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井名人] 中共的红色管家 – 杨立三将军

杨立三革命先哲 -《金井漫话》 在上个世纪的金井人中,杨立三将军毫无疑问是最有名的一个,一辈子搞革命不算稀奇,主要是他那种气魄和对老百姓的关心爱护让人印象深刻。他很能干,是中国共产党建国前非常优秀的管家,如果没有他的务实和精明能干,历史可能会被改写。 杨将军于1900年出生在金井,54年抗美援朝后不久就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如果晚死一年,很可能成为了长沙县的唯一一位大将。 下面是一位作者的博客,应该是杨立三的传记上转到博客上的,喜欢历史的朋友请认真看看。 童年 走上革命道路 长沙县第十一高级小学 尊阳女子简易职业学校 [这两所学校都在金井创办] 设在金井镇南阳庙的农协 – 长沙东乡第一个农协 …….. 1926年7月中旬,北伐军第七军经长沙金井向湖北进军,当先头团在团长李朝芳地带领下来到金井时,杨立三带领农协会员,杀猪宰羊,烧茶做饭,进行招待和慰劳。他们还在南阳庙举行了军民联欢大会。会上李团长向大家报告了北伐的形势,杨立三致了欢迎词。这些都极大地振奋了群众的革命情绪。 北伐军进攻长沙时,湘军节节败退,纷纷逃窜。杨立三瞅中机会,带领农协会员和游击队员,在路上去截击败逃的湘军,缴他们的武器。几天下来,就缴获了二百多支枪。最后,他把这些枪都送交到省农协会去了。因为省农协要成立自卫队。郭亮和易礼容给杨立三打招呼说:等时机成熟时,要调他到省农协自卫队去工作。 入党 “四一二”政变的消息传到长沙后,杨立三极为震惊和愤慨。他立即在金井南阳庙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克服沪宁祝捷反蒋大会”。全区的农协会员、店员及学校师生几万人参加了大会。杨立三在会上慷慨激昂地揭露了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抨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叛变行径,控诉了英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屠杀中国人的兽行。吴文炳、吴德星等农协干部带领大家高呼“打倒国贼蒋介石!”“庆祝北伐军胜利收复上海南京!”“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 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杨立三指派农会骨干杨荫国为游行总指挥,易增虔、范唯一等为队长。队伍有次序地从南阳庙出发,经过金井街到脱甲桥,整个队伍长达十余华里,他们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口号, 省政府当局派了两个连到金井来抓捕杨立三。当此白色恐怖笼罩之际,杨立三知道已很难在家乡待下去。他凭着熟悉的地理环境,躲过敌人的眼睛,离开家乡,远走武汉。不久,就参加了秋收起义,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罗补充:当时他是直接朝着井冈山的方向逃跑的,直接从山里经过浏阳走的,不敢走大路,高桥赋堂冲一位当时的川子头目保护他。《金井漫话》里好像记载了这个川子的姓名。】 杨立三虽然离开了金井,但他在金井领导过的中共党员和农会骨干,不少人仍顽强地坚持在与敌斗争的第一线,他们坚贞不屈,英勇无畏,有的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了宝贵的生命。仅举两例: 例一: 原乡农协执行委员、担任过小学校长的共产党员吴文炳,不屈服于反动势力的压力,于1928年1月,与吴本德一起组建了湘鄂赣边区游击大队,担任大队长和党支部书记。为了掩护革命活动,他选派精干队员在家里开了一个硝棚,白天熬硝,夜间活动,神出鬼没地惩处了本地的三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并夺取了团防局的武器,扩大了革命武装。他还派人到处张贴广告警告土豪劣绅:“老子本姓天,住在高山巅,汝要再作恶,狗命难保全!”2月底的一天晚上,他正在家里召集秘密会议,研究破敌之策,结果被叛徒告密出卖,20多位与会人员,包括他和他的独子吴学谦都遭敌逮捕。他们被押至长沙监狱受审。第一次,敌军官用封官许愿、名利地位诱使,想叫他说出谁是共产党、谁是游击队。吴文炳守口如瓶,不予理睬。敌人把他双手反背,用绳子勒住大拇指悬空吊起,还在身上吊一桶水折磨他;后来,敌人又叫他靠墙立站,把他的两只手钉在墙上,还给他头上戴上烧得滚烫的铁瓮缸,用烧红的烙铁烙他的肉。在以后的审讯中,敌人又剥光他的衣服,让他睡烧得发红的钢丝床。他被敌人按在钢丝床上翻滚,浑身烧得血肉模糊一片,但始终未吐一字。最后,敌人用杀他独生子相威胁,吴文炳看着儿子倒在血泊中,却不向敌人低头。敌人黔驴技穷,最后只好将他杀害。 例二: 原乡农协骨干、儿童团团长、外号“白毛”的吴德星,不屈服反动势力的压力,在本乡组织赤卫队、赤卫团,先后担任队长和团政委,他带领赤卫队员杀敌匪,砸团防,打得敌人心惊胆颤,当时在长沙、平江、浏阳三县交界方圆百十里内,提起“白毛”队长老少妇孺皆知,敌人闻风丧胆。 后来,吴德星领导的队伍被编入红军第十六军,他任红七师副师长。1932年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企图叛变投敌,遭到吴德星的坚决反对,孔荷宠心怀忌恨,反诬吴德星私通白匪,乘机将他杀害了。死时吴德星年仅22岁。 红色管家开始工作 自己动手建房子 厉害的金井管家 会打算盘的杨立三 面对日军频繁的“扫荡”,为了使资金不丢失,财为人员都事先准备好许多大水缸、石板和石灰,乘深夜在庄稼地里挖好一个个深坑。遇有紧急情况,便将钞票放进缸里,盖上石板和石灰(防潮用),埋进坑里,然后对地面进行伪装。在总部住的麻田镇大林口村,就有四五十处这样的埋藏地。 1942年5月下旬,在日军出动大批人马对住辽县麻田的八路军总部大袭击中,后勤供给部把刚从冀南银行领到的600万元新票子,装了34个麻袋,用17匹骡马驮着,随大部队突围转移。当17匹骡马走到南艾铺东北的山头时,遭到敌机的轰炸扫射,一部分骡马伤亡。这时天已黄昏,进退无路,大批钱款处于危险之中。供给部政委周文龙便发动全体同志一齐动手,把麻袋里的钞票一捆捆掏出来,抬到山里埋藏在石头堆里,并留下出纳员进行看守。出纳员抱着与现钞票共存亡的决心,巧妙的监视蒙骗敌人。敌人虽多次搜山,也没发现这些隐藏的钞票。几天后日军撤走了,这600万元全部安全地运回了供给部。 用小米来代替货币 在抗战后期,由于物价飞涨,各种供应标准已远远买不到需要的实物。一套军衣1939年的费用是2元,1940年达到5元,1941年为88元,1942年为188元,1943年为275元,1944年为1445元,5年时间上涨了722.5倍。为了使部队生活水平不下降,杨立三费尽心思,最后探索出了一种货币支付与实物标准相结合的供给办法。这个“实物”他们选择了“小米”,各种生活费和事业费的标准用小米的数量来表示。比如津贴费,原每月1.5元的改发小米12两(老秤16两为1斤),每月2元的发小米1斤,每月3元的发小米1斤半……技术干部的津贴也是一样,医生每月发小米6至10斤,电讯人员每月发小米3斤8两至10斤。其他经费标准一律用小米表示,如菜金每人每日改发小米3两,油盐每人每日发小米3两5钱,柴每人每日发小米5钱等等。 发放的办法是,通常以当月15日这天各种物品(菜、油、盐、柴、等)的市价,按实物(小米)标准计算成货币,按数支付所供单位。采取以实物规定经费标准的办法后,克服了由于物价上涨造成部队生活水平下降的缺陷,受到了广大指导员的欢迎。以后,从部队到地方,几乎都以小米为标准来计算经费。如养活一个军人每年需要1300至2200斤小米,打一发八二迫击炮弹等于800斤小米等等。 杨立三在理财过程中,很注意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他绝不是只能严,不会宽,需要宽的地方他能很好的按党的政策把严与宽巧妙的统一起来。 做军服 【冀中地区的农户有养狗的习惯,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狗,但狗对八路军、游击队的夜间活动却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部队走到哪里,哪里都有狗咬。一处狗叫,倾刻间便会引起周围村庄所有的狗叫,等于为敌人报了信。因此,1940年前后群众自动掀起了一个打狗运动。部队后勤部门便趁机去各村收购狗皮,一次就收购了60多万张。仅在定兴一个县就收购了8000多张,同时还买到了熟皮用的黄米面和硝。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他们仅用从定兴收购的狗皮就缝制皮大衣500多件,皮背心4000多件。】 抗战期间的伤病救治 每当敌人来临之前,各医疗所都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坚壁伤员,隐蔽治疗,与敌周旋。一般都是一个所分成三个分队,由所长、正副指导员各带一个分队;每个分队又化分若干小组,重伤员以每组2-3人为限,轻伤员每组5-10人为限,利用山洞、坟墓、地道或老百姓的家把伤员隐蔽起来;医务人员也编成治疗小组,随身携带药品,利用夜间或早晚时间去各个点为伤病员治疗。 在冀中平原地区,无山地山洞可隐蔽,有的医疗所便把伤员化装成老百姓,隐蔽于各村各户,并与户主结为“亲属”关系,有的是户主的“儿子”,有的是“侄子”,有的是“丈夫”,有的是“女婿”。有时遇到敌人来“扫荡”,把群众围起来抓八路,老乡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些假亲属一个个领回家,有的甚至忍痛舍弃亲生儿子而救伤员。 1942 抗战最困难时期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阶段。由于敌人空前疯狂的“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使根据地急剧缩小。晋冀鲁豫区从1939年初的60多个完整县缩小到7个县,人口由1200多万减少到600多万。华北解放区的面积缩小六分之一,解放区的人口由1亿人下降到一半以下。不少村庄成为“无人区”,群众大量逃亡,粮食大量减产,收成减少三分之一。】 自给自足 大生产 【晋察冀军区的部队,仅1940年就开垦土地3.3万亩,打井160眼,挖渠150多条,发展水浇地10万亩。尤其游击区部队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部队生活有了改善,每人每天增加5钱油、5钱盐、1斤菜,每月可吃到1斤肉。在开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各种小作坊也兴办了起来,以自己生产的盈利保证了日用品的供应,连多年没有用过的牙刷、牙粉等也齐备了。】 抗战又抗灾 【正当日寇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扫荡”,根据地建设受到严重摧残之际,老天爷也对华北大地发起了淫威,把一场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降临于华北广大老百姓的头上。而且是数害齐袭,旱灾、涝灾、蝗灾轮番进攻。华北大地满目疮痍,难见稼禾】 【旱灾还没过去,1943年和1944年蝗灾又接踵而至。蝗虫首先发现于河南,然后逐渐北移,1943年五六月份侵入太行区,前后六批蝗虫铺天盖地而来,23个县被蝗虫包围。最大的蝗群方圆有几十里,一巴掌下去就能打死几百只,落在地上达一二尺厚。仰头一看遮天蔽日,几步外看不见人影,几十亩庄稼倾刻间便会被啃个净光。】 对于蝗虫的侵害,部队如对敌人一样,前后出动8万多人,组织了一个又一个剿蝗战役,直到1944年9月1日最后一批蝗虫被歼灭。大家创造的灭蝗方法多种多样,大体有以下几种: 一是许多人排成队,一块一块地对蝗虫进行包围消灭。 二是清早露水未干时,乘蝗虫翅膀潮湿飞不动,集中扑灭。 三是冷天时蝗虫喜欢寻找暖厩,可将干柴草堆放田边或地中,等蝗虫钻进柴草时用火烧。 四是蝗虫黑夜喜光,天黑时把灯放在地边,周围放数盆冷水,蝗虫扑灯时即会掉在水中淹死;或者在地边挖成一二尺深的沟槽,晚上以灯光诱蝗,等蝗虫落满沟槽时,突然以土掩埋。 …

[金井名人] 老年活党史 刘英,原名郑杰

这是我们金井镇三位老革命之一,唯一的女性,也是金井第一实力大户郑家的闺女,张闻天的夫人,参加过长征的革命女子!1905年出生,2002年去世,97岁的高龄老太太。她的娘家就在现在的金井集镇旁。 从下面这些文字节选可以看出来,这对夫妇性格都很耿直,不同的是,张闻天是个有大爱、负责任、有独立见解的人,这样的人物自然和毛泽东这样的阴谋家站不到一块儿的,因此下场比较惨,76年,和毛泽东同一年去世。 而刘英则是一个思想上有些随大流的农村妇女形象,没有丈夫那么多的主见,但是也绝对不屈服邪魔外道,这大概也是她活了97岁,最终成为中共活党史的原因吧。 === 刘英:从“小麻雀”、女红军到女革命家 纪念张闻天和刘英同志 刘英个头极小,被称为“小麻雀”,可相貌秀气,瓜子脸、柳叶眉,小小的嘴,是典型的湘妹子形象。早在少女时代,她就表现出了要求上进、不屈不挠的性格。那时,她冲破家庭重男轻女思想的束缚,发奋求学。但死守封建传统观念的父亲以“三从四德”的戒律,紧紧束缚着她。为此,她一次次抗争,决不认命。凭着顽强毅力和过人聪颖,终于争得读书的权利。她先后在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附小、长沙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五卅”运动前后,刘英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并一步步走向革命新天地,从一个为个人找出路的倔强女子,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成长为一个为人民大众幸福而不屈奋斗的共产主义战士,并经受住了血雨腥风的洗礼。 在大革命高潮中,刘英担任了湖南省总工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干事,协助书记郭亮工作。1927年“马日事变”后,共产党转入了地下斗争,她任省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长,和滕代远在长沙近郊组织“灰日暴动”,因事机不密而失败。 白色恐怖中,刘英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行前一周,同即将赴醴陵任县委书记的林蔚结婚。林蔚曾留法勤工俭学,1926年从苏联回国,任湖南省委秘书长。不想这次分别竟成永诀。当1928年3月她返回长沙再赴上海时,方知林蔚已在醴陵的严酷斗争前线牺牲了。她只得在上海的湖南临时省委“住机关”一年多。 1929年春,党中央送刘英到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劳大”停办,她于年底转入国际无线电学校,成为一名无线电专家。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1932年底,刘英由莫斯科回国。 === 在驻苏联使馆时,张闻天引起王稼祥不满和毛主席疑忌—杨尚昆同刘英谈话时说:毛主席这个人非常多疑,后来洛甫到莫斯科当大使时,我想毛主席可能也有点怀疑。因为那个时候中央委员里头当大使的就是张闻天和王稼祥两个,而在王稼祥当大使同张闻天当大使时比较,苏联政治局对张闻天就比对王稼祥要重视,规格要高。—总理不兼外长了。他不提要张闻天当外交部部长,因为他知道毛主席不喜欢闻天。他提出让陈毅当,其实陈毅并没有干过外交。但是总理对闻天是很尊重的。他对闻天是又怕又有顾虑。闻天过去是同他一起搞领导工作的,他知道闻天写东西、搞哲学和马列主义,都高一头。—关于释放被俘美国人的问题,同英国建交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部里是有分工的。主管的乔冠华他们都是很有才干的。闻天非常赞成他们的意见,同意放美国俘虏,和英国建交。在会上,总理也是同意的。但他什么都要听毛主席的。跟毛主席一汇报,毛主席说:俘虏不能放,一个也不能放,放了,我手里就无牌可打了。结果总理从毛主席那里赶回来,马上又召集会。闻天最讨厌半夜三更开会。这天,半夜1点钟来电话了:开会。那只好去呀。总理说:主席不同意,政策要改变。结果弄得乔冠华、张闻天灰溜溜的。对这些,闻天是有意见的。他认为我们是在认真研究材料的基础上提出的意见,怎么毛主席一句话就改掉了?他觉得这样不合适。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不能完全由一个人说了算。他后来跟陈毅讲了这个意见,把这个例子也告诉了陈毅。陈毅很同情。陈毅这个人很开朗的,说:周总理这个人我了解,他什么都要抓,一个人哪里管得了那么多。 有一次我去西花厅开会,跟邓大姐聊了一聊。她和我是老关系。她叫我小杰,我本来叫郑杰嘛。她和我说:你跟胡子[指周恩来,那时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中不刮胡子,他的胡子又长得很长很密,所以大家叫他胡子]讲一讲,叫他不要管得那么宽;管那么宽干吗呀?叫他少管一点,各部的力量都很强嘛,为什么不要各个部去管呢?他的身体实在是不行了,晚上不睡觉,这样的话就要垮了;你跟他讲一讲;我跟他讲过好多次,他都不听。 我就去找总理,说:我有意见跟你提。他说,你提呀。我说:是邓大姐要我讲的,你管得太宽了,使你的健康受影响;你少管一点,各个部门就负责了。总理非常谦虚,说:健康有什么关系?人就是为了工作嘛!工作不管,行吗?昨天我没有管到,那个杨刚[总理的新闻秘书]就出事了。报纸看了吗?你看这条新闻就错了。他讲得有根有据的:不管行吗?我说:总理呀,这条新闻出了错,但你管得那么宽,也不一定都不出错。你叫她以后注意嘛,这也是锻炼人哪,你管得那么宽,事情也不一定都办得对。总理说:那不行,不管不行。 —在长征路上,刘伯承,还有很多人都跟总理不合拍,看不惯周恩来的做法。刘伯承那时跟闻天能谈到一起,说:恩来管得太多了,我这个参谋长管的事情他也管。你看他那个本子,连背行李有几匹驴驹子都记着账,大小琐细的事都管。累得他写字的时候都打瞌睡,字迹就成了一坨一坨的,要让人猜都是些什么字。可电报还是要亲自写,这个怎么能行?对他这种作风有意见的,不是一个人几个人。 李克农和闻天谈得来,也知道总理是负责任的,但是过分了。—闻天反对大吃大喝,说宴请要简单些,这就同周总理有矛盾。周总理觉得中国是大国,要吃得好,要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都要上茅台,表示中国的气派。在这个问题上,闻天和周总理两个人不合拍。总理就是好排场,这同他的官僚出身有关。当年他就要我带头穿绸缎。闻天说:吃东西不一定要吃得太好,外交工作主要靠政策,不讲吃,吃得再好,要反对你还是要反对。—闻天对外援也有意见。说,人家上层一变,对这个国家援助的影响就完了,实际收获不大。闻天在外交部做一些事,毛主席是不听他的意见的。 —闻天去参加庐山会议,本来准备谈的是国际问题的意见,但是后来谈了大跃进问题。我那时正在北戴河。有一天张茜和我说,告诉你一件事,你不要紧张。昨天闻天给陈毅打了电话,说犯了错误,缺点讲多了。陈毅说,缺点讲多了有什么?不要怕。 我对闻天犯了错误感到震惊。我说,庐山会议,人家不讲,你去讲什么呢?我埋怨他。明明毛主席对彭德怀有一肚子意见,总是要发泄的。彭德怀讲了,你还要讲。胡乔木也打电话来打招呼,你还讲什么?他说,我不讲能行吗?国家要垮。我说,国家要垮,靠你一个人能行吗? 庐山会议后,陈毅到家里来和闻天谈话。陈毅对大跃进也有看法,认为许多事是假的。他说,他本以为闻天是在国外问题上出问题,没有想到是在国内问题上出问题。 批判时闻天住院去动手术,陈毅到医院去看他,说:告诉你一点消息,主席请彭德怀吃饭,我也去吃了这顿饭;彭德怀讲了三点,一不自杀,二要求下去劳动,三什么的;主席对彭老总说,也许你是对的。—外交部批判我后,我就给杨尚昆打电话。杨尚昆说,哪个不了解你?少奇同志就说,刘英没有什么问题。这又不是什么株连九族,闻天是闻天的问题。他要我写信,说他可以夹在文件里转给毛主席。 我给毛主席写信,说从长征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向来拥护毛主席,是毛主席通知让我离开苏区参加长征的,我对毛主席从来没有反对过,向来是爱戴的。我和闻天的政治经历不同,从来是听党的话,服从领导,没有什么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能丈夫有什么错,老婆就犯什么错误呀。我和他不同,又不懂经济,过去也没有犯过什么错误。信后还附了个说明,对所谓我诬蔑攻击毛主席的揭发材料做了解释。 — 《刘英和张闻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生活片断》—闻天没有提及自己的遭遇,只是声音嘶哑、气息微弱地说:“彭德怀打得比我还厉害呀。”我说:“明天叫孙式平到经济所给你请个假吧。”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闻天的人身安全丝毫没有保障,红卫兵可以随时从天而降地把他揪走。一天半夜,我和闻天都睡下,孙式平照例拿走我们房门上的钥匙(第二天一早再插到门上)后,也睡下了。半夜,听见院子里“咕咚”一声响,孙式平赶紧跑出去,见一个人跳墙而入,打开了大门。更多的人涌进来,扬言要带走张闻天。孙式平问他要经济所的介绍信,说随便逮人不行。来人蛮横地说:“我们是外交部的,张闻天是我们的人。”孙式平也不让步:“他现在不是你们的人。”闻天听见吵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打开了灯。这一下造反派就从窗户跳了进来,喝令我们:“起来起来,跟我们走!准备开斗争会!” 闻天和我被带到一辆卡车上,挂上“反党分子”的大牌子,被逼迫着喊“打倒反党分子张闻天!”“打倒张闻天的老婆!”之类的口号。一路闹哄哄地来到外交部,造反派把我们关在旧办公楼的一间小房子里。屋子里乱七八糟,脏得要命,有两张行军床,没有任何铺盖,我们只好合衣躺在上边,哪里睡得着? 第二天早晨,给我们打来了一盆稀饭,一盆霉豆腐,“吃饭!吃了饭要开斗争会!” 我一肚子气,什么也吃不下。闻天很沉着,他悄悄对我说:“你要吃一点,不然顶不住啊。你看,这霉豆腐里还有点辣椒呢,来,吃一点。”说着,他夹起一块霉豆腐辣椒放到我碗里。在闻天的劝慰下,我勉强喝了半碗粥。 喝过粥,造反派就来了。先拖着闻天和我到处示众,几乎跑遍了外交部的每一个办公室和宿舍,其实好多房间里根本没有人,不过是折磨我们而已。我个子小,腿都跑木了,可一旦跟不上他们的步伐,就要挨骂。 接着便召开斗争会,—我说:“我说的都是实话。张闻天是反对大跃进的,他说这是得不偿失,老百姓遭殃,报上来的粮食、钢铁产量都是假的。外交部大炼钢铁他是制止的。”我“揭发”的这些他们不需要,这些问题闻天早已讲过多次,他们已掌握得烂熟了。他们想从我这儿挖到张闻天“里通外国”的罪证。===我20岁参加革命,1927年白色恐怖之下没有动摇,有人证明:李维汉,再:周恩来。1929年周恩来送我到苏联去学习,4年后回到中央苏区。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李维汉都是我的证人,你们去查吧。我在长征中的表现,许多老同志都可以证明,像蔡大姐、邓大姐……”他们打断我:“举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说:“毛主席、周恩来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去查吧。” 专案组的人真去调查了。他们找到财政部的一位大姐朱端绶,她是我长沙师范的同学,当年一起入党,在一个支部并肩战斗过的。从她身上专案组一无所获,反倒碰了一鼻子灰,以后也就不审查我了,又重新把斗争的矛头对准闻天。 刘英:“应该忘记的,都让它过去吧” 百度百科上关于刘英的介绍 | 张闻天 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