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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井名人] 中共的红色管家 – 杨立三将军

杨立三革命先哲 -《金井漫话》

在上个世纪的金井人中,杨立三将军毫无疑问是最有名的一个,一辈子搞革命不算稀奇,主要是他那种气魄和对老百姓的关心爱护让人印象深刻。他很能干,是中国共产党建国前非常优秀的管家,如果没有他的务实和精明能干,历史可能会被改写。

杨将军于1900年出生在金井,54年抗美援朝后不久就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如果晚死一年,很可能成为了长沙县的唯一一位大将。

下面是一位作者的博客,应该是杨立三的传记上转到博客上的,喜欢历史的朋友请认真看看。

  1. 童年
  2. 走上革命道路 长沙县第十一高级小学 尊阳女子简易职业学校 [这两所学校都在金井创办]
  3. 设在金井镇南阳庙的农协 – 长沙东乡第一个农协

……..

1926年7月中旬,北伐军第七军经长沙金井向湖北进军,当先头团在团长李朝芳地带领下来到金井时,杨立三带领农协会员,杀猪宰羊,烧茶做饭,进行招待和慰劳。他们还在南阳庙举行了军民联欢大会。会上李团长向大家报告了北伐的形势,杨立三致了欢迎词。这些都极大地振奋了群众的革命情绪。

北伐军进攻长沙时,湘军节节败退,纷纷逃窜。杨立三瞅中机会,带领农协会员和游击队员,在路上去截击败逃的湘军,缴他们的武器。几天下来,就缴获了二百多支枪。最后,他把这些枪都送交到省农协会去了。因为省农协要成立自卫队。郭亮和易礼容给杨立三打招呼说:等时机成熟时,要调他到省农协自卫队去工作。

入党

“四一二”政变的消息传到长沙后,杨立三极为震惊和愤慨。他立即在金井南阳庙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克服沪宁祝捷反蒋大会”。全区的农协会员、店员及学校师生几万人参加了大会。杨立三在会上慷慨激昂地揭露了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抨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叛变行径,控诉了英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屠杀中国人的兽行。吴文炳、吴德星等农协干部带领大家高呼“打倒国贼蒋介石!”“庆祝北伐军胜利收复上海南京!”“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

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杨立三指派农会骨干杨荫国为游行总指挥,易增虔、范唯一等为队长。队伍有次序地从南阳庙出发,经过金井街到脱甲桥,整个队伍长达十余华里,他们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口号,

省政府当局派了两个连到金井来抓捕杨立三。当此白色恐怖笼罩之际,杨立三知道已很难在家乡待下去。他凭着熟悉的地理环境,躲过敌人的眼睛,离开家乡,远走武汉。不久,就参加了秋收起义,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罗补充:当时他是直接朝着井冈山的方向逃跑的,直接从山里经过浏阳走的,不敢走大路,高桥赋堂冲一位当时的川子头目保护他。《金井漫话》里好像记载了这个川子的姓名。】

杨立三虽然离开了金井,但他在金井领导过的中共党员和农会骨干,不少人仍顽强地坚持在与敌斗争的第一线,他们坚贞不屈,英勇无畏,有的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了宝贵的生命。仅举两例:

例一:

原乡农协执行委员、担任过小学校长的共产党员吴文炳,不屈服于反动势力的压力,于1928年1月,与吴本德一起组建了湘鄂赣边区游击大队,担任大队长和党支部书记。为了掩护革命活动,他选派精干队员在家里开了一个硝棚,白天熬硝,夜间活动,神出鬼没地惩处了本地的三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并夺取了团防局的武器,扩大了革命武装。他还派人到处张贴广告警告土豪劣绅:“老子本姓天,住在高山巅,汝要再作恶,狗命难保全!”2月底的一天晚上,他正在家里召集秘密会议,研究破敌之策,结果被叛徒告密出卖,20多位与会人员,包括他和他的独子吴学谦都遭敌逮捕。他们被押至长沙监狱受审。第一次,敌军官用封官许愿、名利地位诱使,想叫他说出谁是共产党、谁是游击队。吴文炳守口如瓶,不予理睬。敌人把他双手反背,用绳子勒住大拇指悬空吊起,还在身上吊一桶水折磨他;后来,敌人又叫他靠墙立站,把他的两只手钉在墙上,还给他头上戴上烧得滚烫的铁瓮缸,用烧红的烙铁烙他的肉。在以后的审讯中,敌人又剥光他的衣服,让他睡烧得发红的钢丝床。他被敌人按在钢丝床上翻滚,浑身烧得血肉模糊一片,但始终未吐一字。最后,敌人用杀他独生子相威胁,吴文炳看着儿子倒在血泊中,却不向敌人低头。敌人黔驴技穷,最后只好将他杀害。

例二:

原乡农协骨干、儿童团团长、外号“白毛”的吴德星,不屈服反动势力的压力,在本乡组织赤卫队、赤卫团,先后担任队长和团政委,他带领赤卫队员杀敌匪,砸团防,打得敌人心惊胆颤,当时在长沙、平江、浏阳三县交界方圆百十里内,提起“白毛”队长老少妇孺皆知,敌人闻风丧胆。

后来,吴德星领导的队伍被编入红军第十六军,他任红七师副师长。1932年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企图叛变投敌,遭到吴德星的坚决反对,孔荷宠心怀忌恨,反诬吴德星私通白匪,乘机将他杀害了。死时吴德星年仅22岁。

面对日军频繁的“扫荡”,为了使资金不丢失,财为人员都事先准备好许多大水缸、石板和石灰,乘深夜在庄稼地里挖好一个个深坑。遇有紧急情况,便将钞票放进缸里,盖上石板和石灰(防潮用),埋进坑里,然后对地面进行伪装。在总部住的麻田镇大林口村,就有四五十处这样的埋藏地。

1942年5月下旬,在日军出动大批人马对住辽县麻田的八路军总部大袭击中,后勤供给部把刚从冀南银行领到的600万元新票子,装了34个麻袋,用17匹骡马驮着,随大部队突围转移。当17匹骡马走到南艾铺东北的山头时,遭到敌机的轰炸扫射,一部分骡马伤亡。这时天已黄昏,进退无路,大批钱款处于危险之中。供给部政委周文龙便发动全体同志一齐动手,把麻袋里的钞票一捆捆掏出来,抬到山里埋藏在石头堆里,并留下出纳员进行看守。出纳员抱着与现钞票共存亡的决心,巧妙的监视蒙骗敌人。敌人虽多次搜山,也没发现这些隐藏的钞票。几天后日军撤走了,这600万元全部安全地运回了供给部。

用小米来代替货币

在抗战后期,由于物价飞涨,各种供应标准已远远买不到需要的实物。一套军衣1939年的费用是2元,1940年达到5元,1941年为88元,1942年为188元,1943年为275元,1944年为1445元,5年时间上涨了722.5倍。为了使部队生活水平不下降,杨立三费尽心思,最后探索出了一种货币支付与实物标准相结合的供给办法。这个“实物”他们选择了“小米”,各种生活费和事业费的标准用小米的数量来表示。比如津贴费,原每月1.5元的改发小米12两(老秤16两为1斤),每月2元的发小米1斤,每月3元的发小米1斤半……技术干部的津贴也是一样,医生每月发小米6至10斤,电讯人员每月发小米3斤8两至10斤。其他经费标准一律用小米表示,如菜金每人每日改发小米3两,油盐每人每日发小米3两5钱,柴每人每日发小米5钱等等。

发放的办法是,通常以当月15日这天各种物品(菜、油、盐、柴、等)的市价,按实物(小米)标准计算成货币,按数支付所供单位。采取以实物规定经费标准的办法后,克服了由于物价上涨造成部队生活水平下降的缺陷,受到了广大指导员的欢迎。以后,从部队到地方,几乎都以小米为标准来计算经费。如养活一个军人每年需要1300至2200斤小米,打一发八二迫击炮弹等于800斤小米等等。

杨立三在理财过程中,很注意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他绝不是只能严,不会宽,需要宽的地方他能很好的按党的政策把严与宽巧妙的统一起来。

做军服

【冀中地区的农户有养狗的习惯,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狗,但狗对八路军、游击队的夜间活动却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部队走到哪里,哪里都有狗咬。一处狗叫,倾刻间便会引起周围村庄所有的狗叫,等于为敌人报了信。因此,1940年前后群众自动掀起了一个打狗运动。部队后勤部门便趁机去各村收购狗皮,一次就收购了60多万张。仅在定兴一个县就收购了8000多张,同时还买到了熟皮用的黄米面和硝。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他们仅用从定兴收购的狗皮就缝制皮大衣500多件,皮背心4000多件。】

抗战期间的伤病救治

每当敌人来临之前,各医疗所都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坚壁伤员,隐蔽治疗,与敌周旋。一般都是一个所分成三个分队,由所长、正副指导员各带一个分队;每个分队又化分若干小组,重伤员以每组2-3人为限,轻伤员每组5-10人为限,利用山洞、坟墓、地道或老百姓的家把伤员隐蔽起来;医务人员也编成治疗小组,随身携带药品,利用夜间或早晚时间去各个点为伤病员治疗。

在冀中平原地区,无山地山洞可隐蔽,有的医疗所便把伤员化装成老百姓,隐蔽于各村各户,并与户主结为“亲属”关系,有的是户主的“儿子”,有的是“侄子”,有的是“丈夫”,有的是“女婿”。有时遇到敌人来“扫荡”,把群众围起来抓八路,老乡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些假亲属一个个领回家,有的甚至忍痛舍弃亲生儿子而救伤员。

1942 抗战最困难时期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阶段。由于敌人空前疯狂的“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使根据地急剧缩小。晋冀鲁豫区从1939年初的60多个完整县缩小到7个县,人口由1200多万减少到600多万。华北解放区的面积缩小六分之一,解放区的人口由1亿人下降到一半以下。不少村庄成为“无人区”,群众大量逃亡,粮食大量减产,收成减少三分之一。】

自给自足 大生产

【晋察冀军区的部队,仅1940年就开垦土地3.3万亩,打井160眼,挖渠150多条,发展水浇地10万亩。尤其游击区部队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部队生活有了改善,每人每天增加5钱油、5钱盐、1斤菜,每月可吃到1斤肉。在开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各种小作坊也兴办了起来,以自己生产的盈利保证了日用品的供应,连多年没有用过的牙刷、牙粉等也齐备了。】

抗战又抗灾

【正当日寇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扫荡”,根据地建设受到严重摧残之际,老天爷也对华北大地发起了淫威,把一场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降临于华北广大老百姓的头上。而且是数害齐袭,旱灾、涝灾、蝗灾轮番进攻。华北大地满目疮痍,难见稼禾】

【旱灾还没过去,1943年和1944年蝗灾又接踵而至。蝗虫首先发现于河南,然后逐渐北移,1943年五六月份侵入太行区,前后六批蝗虫铺天盖地而来,23个县被蝗虫包围。最大的蝗群方圆有几十里,一巴掌下去就能打死几百只,落在地上达一二尺厚。仰头一看遮天蔽日,几步外看不见人影,几十亩庄稼倾刻间便会被啃个净光。】

对于蝗虫的侵害,部队如对敌人一样,前后出动8万多人,组织了一个又一个剿蝗战役,直到1944年9月1日最后一批蝗虫被歼灭。大家创造的灭蝗方法多种多样,大体有以下几种:

  • 一是许多人排成队,一块一块地对蝗虫进行包围消灭。
  • 二是清早露水未干时,乘蝗虫翅膀潮湿飞不动,集中扑灭。
  • 三是冷天时蝗虫喜欢寻找暖厩,可将干柴草堆放田边或地中,等蝗虫钻进柴草时用火烧。
  • 四是蝗虫黑夜喜光,天黑时把灯放在地边,周围放数盆冷水,蝗虫扑灯时即会掉在水中淹死;或者在地边挖成一二尺深的沟槽,晚上以灯光诱蝗,等蝗虫落满沟槽时,突然以土掩埋。

五是撒播药物进行毒杀。药物配制的方法一为用麦麸皮15斤,糠1斤,或锯末10斤,砒霜或砒酸铅1斤,然后以水拌和;二为新鲜马粪50斤,砒霜或砒酸铅1斤,花椒油2两,加水混合即可。以上述物药每亩5至10斤,清晨或黄昏时,撒播在禾苗上,蝗虫即可被毒死。

以上前四种方法消灭的蝗虫,可以食用,或煮或炸或掺在玉米面中烙饼、蒸窝窝头,都很好吃,有的还可煮熟存起来当干粮。一个村一天打1千斤蝗虫,就可顶几百斤粮食。有的地方还采取用1斤蝗虫卵换1斤小米的办法,鼓励大家挖卵换米。林县二区曾挖卵换米140石。这种办法很有效,因为1斤蝗卵可孵蝗虫3.9万多只,消灭1斤蝗卵,就等于消灭了近4万只蝗虫。

据统计,仅太行区军民在一年时间里,就挖蝗卵10万斤,打蝗虫1800多万斤,1斤蝗虫有800只左右

反日军扫荡

反扫荡突围

队伍中有一个十二岁的公务员小王,气喘吁吁地对郝治平说:“指导员,我实在走不动了,你们先走吧!”郝治平让他抓着自己的衣服说:“小鬼,我带你走吧,一定要坚持到底!”

这时,后边的敌人打来一串子弹,郝治平只觉抓她衣服的小王身子往下一溜,坐在了地上。她回头一看,一颗子弹已经打穿了孩子的胸膛。一个十二个的小八路献出了他年幼的生命。

他们走了一天,黄昏时来到了一个叫王前的小村。天气炎热,经过一整天的突围行军,大家困极了。前面又要翻山,有人要求在这里歇一会儿,那怕坐在地上合一合眼也好。但杨立三深知现在并未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危险会时刻到来,于是反复动员:“同志们,现在不能休息。敌人会快跟来的,我们必须继续前进。”

  • 二十多岁的郝治平,已跑了两天两夜,她坐在一块石头上,挣扎了几次都站不起来,就对杨立三说:“杨部长,你带队伍先走吧,我稍微休息一下再走。”
  • 杨立三说:“不能停,咱们现在只剩下一匹马了,你就骑着马走吧!”。
  • 郝治平摇摇头说:“不,你四十多岁的人了,这支队伍不能没有你,你快走吧!”

日军最后一次围剿

【1943年9月10日,中央军委任命杨立三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和政治委员】

【杨立三是一个在工作中既讲究务实、又不囿于死板的教条,而不断有所作为、有所进取的人。】

在后勤部,杨立三为了调动大家生产节约的积极性,并使之能够持久,他根据中央领导的的有关指示精神,将生产节约而得的一部分收入奖给了个人;并允许个人喂鸡养兔、养蚕养蜂,收入归已。因此,不但生产节约的成效比较大,而且供应也比别的单位好。有的人甚至有了上千元的积蓄。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因为彭老总当时每月的津贴才只有4斤小米钱,营团级干部只有3斤小米钱。这样一来,沸沸扬扬的议论便出来了,说什么:

  • —奖励私人积蓄是“经济主义”“金钱观点”“富农思想”“发财观念”。
  • —允许私有是有害于共产主义思想纯洁性的。
  • —还是多为公家争取一些财物好,搞个人的不成了资本主义思想吗!

……

显然,这种思想观念不“突破”,势必挫伤大家生产节约的积极性,给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生产节约运动带来禁锢。

彭德怀听到这些反映后,感到问题关系重大,就认真作了一番调查。看到的事实使他把赞成票投给了杨立三。他写信给邓小平谈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信中说:

“我认为在军队机关方面犯了严重的平均主义。。。

不死板的称职管家

1、女同志打毛衣,以其所得手工工资折合,交足三个月粮食、全年菜蔬,超过者自得百分之七十,以百分之三十归伙食单位。

2、男同志于业务以外的余暇时间亦可打毛衣、毛袜、毛手套及捻毛线等,公家代办原料,代销成品,所得盈利自得百分之七十,以百分之三十归伙食单位。

3、伙食单位,按人尽其才的标准组织铁工、木工、席工等手工业生产,超过规定生产数量者,除去原料工具成本费外,所得盈余,自得百分之七十,以百分之三十归伙食单位。

(三)以副业生产为辅

1、喂猪养羊

(1)肉食规定:从四月到七月,每人每月一斤,八月份起为一斤半,全年年节会餐预计五斤。

(2)现有大小猪二十九口,羊一百二十四只,从七月份起,经常保持喂猪四十口,八月份起,喂羊二百只。

(3)专门负责喂猪放羊的同志,对猪羊饲养得法,能增速其肥壮及不发生疫病损失者,得由伙食单位给以适当的奖金。

(4)私人采野菜交伙食单位饲猪者,每斤给洋二角之代价,全归自得。

(5)肉食供不上时,即以二斤豆腐代替一斤肉。

(6)肉食款项,十月份以前全由供给合作社供给,十一月份起,由农业生产百分之二十提奖之一部分付给,不足者仍由供给合作社弥补。

《滕杨方案》的激烈反响

“滕杨方案”之所以产生这样强烈的反响,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方案》在提倡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了劳动者个人的利益。一改过去那种只讲为公、不准谈私、忽视劳动者收益、抹杀个人利益的平均主义倾向,提出了多劳多得、奖励能者的原则,比较好的处理了生产与分配、积累与消费、集体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一个典范。

正因为这样,所以“滕杨方案”的出台受到了上下一致的欢迎,

1945 最后的抗战

杨立三在1953年写的自传中也说到了这件事:由于抗战后期生产节约运动搞得好,到1944年下半年和1945年上半年,部队不仅把过去借冀南银行的欠款(共计10386万元)如数还清了,而且还积存下一批家务,因此后来军队扩大时,因为有布匹、弹药、粮食和一批现洋的准备,才没有发生很大的困难。

作为一个部队的“管家人”,能做到这一步实在是不易了。

升任总后勤部长,继续兼任八路军后勤部长

内战 – 大别山

内战 – 准备反攻

内战 – 华北军工生产

工人的工资不宜过高。工资过高了会破坏工业生产。过去只知道工资高了对工人有好处,不知道过高了由于工业不发达反会造成失业。现在首先要使工业发达起来,解决人人有事做、人人有饭吃的问题,这就要靠共产主义精神,靠政治上的提高和鼓励。

一定要搞好弹药生产。炸药的生产要达到一定数量。攻每座城市要用多少炸药,要具体计算,这与打垮蒋介石的时间有很大的关系。炮弹要尽量多造,野战部队需要大量迫击炮弹和山炮弹。手榴弹在前线实际是第一需要的,进行巷战、打到南方去都要用手榴弹,要提高质量。

军委后勤部的组建

奔赴华东与淮海前线

【杨立三特别提出,战争的消耗是巨大的,这些消耗全部要人民来负担,因此,我们必须十分爱惜物资,节约人力、物力、财力。他以一个部队管家人的口吻说:试问一个农民一年能收多少?我们一颗子弹就要花12斤小米,一颗手榴弹15斤小米,曲阜街上一对无畏牌小电池要6000元。现在有些同志对钱还比较重视,但对物资、子弹、粮食却不在乎,不懂得爱惜和节约。这种情况如不纠正,就不能支持长期战争,就将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 | 淮海战役 2 |

筹备后勤大会 | 后勤大会召开 |
新年聚餐 |

1949 平津战役结束 |
进北京
首任总后勤部长兼国家食品工业部长
建机构完善组织体制

抓基础充实保障实力
办院校培养后勤人才
抗美援朝
1950年国家财政总支出68.08亿元,国防费拨款达28.01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41.1%。

1951年国家财政总支出122.49亿元,国防费拨款52.04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43%。

1952年国家财政总支出175.99亿元,国防费拨款57.84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32.9%。

1953年国家财政总支出220.12亿元,国防费拨款75.33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34.2%。

可以看出,在抗美援朝的几年中,国家对军费的投入比例是很大的,占到了国家总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而90年代后军费只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6%-8%)。
为志愿军进口军事装备

“出国作战部队的装备,有一部分苏式武器,也有过去缴获日本的,大部分是从蒋介石那里缴获来的美国货,武器型号口径杂乱,补充是个大问题。像抗美援朝战争这样巨大的消耗,靠我们国内生产的弹药无论如何是供不应求的。虽然我们采取了增加军工生产,翻修美日式炮弹等各种措施,但仍然大约只能满足需要量的10%左右。如1951年第一季度,朝鲜战场上所需弹药约1.41万多吨,而我们的军工生产能力只能生产1500多吨,其余1.2万多吨必须向国外订货。”

“当时,唯一可能供应我们的武器弹药的国家只有苏联,虽然口径型号不同,我们宁肯全部换装,也只能去找苏联帮助。”

“从1950年以来,我们共向苏联借了56亿旧卢布(约合13.4亿美元),主要用到了朝鲜战场上。当时为了换装,我们从苏联买了100个师的装备,第一批是37个师,其中分出了几个师的装备给了朝鲜人民军。就这样,我们逐步换成了苏式的武器装备,并且创造了一系列军事工业。”

军委财务部(后称总财务部)部长 | 2
几百万军队的庞大开支,占到全国财政总支出的30%左右,手里掌握六七十亿元的杨立三可谓真正的大财神了。

实施薪金制、军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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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李琴
廉洁纯厚
1952年“三反”时,秘书处管理科的同志把他的全部家当算了一笔帐:连床加在一起,才值30多元。

这就是一个总后勤部部长的物资财富。

爱学习,写日记
体现杨立三学习精神和学习成果的另一点,是他留下的大大小小的40多本日记和笔记。杨立三有随时记笔记、写日记的习惯,他把听报告的感想、想到的问题,上级交待的工作,下级的汇报及自己的工作安排、打算,都随时记在自己钉的小本子上,这套笔记和日记从1936年一直记到了他去世前,是近20年革命风云的真实记录,也是一笔反映他革命历史的宝贵财富。

积劳成疾
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

葬礼

杨立三同志事略

李学坤

    杨立三,又名杨泳阑、杨名世。一九OO年十一月生于湖南省长沙县金井镇万松园村石碧湖的农民家庭。兄妹七人,他排行第六,上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童年时期家里很穷,全家生活靠父亲种田、推车和冬天教人习武来维持。

    杨立三因家贫上学很晚,十一岁时才有机会进学校,半耕半读到十九岁,他聪明、刻苦,记忆力非常好,学习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他一边读书一边教小学,是一名小学教员。

    一九二O年六月,经二哥介绍在湘军连里当上士文书,一九二一年参加陆军十五团任司务长,后又在湘军第一路军任军需官。一九二二年六月加入国民党,湘军在战斗中失败,杨立三辗转回到老家。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席卷全国,杨立三投身于工农运动,转向共产党。在乡下组织雪耻会,到处演讲反帝爱国,阅读《新青年》、《东方杂志》、《社会主义论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入门》、还订阅《广东农民》。这样,革命觉悟提高,愿望强烈。在当地组织农民协会,任委员长。和郭亮、易礼容等人有了联系,并接受指导。北伐战争开始后‘,郭亮委任杨立三为国民革命军长岳游击司令部第二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

    一九二七年一月,经长沙县农民协会委员长陈伏泉和农民协会特派员余隽五(又名余西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任长沙县尊阳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和党支部书记。“马日事变”后,敌人用两个连的兵力捉拿杨立三,他不得已,离开家乡出走武汉,经湖南驻武昌党组介绍见到了周恩来。中央军委分配他随陈赓去二十四师叶挺部工作。在安源以工人组建一个新兵连,他任一排排长。七月编入武汉国民政府第二路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第三营;九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三湾改编时,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团,杨立三任团部副官。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时,杨立三被派去任财政科长,主要任

务是筹钱筹粮供给部队。一九二八年五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杨立三调回部队,任三十一团党委常委、辎重队长(即团供给处长)、政治保卫科长兼党支部书记。一九三O年六月,红四军扩编为十二军,杨立三出任军需处长,党委常委。八月成立红一方面军,辖两个军团,共六个军,约四万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杨立三任总经理处处长。从此走上了后勤工作的领导岗位。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央军委成立,杨立三兼任财政部长。十一月后勤机关重新组建,成立总供给部、总兵站部、总卫生部。杨立三出任总兵站部部长、财政部长、后方办事处主任。一九三四年十月杨立三随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先后任军委保管处处长,粮秣队长,总医院院长、四科科长。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杨立三出任兵站部部长兼政委。一九三六年三月调红军大学学习。后改为“抗大”,杨立三出任“抗大”教育部长。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杨立三出任兵站部部长兼政委,又兼“抗大”校务部长。一九三九年四月,杨立三奉命从延安到达太行革命根据地。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建立了后勤部,辖供给部、兵站部、卫生部的工作,杨立三任后勤

部长兼政委,同时兼任兵站部部长。一九四三年九月,中央军委任命杨立三为八路军前总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军区成立,由邓小平任书记,刘伯承任司令员,杨立三为常委和经济部长,并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后勤部长。

    一九四七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建立华北办事处,由董必武任主任,杨立三任副主任,协助董必武工作。一九四九年夏,华北军区后勤部与中央军委后勤部合并,杨立三任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兼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并担任后勤部党委书记。一九四九年九月杨立三作为人民解放军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建国以后,革命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他在工作报告和论文中多次强调:“我军过去后勤工作主要是用“取之于敌,就地配给”的供应办法来保证部队物资的供应。今后由于军队装备改进,战争技术发展,后勤工也应随之而改变”;“后勤工作是一门科学,是军事科的一部份”;“后勤每一种专业都是技术,我们学好了后勤工作,就是后勤工作的专家、工程师。”杨立三为后勤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贡献,为后勤工作现代化做出了新成绩。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央军委决定将财务工作从后勤部划分出来,单独成立一个财务部,属中央军委直接领导,负责全军财务的领导和监督。杨立三调任中央军委财务部长。杨立三到财务部工作后,全军财务工作有新的起色,做出了新的贡献。由于杨立三同志长年累月的辛勤工作,身体已经不行了,曾几次住进医院,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一九五四年五月五日,他给在青岛养病的财务部汤平副部长写信说:“我从头到脚都有病,自从你走后,我新发现的病有三、四种……不管病怎么折磨我,有事情总是要做,我想趁能工作的时候,多做一点才好”。在他实在坚持不下去时,才听从组织决定,去苏联治病。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期间,经常关心财务工作的建设。先后写了几封信给财务部唐天际和汤平副部长,希望他们把制定各种财务条例工作搞好。后来他的病情加重,自己不能写信了,就让夫人代写。在去世的前一天,即十一月廿七日的早晨,当医生问他病情的时候,他没有回答医生的询问,却自言自语地喊着:“继续干!继续干!”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廿八日,杨立三因患恶性脑瘤,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逝世,终年五十四岁。

    杨立三逝世后,在追悼会的悼词中写道:“杨立山同志,是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从井冈山建军初期,他就从事后勤和财务的组织领导工作,一直到逝世。他几十年如一日,忠心耿耿地为部队后勤工作和财务工作呕心沥血,为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和财务工作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服从组织,安心工作,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以身作则,埋头苦干。他热爱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地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人民解放军的杰出将领。”他逝世后,周恩来总理给予很高的评价,说他:“在各个时期的各种情况下,都能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党的需要和革命事业的需要,愉快地接受党所分配给他的任何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而

忘我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并保持了艰苦扑素和廉洁奉公的优良品质。我军的后勤工作和财务工作的成绩,是和杨立三同志的辛勤努力分不开的。”并说:“杨立三同志的革命事业心和埋头苦干、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精神,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楷模,是我军的后勤工作和财务工作人员的榜样,也是全军工作人员的榜样。”

    (根据刘云峰所著《杨立三》节录)

[金井名人] 老年活党史 刘英,原名郑杰

这是我们金井镇三位老革命之一,唯一的女性,也是金井第一实力大户郑家的闺女,张闻天的夫人,参加过长征的革命女子!1905年出生,2002年去世,97岁的高龄老太太。她的娘家就在现在的金井集镇旁。

从下面这些文字节选可以看出来,这对夫妇性格都很耿直,不同的是,张闻天是个有大爱、负责任、有独立见解的人,这样的人物自然和毛泽东这样的阴谋家站不到一块儿的,因此下场比较惨,76年,和毛泽东同一年去世。

而刘英则是一个思想上有些随大流的农村妇女形象,没有丈夫那么多的主见,但是也绝对不屈服邪魔外道,这大概也是她活了97岁,最终成为中共活党史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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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从“小麻雀”、女红军到女革命家 纪念张闻天和刘英同志

刘英个头极小,被称为“小麻雀”,可相貌秀气,瓜子脸、柳叶眉,小小的嘴,是典型的湘妹子形象。早在少女时代,她就表现出了要求上进、不屈不挠的性格。那时,她冲破家庭重男轻女思想的束缚,发奋求学。但死守封建传统观念的父亲以“三从四德”的戒律,紧紧束缚着她。为此,她一次次抗争,决不认命。凭着顽强毅力和过人聪颖,终于争得读书的权利。她先后在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附小、长沙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五卅”运动前后,刘英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并一步步走向革命新天地,从一个为个人找出路的倔强女子,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成长为一个为人民大众幸福而不屈奋斗的共产主义战士,并经受住了血雨腥风的洗礼。

在大革命高潮中,刘英担任了湖南省总工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干事,协助书记郭亮工作。1927年“马日事变”后,共产党转入了地下斗争,她任省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长,和滕代远在长沙近郊组织“灰日暴动”,因事机不密而失败。

白色恐怖中,刘英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行前一周,同即将赴醴陵任县委书记的林蔚结婚。林蔚曾留法勤工俭学,1926年从苏联回国,任湖南省委秘书长。不想这次分别竟成永诀。当1928年3月她返回长沙再赴上海时,方知林蔚已在醴陵的严酷斗争前线牺牲了。她只得在上海的湖南临时省委“住机关”一年多。

1929年春,党中央送刘英到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劳大”停办,她于年底转入国际无线电学校,成为一名无线电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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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底,刘英由莫斯科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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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驻苏联使馆时,张闻天引起王稼祥不满和毛主席疑忌

杨尚昆同刘英谈话时说:毛主席这个人非常多疑,后来洛甫到莫斯科当大使时,我想毛主席可能也有点怀疑。因为那个时候中央委员里头当大使的就是张闻天和王稼祥两个,而在王稼祥当大使同张闻天当大使时比较,苏联政治局对张闻天就比对王稼祥要重视,规格要高。

总理不兼外长了。他不提要张闻天当外交部部长,因为他知道毛主席不喜欢闻天。他提出让陈毅当,其实陈毅并没有干过外交。但是总理对闻天是很尊重的。他对闻天是又怕又有顾虑。闻天过去是同他一起搞领导工作的,他知道闻天写东西、搞哲学和马列主义,都高一头。

关于释放被俘美国人的问题,同英国建交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部里是有分工的。主管的乔冠华他们都是很有才干的。闻天非常赞成他们的意见,同意放美国俘虏,和英国建交。在会上,总理也是同意的。但他什么都要听毛主席的。跟毛主席一汇报,毛主席说:俘虏不能放,一个也不能放,放了,我手里就无牌可打了。结果总理从毛主席那里赶回来,马上又召集会。闻天最讨厌半夜三更开会。这天,半夜1点钟来电话了:开会。那只好去呀。总理说:主席不同意,政策要改变。结果弄得乔冠华、张闻天灰溜溜的。对这些,闻天是有意见的。他认为我们是在认真研究材料的基础上提出的意见,怎么毛主席一句话就改掉了?他觉得这样不合适。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不能完全由一个人说了算。他后来跟陈毅讲了这个意见,把这个例子也告诉了陈毅。陈毅很同情。陈毅这个人很开朗的,说:周总理这个人我了解,他什么都要抓,一个人哪里管得了那么多。

有一次我去西花厅开会,跟邓大姐聊了一聊。她和我是老关系。她叫我小杰,我本来叫郑杰嘛。她和我说:你跟胡子[指周恩来,那时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中不刮胡子,他的胡子又长得很长很密,所以大家叫他胡子]讲一讲,叫他不要管得那么宽;管那么宽干吗呀?叫他少管一点,各部的力量都很强嘛,为什么不要各个部去管呢?他的身体实在是不行了,晚上不睡觉,这样的话就要垮了;你跟他讲一讲;我跟他讲过好多次,他都不听。

我就去找总理,说:我有意见跟你提。他说,你提呀。我说:是邓大姐要我讲的,你管得太宽了,使你的健康受影响;你少管一点,各个部门就负责了。总理非常谦虚,说:健康有什么关系?人就是为了工作嘛!工作不管,行吗?昨天我没有管到,那个杨刚[总理的新闻秘书]就出事了。报纸看了吗?你看这条新闻就错了。他讲得有根有据的:不管行吗?我说:总理呀,这条新闻出了错,但你管得那么宽,也不一定都不出错。你叫她以后注意嘛,这也是锻炼人哪,你管得那么宽,事情也不一定都办得对。总理说:那不行,不管不行。


在长征路上,刘伯承,还有很多人都跟总理不合拍,看不惯周恩来的做法。刘伯承那时跟闻天能谈到一起,说:恩来管得太多了,我这个参谋长管的事情他也管。你看他那个本子,连背行李有几匹驴驹子都记着账,大小琐细的事都管。累得他写字的时候都打瞌睡,字迹就成了一坨一坨的,要让人猜都是些什么字。可电报还是要亲自写,这个怎么能行?对他这种作风有意见的,不是一个人几个人。

李克农和闻天谈得来,也知道总理是负责任的,但是过分了。

闻天反对大吃大喝,说宴请要简单些,这就同周总理有矛盾。周总理觉得中国是大国,要吃得好,要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都要上茅台,表示中国的气派。在这个问题上,闻天和周总理两个人不合拍。总理就是好排场,这同他的官僚出身有关。当年他就要我带头穿绸缎。闻天说:吃东西不一定要吃得太好,外交工作主要靠政策,不讲吃,吃得再好,要反对你还是要反对。

闻天对外援也有意见。说,人家上层一变,对这个国家援助的影响就完了,实际收获不大。闻天在外交部做一些事,毛主席是不听他的意见的。


闻天去参加庐山会议,本来准备谈的是国际问题的意见,但是后来谈了大跃进问题。我那时正在北戴河。有一天张茜和我说,告诉你一件事,你不要紧张。昨天闻天给陈毅打了电话,说犯了错误,缺点讲多了。陈毅说,缺点讲多了有什么?不要怕。

我对闻天犯了错误感到震惊。我说,庐山会议,人家不讲,你去讲什么呢?我埋怨他。明明毛主席对彭德怀有一肚子意见,总是要发泄的。彭德怀讲了,你还要讲。胡乔木也打电话来打招呼,你还讲什么?他说,我不讲能行吗?国家要垮。我说,国家要垮,靠你一个人能行吗?

庐山会议后,陈毅到家里来和闻天谈话。陈毅对大跃进也有看法,认为许多事是假的。他说,他本以为闻天是在国外问题上出问题,没有想到是在国内问题上出问题。

批判时闻天住院去动手术,陈毅到医院去看他,说:告诉你一点消息,主席请彭德怀吃饭,我也去吃了这顿饭;彭德怀讲了三点,一不自杀,二要求下去劳动,三什么的;主席对彭老总说,也许你是对的。

外交部批判我后,我就给杨尚昆打电话。杨尚昆说,哪个不了解你?少奇同志就说,刘英没有什么问题。这又不是什么株连九族,闻天是闻天的问题。他要我写信,说他可以夹在文件里转给毛主席。

我给毛主席写信,说从长征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向来拥护毛主席,是毛主席通知让我离开苏区参加长征的,我对毛主席从来没有反对过,向来是爱戴的。我和闻天的政治经历不同,从来是听党的话,服从领导,没有什么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能丈夫有什么错,老婆就犯什么错误呀。我和他不同,又不懂经济,过去也没有犯过什么错误。信后还附了个说明,对所谓我诬蔑攻击毛主席的揭发材料做了解释。

刘英和张闻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生活片断

闻天没有提及自己的遭遇,只是声音嘶哑、气息微弱地说:“彭德怀打得比我还厉害呀。”我说:“明天叫孙式平到经济所给你请个假吧。”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闻天的人身安全丝毫没有保障,红卫兵可以随时从天而降地把他揪走。一天半夜,我和闻天都睡下,孙式平照例拿走我们房门上的钥匙(第二天一早再插到门上)后,也睡下了。半夜,听见院子里“咕咚”一声响,孙式平赶紧跑出去,见一个人跳墙而入,打开了大门。更多的人涌进来,扬言要带走张闻天。孙式平问他要经济所的介绍信,说随便逮人不行。来人蛮横地说:“我们是外交部的,张闻天是我们的人。”孙式平也不让步:“他现在不是你们的人。”闻天听见吵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打开了灯。这一下造反派就从窗户跳了进来,喝令我们:“起来起来,跟我们走!准备开斗争会!”

闻天和我被带到一辆卡车上,挂上“反党分子”的大牌子,被逼迫着喊“打倒反党分子张闻天!”“打倒张闻天的老婆!”之类的口号。一路闹哄哄地来到外交部,造反派把我们关在旧办公楼的一间小房子里。屋子里乱七八糟,脏得要命,有两张行军床,没有任何铺盖,我们只好合衣躺在上边,哪里睡得着?

第二天早晨,给我们打来了一盆稀饭,一盆霉豆腐,“吃饭!吃了饭要开斗争会!”

我一肚子气,什么也吃不下。闻天很沉着,他悄悄对我说:“你要吃一点,不然顶不住啊。你看,这霉豆腐里还有点辣椒呢,来,吃一点。”说着,他夹起一块霉豆腐辣椒放到我碗里。在闻天的劝慰下,我勉强喝了半碗粥。

喝过粥,造反派就来了。先拖着闻天和我到处示众,几乎跑遍了外交部的每一个办公室和宿舍,其实好多房间里根本没有人,不过是折磨我们而已。我个子小,腿都跑木了,可一旦跟不上他们的步伐,就要挨骂。

接着便召开斗争会,

我说:“我说的都是实话。张闻天是反对大跃进的,他说这是得不偿失,老百姓遭殃,报上来的粮食、钢铁产量都是假的。外交部大炼钢铁他是制止的。”我“揭发”的这些他们不需要,这些问题闻天早已讲过多次,他们已掌握得烂熟了。他们想从我这儿挖到张闻天“里通外国”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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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0岁参加革命,1927年白色恐怖之下没有动摇,有人证明:李维汉,再:周恩来。1929年周恩来送我到苏联去学习,4年后回到中央苏区。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李维汉都是我的证人,你们去查吧。我在长征中的表现,许多老同志都可以证明,像蔡大姐、邓大姐……”他们打断我:“举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说:“毛主席、周恩来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去查吧。”

专案组的人真去调查了。他们找到财政部的一位大姐朱端绶,她是我长沙师范的同学,当年一起入党,在一个支部并肩战斗过的。从她身上专案组一无所获,反倒碰了一鼻子灰,以后也就不审查我了,又重新把斗争的矛头对准闻天。

刘英:“应该忘记的,都让它过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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