相当于一百六十元人民币。 三个多月过去,我总算把第一本书写完,但是没人买我的书的版权,我只好再写一本,希望两本书同时去找出版商,机会会多一些。 这个小旅馆环境不错,很干净,旅客基本上都是西方人。我注意到了两个打扫卫生的年轻少妇,长得很漂亮,她们都是四个种姓中最低的那个,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见到游客笑得很淳朴灿烂。我从来没有见到她们站起来过,永远都蹲在地上干活的样子。 之所以房子这么便宜,一是因为夏天到了,雨水太多,是旅游淡季,二是我的房子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小床,勉强放下一张桌子,连凳子都放不进去,所以我整天坐在床沿上长时间写东西,翻译东西,没有靠背很难受。穷得经常一天只吃一餐饭,最多两餐。偶尔去西藏人开的饭店吃一碗叫做摸摸的小笼包子就算打牙祭了,大概四块钱一盘。更多的时候我吃的是三块钱左右一餐的伙食,那个饭店连墙都没有,是用篷布搭建的。不卫生但是老板娘对我很好,至今还记得她。 她是是个种姓中排在中间的种姓,但是她的丈夫是最底层的种姓,也是一句英语也不会,长得又高大又帅气,来到城里倒插门。尽量夏令营我在FACEBOOK上发出了一个信息,希望找到这家人,我想资助他们家的一个孩子到我这里来免费过一个夏令营,机票费用都由我出,可惜没有找到。 当时据说尼泊尔整个王国只有两个电视台,还是中国政府援建的。有一次尼泊尔的一个电视节目小组来采访我,想让我介绍一下中国的流行音乐。这是一个系列音乐节目,每一期采访一个在尼泊尔生活和工作的外国人,让他们介绍母国的流行音乐,第一个采访了一个巴基斯坦人,我是第二个采访对象,代表了中国的形象。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里可能有英语好的,但是他们可能不方便接受采访,那个时候在尼泊尔做生意的江浙沿海一带生意人也很多,不过英语比我差了一大截。 这个节目小组的主持人是一个从澳大利亚毕业回国的姑娘,英语不错,她事先在网络上做了调查,知道2003年春夏之交的中国有一个叫做韩红的歌手,很火,歌也挺好听,认定她应该是排在第一的中国大明星,所以准备了一首她的歌曲,让我来推荐她。而我事先并不知道谁是韩红,因为在非典之前她根本没什么名气,她火起来的时候我大概正好到了尼泊尔。所以只好吭吭哧哧介绍了一通这个“我心目中的中国一线大明星”,实际上介绍的时候连韩红长啥样也不知道,当时凭她的高腔和有点土气的名字猜想,估计是个村姑的形象。:) 夏天因为雨水很多,淡季的汤妹儿游客少了很多,我住的那家旅馆晚上早早地关了院子前门,我只得每次都去按门铃让门房开门,一下雨那个门铃就漏电,搞得我胆战心惊,因为用湿衣服包着也不一定起作用,还是会触电。有时候实在没办法把门叫开,只好去两个东北朋友开的洗脚按摩店,说好话让他们允许我在按摩床上睡一晚。这两个同龄人我至今还记得,对我很好,男的是个中医,叫DAVID大卫,女的叫MARY玛丽。不记得他们的中文姓名。但他们一直是叫我中文名称的 – 我的英文比他们好。大卫和玛丽是从迪拜过来的。 那时候认识了不少在那边玩和做生意的中国人,但是大家都很谨慎,没人借钱给我,其中有个深圳游客,本来想在那边学英语的,发现跟我学还更靠谱,就经常找我玩,但是又从来不请客,也不借钱给我。让我哭笑不得的是,有一次在街上碰见一个英国去的在汤妹儿晃悠了很久因此互相认识的年轻遛达鬼,出于礼貌和他打了个招呼,邀请他去我那里坐一坐,他竟然马上问:“好好好,你那里有啤酒喝吗?” 我瞪大了眼睛:“没有。。。” 他有点不好意思,马上解释:“我好久没有喝过啤酒了。” 这个不到三十岁的英国溜达鬼比我还狼狈,他也是没有了回国的机票钱,没钱吃饭,也不知道晚上睡在什么地方。不过他好像也没有放弃,因为当时在街上他拿着一把吉他,穿着一条夸张的红裤子,说是要去一个酒吧弹吉他挣钱,人不可貌相,说不定他比我混得好。 苦尽甘来,我总算把第一本教材《基础汉语》卖出去了,连同版权,两万卢比,也就是两千块钱左右。很贱的价格,但我总算可以一天吃三餐饭了。 在整个汤妹儿的中心地带,看得到很多年轻的中国游客,他们大多数英语都不好,基本上都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和重庆这样的地方来的,我有时候需要帮他们做翻译。有一次三个同龄人邀请我一起去漂流,好象是四天两晚,所有费用加在一起竟然只要两百多块钱人民币,包括导游费水上保护皮划艇餐费交通费等,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这个价格不可思议。那些人当时应该是穷途末路,估计是家里的孩子在饿肚子。 这是我在尼泊尔一个小山村里拍的一张照片,这个小男孩是个留守儿童,由于毛党(游击队)经常来,他的父亲参加了政府军,母亲也去城市打工了,只有奶奶带着他,住在木棍和泥巴糊成的小房子里。 由于连年的内战,这个村子里没几个人了。 漂流回来后,我继续完善我的第二本中文教材,这次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写,融入更多旅游相关的术语和中尼两国的介绍。这样做好像很不道义,但他们只给我两千块钱,所以我也不需要特别理亏! 瘦了大概十斤肉的罗军终于把第二本书写完了,而且废了不少口舌,好不容易找到了汤妹儿的第二个更有实力的出版商,这是一家印度出版公司,在这里有一个分部。他们也给了我两千块钱,说一年后再给另外两千块钱,也是买断书的版权,一年后我回到了国内,他们没有联系我,我也没去找他们,估计印度人会赖账。 去年,2018年,我的一个美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