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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会信任:为什么很多事变得很难商量

    先回答下面的问题,再读正文。

    1. 你最近一次跟同学、商家或陌生人商量事情,卡在哪里:信息不真、怕对方反悔,还是没有第三方能评理?
    2. 只信自家人时,班级值日、同学拼单、暑假合租会具体卡在哪一步?请选一件你经历过或拒绝过的事来说。
    3. 如果买到问题食品,你更可能怎么做:忍了、网上骂、找商家、找监管?为什么其他路走不通或太贵?
    4. 班级里有人总是不交集体作业、却同样得分,下一次还有谁愿意认真做?请用信任的语言,而不是只用对错来解释。
    5. 熟人介绍和公开评价,哪种更让你敢把钱或时间交出去?在什么规模上,熟人会不够用?
    6. 网上极个别恶劣案例被反复传播,会怎样改变你对一整类人的估计?这种估计对还是错,另说,它会如何改变你的行为?
    7. 医患之间如果互相防备,看病会多出哪些步骤?这些步骤保护了谁,又耽误了谁?
    8. 公共场合有人需要帮忙时,旁观者为什么常会先看有没有人录像、有没有可能被赖上?这暴露了哪一环缺失?
    9. 你或家人有过帮忙之后被纠缠的事吗?后来再遇到类似场合,你多了哪一步防备,少做了哪一件本来能做的事?
    10. 你愿意为了更少被骗,接受所有合作都变慢、变贵吗?这条线你画在哪一类事情上?
    11. 如果一个社区的人只相信自家人,公共设施、轮班值日、共用规则会遇到什么具体困难?

    上一讲把规则和信用说成可记账的基础设施。这一讲把镜头转到人与人之间:为什么很多本来可以商量的事,会变成互相试探、提前防备、甚至干脆不做。我把社会信任定义为:在不一定有私人感情的情况下,你仍然估计对方会按已说明的规则行事,并且如果对方不这样行事,存在某种让下一步变贵的办法。它不是觉得世界温暖,而是觉得计算还做得下去。

    信任低的社会不是每天都在吵架。更常见的画面是:表面客气,私下加码;合同变长,合作变短;能自己做的绝不交给别人;能一次结清的绝不留尾巴。生活仍在继续,只是每一步都更慢、更碎、更累。对你们这些还要长期与陌生人共事的人来说,累会变成职业选择:更想待在看起来可控制的小圈子里,而不想去做需要许多人配合的事。

    两种信任,半径不同

    先把概念劈开。特殊信任指向家人、亲戚、老同学、老乡:你们有共同的过去,违约会伤到还能再见面的关系。普遍信任指向还不知道名字的人:司机、店员、医生、网店、将来的同事。特殊信任几乎每个社会都有;差得大的是普遍信任能不能撑住日常。

    城市生活极度依赖普遍信任。你坐车,假设司机会按交通规则开;你吃饭,假设厨房不会为了省而让你生病;你交作业到公共平台,假设规则对每个人差不多。这些假设不必是百分之百,只要崩溃的概率低到你不必每次都亲自检查。一旦你必须每次检查,城市的效率优势就消失了,它会退化成许多个互相戒备的小单元。

    特殊信任过强、普遍信任过弱时,会出现一种很典型的结构:圈子内部互助很深,圈子外部手续极繁。对圈内人,一句话就能借钱;对圈外人,再多证件也像演戏。这种结构能让人活下去,却很难把学校、医院、公交、市场这些公共事务做成对所有人同样可进入的服务。公共的意思,正是不只对熟人开放。

    商量为什么变难:三块摩擦

    商量是合作前的对话:把各自要什么、怕什么、能承诺什么摊开,看能否成交。信任高时,摊开的成本低,因为双方相信对方说的大意是真的,也相信假的话以后会被抓住。信任低时,摊开本身就很危险:你一说底线,对方拿去压你;你一说困难,对方拿去当借口。于是大家改说场面话,真问题藏在后面,会议越开越长,决定越来越少。

    摩擦通常来自三块。第一,信息不真:对方知道你不知道的事,并且没有足够压力把关键信息交出来。食品里加了什么、房屋漏不漏、兼职到底有没有加班费,都属于这一类。第二,违约便宜:对方事后改口,你追索的时间、金钱和面子成本高于损失本身,于是理性选择是忍。第三,第三方弱:没有被双方都承认的裁判、检测、调解或公开记录,争执只能回到谁嗓门大、谁关系硬。三块里有一块严重,商量就会变形;三块叠在一起,很多事会直接从待议清单上消失。

    消失并不表现为有人宣布我们不再相信别人。它表现为:拼单变少、合租变难、集体项目变成一个人扛、公共维修变成互相指认。你们在班级里见过这种退化:只要出现几次搭便车而没有被处理,认真的人会学会以后少出头。社会层面只是把班级放大,并加上金钱和健康。

    交易成本:防备的价格

    上一讲提到不确定会提高交易成本。信任薄的时候,交易成本会以更日常的方式出现:反复确认、找中间人、要求先付款、要求押金、要求录像、要求第三方检测、把每句话录音。这些步骤每一项单独看都合理,因为它们针对过真实伤害。加总之后,一笔本来二十分钟能说完的合作,变成两周手续。

    手续会筛选人。能支付手续的人继续合作;付不起的人退出,或只在熟人里打转。于是信任薄不仅伤害被骗者,也伤害那些本来守规、只是没有余力证明自己守规的人。年轻人找第一份工作、小店第一次进货、病人第一次面对大医院,最容易被这种证明成本挡住。挡住之后,他们更依赖熟人介绍,特殊信任进一步替代普遍信任,半径继续收缩。

    还有一种价格叫注意力。人的防备预算有限。把预算花在猜对方会不会坑我之后,用来把事情做对的注意力就少了。课堂讨论如果先变成谁立场有问题,知识就谈不下去。医患如果先变成谁会不会被录音拿去剪辑,诊断也会被手续打断。防备是对风险的理性反应;当它成为默认操作系统,专业工作会被改写成证据战。

    公共的事为什么特别怕信任薄

    公共事务有一个讨厌的性质:好处分散,成本集中,而且很难把不出力的人排除在外。楼道灯、班级值日、社区防疫、公共草坪,都是例子。信任足够时,人们愿意先出一点力,估计别人大多也会出,而且长期白占便宜的人会被看见。信任不足时,每个人都等待别人先动,先动的人像傻子,于是灯坏了很久、草被踩出一条路、值日表变成摆设。

    这不是国民性寓言,是激励。经济学家把这类局面叫集体行动困难。解决它,可以靠很小的圈子(大家都认识,面子够用),可以靠强制(不交费就停服务),可以靠把贡献变得可观察(公开谁做了什么)。信任薄的社会若既不好意思强制,又无法让贡献可观察,就会卡在都觉得该有人管、都觉得不该是我的状态。卡很久以后,人们会得出一种很伤的结论:公共的事就是没人的事。结论一旦成立,下一轮更没有人肯先动。

    对你们即将进入的成年生活,这意味着:只批评别人冷漠不够。要看冷漠后面的记账是否存在。没有记账,热心是消耗品;有记账,普通热心也能维持。法治那一讲里的可追责,在这里变成社会层面的可看见。

    几个贴身场景

    食品和日用品。你无法对每一袋米做化学分析,必须把检查外包给标准、抽检和品牌的重复销售。如果假的被发现后只是换个包装再出现,外包就会失效,你会改成只买极少数看起来更贵的牌子,或只相信某个亲戚推荐的渠道。市场看起来还在,选择其实在变窄,穷人更先被劣质品击中,因为他们更付不起那条更贵的信任溢价。

    医患。医学本身充满不确定,这已经够难。若再叠上互不信任:患者担心被开不必要的检查和药品,医生担心被误解、被闹、被剪辑传播,双方都会加步骤。加步骤能留下痕迹,却会挤占问诊时间,也会让真正需要灵活判断的病情被套进防御性流程。结果常常是:费用上升,体验下降,医学判断变保守。保守有时更安全,有时只是更怕事后被追。区分这两种保守,需要看追责针对的是过程违规,还是针对任何不好的结果。

    邻里和公共场合。扶不扶、劝不劝、要不要出面做证,反复被讨论,不是因为人们突然失去同情,而是因为事后解释权不稳定时,一次帮忙可能变成长期纠缠。如果鉴证、调解、澄清的通道又慢又贵,旁观就是在现有规则下的省钱选择。要改变选择,必须降低帮忙之后被错误归责的概率,而不是只提高道德音量。音量可以让少数人更勇敢,让多数人更羞愧;羞愧很少能稳定地变成下一次的行动。

    网络。传播让极端个案例成为许多人的样本。样本偏差会系统性地压低普遍信任:你看到的不是平均的店、平均的医生、平均的路人,而是最适合被转发的那个。对个体,提高警惕有时能避害;对整体,人人按最坏个案例来设计自己的策略,合作会低于实际风险所要求的水平。更麻烦的是,网络还让违约者容易换马甲,使记账中断。记账中断,信用就变回当场表演。

    对还在读书的人,信任薄还会改学习策略。小组作业若反复出现搭便车,认真的人会改成自己做完再挂上别人的名字,以免撕破脸;撕破脸的成本是以后几年仍要同班。策略有效,成绩也许保住了,可核验的贡献却更看不见。看不见,下一次搭便车更便宜。班级于是用一团和气盖住一张越来越薄的普遍信任。和气不是信任。和气是把摩擦推迟到评优、推荐和分班那些必须摊牌的时候。摊牌时冲突会显得突然,其实账已经记了很久,只是没写在值日表上。

    关系与制度:两条可以并用的路

    遇到事先找熟人,并不自动等于落后。熟人能快速传递那些文本写不清的信息:这个人做事是否拖、脾气是否烈、以前翻过哪些脸。制度再完善,也难把这些软信息写全。问题在于,当制度提供的硬信息太少、执行太飘,熟人就会从补充变成主路。主路一旦形成,不会找人的人会系统性吃亏,于是每个人都被迫把时间投资到关系维护,而不是把时间投资到把事情本身做对。

    制度路径是把关键信息标准化、可核验、可携带:执照、检测报告、判决与履行记录、可查询的处罚、可转移的信用档案。标准化会漏掉温度,这是代价。收益是:一个从外地来的年轻人,不必先花三年认人才能租到不那么坑的房子、找到不那么坑的工。社会流动性越高,越需要这条路径。流动性低、大家世代住在同一条街时,熟人也许够用;你们面对的未来更可能是高流动,不够用的那一天会更早到。

    两条路可以并存。课上反对的是只剩一条。只剩关系,公共规则变成摆设,商量变成看谁站在哪一边。只剩冷冰冰的表格、又没有公正执行,表格会变成新的障碍,人们会重新逃回关系。健康的状态是:硬的部分走程序,软的部分用人情润滑,并且润滑不能否定程序的结果。

    重建不是劝善,是改激励

    若把信任薄只解释成人心坏了,药方就会写成呼吁善良。善良值得有,但它不是可规模复制的公共机制。能规模复制的,是让守约的人更容易被认出来,让违约的人更难装作第一次。认出来和装作,都依赖记录、抽检、对等的披露,以及追索成本下降。

    下降追索成本,具体可以是:小额争议有便宜的调解;检测有够用的公共或市场机构;评价不能轻易被刷,也不能被随意删到无法核对;对恶意归责有澄清时限。每一项都烦,烦的对面是今天这种人人自备全套防备的烦。社会要选哪一种烦。选错的典型症状是:防骗教程越来越多,可合作的对象越来越少。

    重建也需要时间上的诚实。一次公开处理并不能立刻把普遍估计拉回来,因为估计来自多年样本。但一次都不处理,估计会单向下滑。你们观察一个班级、一个宿舍、一个小组就够:只要连续几次让出力的人吃亏、让甩手的人过关,语言会先变酸,然后行动会变少。反过来,几次让规则被看见地执行,酸会慢一点退。慢,是因为信任的积累像信用额度,用破一次很猛,补要许多次。

    权衡:防备与合作

    最后把权衡说清楚。更高的防备能减少被骗、被赖、被当枪使,这是真收益。它的成本是:合作变短、变浅、变贵,公共的事更难凑成,专业判断被证据战打断,年轻人更依赖圈子。没有人能在零防备里生活。问题是防备有没有被制度分担。分担得好,个人不必每笔交易都当侦探;分担得差,每个人都被迫当侦探,侦探多了,市民就少了。

    对个人,课上不教你们去无条件相信。更有用的是学会分类:哪些场合可以靠重复购买和口碑,哪些必须看可核验的记录,哪些只能缩小交易半径。分类是一种智力,不是世故。世故停在认命;智力还问:哪一环若被补上,半径就能放大一点。

    1. 先问这是特殊信任问题还是普遍信任问题,别用家规去要求陌生人,也别用对陌生人的冷淡去对待家人。
    2. 再问三块摩擦里哪一块最大:信息不真、违约便宜,还是第三方弱。
    3. 然后问自己加的每一步防备,保护了什么,挤掉了什么。
    4. 接着问公共的那件事,贡献能不能被看见,不出力能不能被排除或被记录。
    5. 最后问重建靠的是劝人,还是让下一次违约更难装成第一次。

    五问能让讨论从人心真差落到机制。人心当然有差的,机制决定差的行为会不会被放大成全社会的默认策略。

    流动让熟人不够用

    信任薄在人口不流动的村子里,有时能被面子和闲话部分替代:大家都还要见面,闲话就是记账。城市和跨地区就学、就业把见面频率打散了。打散之后,闲话传不远,身份更好换,一次性交往变多。一次性交往里,违约的未来成本更低,普遍信任若没有制度来补,就会比乡村更脆。脆不是城市人更坏,是记账技术没有跟上流动。

    你们这一代的生活更可能是流动的:换城市、换平台、换同学构成。流动提高了自由,也提高了对普遍信任的需求。若需求得不到供给,自由会表现为孤独的自由:谁都管不着你,你也很难托付任何人做需要几天以上的事。于是出现一种矛盾的画面:连接工具很多,可商量的对象很少。工具解决的是传输,商量需要的是估计对方不会在中途把桌子掀了。

    流动还会让特殊信任超载。家里仍被当成最后的保险公司:借钱、托关系、看病陪护、失败后的落脚。家的半径有限,功能被叠加得越多,家庭内部的商量也会变难,因为它承担了本该由公共规则分担的风险。社会信任薄,最后会表现为家事更重、更吵、更喘不上气。这不是让你们去责怪父母,而是看见:公共那一层若托不住,私人那一层会被压弯。

    谣言、核实与注意力税

    信任薄时,谣言的市场会变好。因为核实贵,人们用情绪和身份来替代核实:这像我们这边的人说的,所以更真;这像他们那边的人说的,所以更假。身份启发式在信息过载时很省力,错的概率也稳定存在。错一次,防备再加一码,半径再缩一圈。

    核实成本可以被分担:可查询的原始材料、时间戳、独立检测、允许更正并让更正被同样传播。若只有第一波刺激被传播、更正走不动,公共记忆会停在最刺激的版本上。停在那里,会对整类职业、整类外地人、整类机构征收声誉税。被征税的群体会更封闭、更排外地自保,普遍信任继续下降。这是传播结构问题,不是一句大家要冷静能解开的。

    对个人,课上建议的不是去当义务核查员,那会耗尽你们。更可持续的是:把高代价决定和高刺激传闻分开。决定要不要把钱、身体、档案交出去时,才配得上较真的核实;浏览时允许自己被刺激,但不要让刺激直接改写对一整类陌生人的估计。分类能保护注意力,也能保护合作半径。

    学校里的小型公共

    班级、社团、宿舍是你们最先遇到的公共。有人值日、有人偷懒;有人把器材用完归位,有人把损坏留给下一组。若只用道德语言去讲,而不去改变看见和记录的方式,语言会很快贬值。贬值后,认真的学生会觉得自己像被收税的人,于是也开始学习少做。这就是社会信任下滑在校园里的预演。

    预演的价值是:代价还小,规则还可以被当场改。把贡献变得可看见,把重复偷懒变得有后果,把一次失手和一贯甩手区分开,宿舍的空气会变。这些技术移到更大的社会会碰到权力和利益,不会同样顺利,但逻辑同构。若在最小的公共里都练不出商量,到了更大的公共,你们会更早缴械,改用嘲讽和退出。

    把难商量翻译成可检查的句子

    当一次商量卡住,试着暂时不用人心、素质、风气这类大词,改写成四句能被核对的话:对方有没有关键信息我没有;他违约后我追得起吗;有没有双方都认的第三人;即使这一次做成了,下一次他还要不要见我。四句里如果全是否,这笔合作要么不做,要么必须把半径缩到能用特殊信任覆盖的程度。缩半径不是丢人,是承认基础设施不足。丢人的是把不足说成对方有病,然后期待下一次奇迹般顺利。

    能把卡住的商量翻译成句子,本身就是一种公共能力。它让争论从站队变成修管道。管道修不好时,至少能看清是哪一段漏,而不是把整座城市说成不可居住。不可居住是文学,漏段是机制。这门课训练的是后一种。

    还要注意:难商量有时被包装成效率。有人会说先做起来再沟通,或说大家都懂不必写。效率在熟人、短单、可立刻看见结果的事上成立;在要跨月份、跨班级、跨机构的事上,不写清楚、不留记录,效率只是把冲突推迟到更贵的时候。财政那一讲里的隐性债务,和这里的隐性约定,是同一类推迟。推迟不是消失。

    两个最冲的疑问:谁买单,以及记录是不是监控

    第一问通常是:防备是被坑出来的,你让我少防,出事谁买单。第二问是:只信自家人有什么错;重建若靠记录,是不是以后人人被盯。

    谁买单,必须先承认:这一讲不能给你们一张出事赔付的保单。老师不赔,课文不赔,喊善良的人也不赔。所以「少防备」如果听成无条件伸手,那是误听。课上反对的是把最坏个案例当成默认操作系统,让所有合作都按诈骗来设计。按诈骗设计,能降低被骗概率,同时把大量本来可完成的拼单、合租、小组作业、公共维修赶出清单。赶出清单的损失,也是你们在付:事情更慢、更贵、更碎,能做的事变少。买单的人从来不是抽象社会,是那个本来可以成交、现在选择不做的人。防备的收益是少挨一次刀;防备的成本是少做成十件普通的事。权衡不是品德题,是频率题。极端伤害的频率若被传播放大,个人按放大后的频率做决策,整体合作会低于真实风险所要求的水平。这不是叫你们去当证明人性的志愿者。这是叫你们分开两种场合:一次性、不可追索、伤害不可逆的,防备应该厚;重复、可换商家、可留下记录的,把防备外包给抽检、评价和下一单拒绝,而不是每次都亲自当侦探。

    只信自家人,对不当干部的人仍然有价格。价格出现在值日、拼单、合租、实验室预约这类必须跟非亲戚共事的地方。圈子内部可以很暖,圈子外部会变成手续和猜测。暖不能替代学校和城市里那些必须对匿名他人开放的服务。至于记录和监控:可核验的履约记录、抽检、小额调解,目的是降低追索成本,不是把生活做成全景监视。两者经常被混为一谈,因为它们都产生痕迹。区分在于谁能看、看什么、用来做什么。全景监视收集的是你尚未违约的日常;履约记录收集的是你是否按已说明的规则交货。前者扩大开口,后者缩小开口。重建信任若滑向前者,会换来另一种普遍恐惧,合作半径同样会缩。所以这一讲要的不是更多摄像头,而是更便宜的评理和更难装成第一次的违约。评理通道若慢过考试周,旁观仍是理性。改变旁观,必须把调解时限压到普通人付得起的长度,而不是把勇气当成公共品来摊派。

    把核心收回成摩擦而不是人心

    很多事变得很难商量,往往不是突然不会说话,而是普遍信任变薄:信息不真、违约便宜、第三方弱,三块摩擦让摊开底线变得危险。防备于是上升,交易成本上升,公共的事更难凑成,熟人关系重新变成主路。关系能救急,却会锁死合作半径。要让商量重新变得可能,需要的不是更响的道德口号,而是让行为可预测、可看见、可追责。规则那一讲提供记账的底;这一讲说明底若缺席,人与人之间会先学会闭嘴。下一讲会把同样的方法用到身体和寿命:活得更长之后,为什么仍可能活得不稳,以及医疗与公共卫生各自在付哪一笔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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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年后的中国,分配方式可能会有哪些变化

    20年后的中国,分配方式可能会有哪些变化

    什么是分配方式?简单来理解,就是社会财富的分配机制,比如收入、税收、福利等,有些收入转变成大家公用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有些是私有的,比如工资,或者某个集体所有的财产,比如企业收入或者大学、研究机构的资金。这三种收入和资源的分配占比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态。

    有些国家是高税收高福利,比如欧洲很多国家,这种模式现在看来已经走到了头,尤其是法国、希腊等等;有些是低税收低福利,比如美国国内的一些州就用这种方式吸引投资,在这里,有些州是没有企业所得税的,有些则是不收个人所得税的;还有是高税收+低福利,然后国家来大规模投资,比如中国。

    这些是目前的一些常见的分配方式,20年后的中国,分配方式在正常情况下会朝着美国、新加坡、台湾的分配方式转变,基本上不可能成为法国这样的欧洲福利国家,中国人对这种政策天然很抵触,哪怕是社会底层。

    为什么中国特别看重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和中国同根同源,注重国家主导的同时,也很国际化,很有眼光,很高效。

    但未来的中国也不可能和现在的新加坡一个样,毕竟社会如今的变化相当快,每天都有决定性的新事物出现,那么,由于科技的发展会带来哪些新的意料不到的变化?毕竟,中国目前本身的分配模式就是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摸着石头过河走出来的,谁知道二十年后会不会是同样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一样的模式?

    决定这个方向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 除了科技的高速发展这个之外 – 就是中国的文化,这是一种强烈的讲究集中统一的儒家文化 + 勤劳吃苦 + 注重眼前的现实利益 结合起来的文化种类。过去几十年,这种文化特征事实上决定了中国目前由国家来主导投资与分配但是又不是全部复制计划经济的中间制度,这是阶段性的,目标肯定还是市场经济为绝对主导力量。再过20年,哪怕不能建设成如今的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为绝对主导的那种框架,至少也会比目前更市场化,国营经济会从目前的一些领域退出。

    科技不仅仅会让生产成本降低,也会让很多信息流通变得透明而且高效。而后者对于分配方式的影响也很大,类似项目公开招标,能够让投资方减少很多资源浪费,因为贪污受贿等行为少了很多。科技的发展会让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比如深圳这样的高科技城市和内地的欠发达城市相比,灰色收入少了很多,中间插一杠子的行为不多了,投资者、工作者所获得的分配收入比内地自然就高了很多。二十年后,大多数中国城市都会朝向深圳这种模式自然靠拢,结果自然就是深圳这样的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城市开始成为普遍现象。

    在欠发达的内地县城或者小镇,政府的投资和政府公务员的收入相对当地民众来说都要高一大截,而在深圳,政府主导的投资相对民营企业要少很多,公务员的收入仍然很高,但是相对一些企业主和高科技人才还是差得多。

    当然深圳也不是最终形态,香港这种高收入国际城市才算是最终形态。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决定社会分配制度的永远是利益,未来也仍然是。在一个物质很丰富的时代,特权阶级的特权范围会缩小,如果这个阶层花费了巨大的成本也只能获得有限的特权,那么可能会放弃。慢慢地,社会结构就会很自然地发生变化 — 还是拿深圳与内地县城对比就可以看到。在一个物质丰裕的城市,分配制度会很自然地相对更健康合理。